《毛泽东传》

【精彩书摘】

中文版序言

1936年7月，毛泽东在他位于陕北的基地保安接受有左派倾向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之时，已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游击队领袖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一。斯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却充满同情。当时的斯诺作为一个高产记者在中美两国的左派中间也已是大名鼎鼎。他的文章常常发表在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和美国的《星期六晚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外交季刊》等报刊上。在第一次采访毛泽东的那一年他只有31岁。与其他公开鼓吹其亲共产主义观点的驻华左翼记者不同，斯诺享有从不盲从、独立思考的声誉。正是这种“独立性”引起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的注意，遂决定利用这个有才气的年轻记者来扩大他们在国内外的知名度。

斯诺也急于见到中共领导人。他毕竟是一个职业的文字记者，深知这种会谈一定会带来轰动一时的独家新闻。早在1936年3月，他就开始探索进入中国“红区”采访的种种可能途径。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终成为第一个当面采访了毛泽东的外国记者。

斯诺此行并非孤身探险，他还有一个同伴，此人是黎巴嫩血统的美国皮肤病专家乔治·海德姆，他后来的中国名字叫马海德。两人于7月13日抵达保安，而在两天前，毛泽东就已经到达这个小县城了。当时的毛泽东正忙于躲避蒋介石大军的“围剿”，后者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领袖。毛领导的红军刚刚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交锋中吃了大败仗。但是根据斯诺的观察，当时的毛泽东显得非常“轻松、自然和随和”，看上去就是一个英明的、有着深刻的洞察力的哲学王。被迫撤到保安这件事丝毫没有使他焦虑不安。他和他的夫人贺子珍住在一个很不舒服的窑洞里。这个窑洞是在一个黄土峁里挖的一个大洞，不管外面天气如何，这个原始的栖身处永远是又暗又湿，窑洞顶部不停地往下滴水。

“他无疑相信自己吉星高照，命中注定要做一个统治者。”斯诺后来回忆道。这个宽敞的窑洞里的各个房间不时回荡着的他的大笑声加强了斯诺的这个印象。“甚至在说到自己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斯诺写道，“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目标的信念”，“ 毛是个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个子高出一般的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当然，他的农民本性也未能逃脱斯诺的观察。毛的风格简单而又有点粗鲁，他的幽默感虽不唐突，但有点低俗，“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因此，下述判断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他是如此热衷于谈话，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也是一个实干家…… 他的分析能力同样杰出……然而，从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他也有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看法都受到了他所信奉的、由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按照他自己对斯诺的谈话请求的理解，毛首先谈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这是一场持续了几个小时的通宵谈话，谈话地点是黄土高原上的一个窑洞，这种窑洞在当地是典型的民居。即使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生活在这些窑洞里的人也是相当穷的。斯诺回忆说：“我们真像搞密谋的人一样，躲在那个窑洞里，伏在那张铺着红毡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毕剥着火花，我振笔疾书，一直到倦得要倒头便睡为止。”

吴亮平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懂英语。坐在我身旁，把毛泽东柔和的南方方言译成英语。在这种方言中，“鸡”不是说成实实在在的北方话的ji，而是说成有浪漫色彩的 ghji；“湖南”不是“Hunan”，而是“Funan”；一碗 “茶”变成了一碗“tsa”；……毛是凭记忆叙述一切的，他边说我边记。

陕北之行结束后，斯诺乘火车返回北京，那是他在中国的常驻地。一到北平他就在美国大使馆原文如此。——译者注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接着开始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一本书的写作。1937年7—8月，毛泽东关于他本人生平的自述以自传的形式第一次公之于世，发表在纽约的《亚洲》杂志上，这是斯诺的朋友理查德·沃尔什办的一家左派刊物。这年年底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收录了这个自传，只是略有删节。书中有关毛的生平的那一章的标题是“一个共产党人的诞生”。这本书首版于伦敦，很快就风靡全球。参见［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125~180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继这部开山之作之后，关于毛泽东，已有众多作者写了多如牛毛的文章、小册子和专著，就对毛泽东其人的描述的生动和具体而言，其中的很多作品不亚于斯诺的这本书，甚至超过了斯诺。后来还拍了许多关于毛的电影。互联网问世之后，又出现了许多以他为主题的网站。他的一生中最微不足道的细节都有人作过研究。然而，所有这些作品和研究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呢？

