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峡口》

这一道峡关

2011年的那个夏日，我打开这一册《建国方略》之时，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矣，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位列世界第二矣，中国已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重要成员，其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还在进行之中。

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决胜的时刻到来——

公私关系之再造、地权契约之重建，邦本所系，正在奋力推进之中。前方的峡口已透过来光亮，如何冲得过去？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感慨，中国之事，非如傅说对商王武丁所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实是“行之非艰，知之惟艰”，“行易知难”也！他所宗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见载于《礼记·礼运》。

孔子（前551—前479）续言之：“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梦。

要把梦想化为现实，“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乎？

抑或，“知之亦艰，行之亦艰”乎？

检讨过去一百多年中国的坎坷历程，或可明了。

我选取　2010年至2014年撰写的9篇文章，试图定格这一场宏大叙事的若干镜像。故事的场景，包括晚清之北京、北洋之北京、国民政府之南京、新中国之北京以及南国水乡。其间，有政治家，有读书人，还有寻常百姓家。前5篇文章钩沉历史，后4篇文章发力当下，皆朝向眼前这一道峡关。

其中，《圆明园的记忆》试图以圆明园早期影像史为线索，呈现东西方文明冲突之悲剧，以及“万园之园”圆明园的破坏史。当年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勋爵（GeorgeMacartney，1737—1806）的不欢而散，咸丰皇帝（1831——1861）对公使驻京的恐惧，所牵涉的礼仪问题，今日看似小儿科，彼时却是头等大事。因为你不按照中国的方式觐见皇帝，后者就不成其为皇帝了。这是历史的宿命。

《首都计划的百年大梦》试图呈现国民党北伐之后营建国都南京的规划之争，及其背后的党权、军权与人权之争。这些明争暗斗，处处把着历史大线索。20世纪20年代末期，世界范围之内，城市规划因机动交通时代来临、阶级矛盾激化，处在大调整过程中。国民政府之首都计划正是此期难得之样本，值得细致打量。

《革命风潮，向故宫荡去》试图呈现20世纪20年代紫禁城历经的两场风波：三大殿改国会之争、拍卖故宫“天字第一号逆产”之争。文中赖德霖先生提到的