自20世纪60年代初苏中两党决裂以来，研究毛泽东的苏联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斯诺的一个说法，即毛信奉“苏联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否定了这个结论。而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西方和中国的大多数研究者们就已摒弃了这个说法。相反，他们断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早在3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就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党；而且，与中共党内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们截然不同的是，毛本人从那时起就已同莫斯科实质性地拉开了距离。根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许多学者指出，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认为他与其说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代表农民利益的民族主义者”。早在40年代末，包括费正清、史华慈、康拉德·勃兰特和罗伯特·诺斯在内的一批历史学家就开始鼓吹毛在与斯大林的关系上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的“独立性”，这一观点后来成了一个经典公式。

在毛的领导下出现的中国农民革命的不断高涨似乎驳斥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本人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的思想。

在整个20和30年代，毛泽东从未去过莫斯科，斯大林也从未与毛有过直接接触。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倒是收到了不少有关毛的负面报告，这些来自中共党内和党外的形形色色的报告称毛是“反列宁主义”的，甚至是“托洛茨基主义者”。赫鲁晓夫曾说过，斯大林认为毛是“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报告与赫氏的上述说法倒是一致的。50年代中后期，即在苏共二十大谴责了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本人也多次说过他对斯大林的一个感觉，即斯大林不信任他。

可悲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离真相很远。近几年才解密的中共、苏共和共产国际的秘密档案，为破解毛泽东之谜提供了转机。这些史料长期锁在保险柜里，只是到了今天才向研究者公开。这些档案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由设在莫斯科的苏共中央马列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保存的、从未发表过的有关毛泽东及其敌人和朋友的那部分材料。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之后，这个档案馆已改称“俄罗斯国立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至少同等重要的材料，还有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们的努力而于近年来得以披露的部分中共中央原始文献，后者的大部分至今仍未解密。本书就是依据这些独特的档案资料而写成的。

我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对许多朋友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关心和善意的帮助，这本书将永远不可能付梓乃至问世。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和同事斯蒂芬·I·利文，他对我的研究出了大力，将此书从俄文译成英文。同样的感谢也要献给玛德琳·G·利文，她对我的手稿做了文字上的润色，使其更臻完美。还要感谢安德鲁·J·内森对最初的手稿所做的深思熟虑的评注。

另外，我也要向以下诸君表达我的谢意：基里尔·米哈伊罗维奇·安德森、叶卡捷琳娜·鲍里索夫娜·博格斯拉夫斯卡娅、毛泽东的侄外孙曹耘山、陈永发、格奥尔基·约瑟福维奇·切尔尼亚福斯基、蒋介石的重孙女蒋友梅、弗里德里希·伊戈里耶维奇·费尔索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戈登、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格里涅夫斯基、柳德米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卡尔洛娃、塔玛拉·米哈伊洛夫娜·科列索娃、毛泽东的外孙孔继宁、柳德米拉·米哈伊洛夫娜·科什列娃、李丹慧、李玉贞、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拉里莎·尼古拉耶夫娜·马拉申科、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马斯洛夫、阿伦·瓦格维奇·梅里科谢托夫、尼娜·尼古拉耶夫娃·梅尔尼科娃、尼娜·斯捷潘诺芙娜·潘索瓦、拉里莎·亚历山德罗芙娜·罗格瓦雅、斯维特兰娜·马尔科芙娜·罗岑塔尔、斯蒂芬·史密特、伊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索特尼科娃、达里娅·亚历山德罗芙娜·斯皮恰克、叶列娜·康斯坦丁诺夫娜·斯塔罗夫洛娃、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季霍纽科、尤里·季霍诺维奇·托托奇金、沈志华、瓦列里·尼古拉耶维奇·谢皮列夫、王凡西、王福增、余敏玲和毛泽东的翻译之一资中筠。我还要感谢许多不愿意透露其姓名的中国公民，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不少他们在毛泽东统治下的生活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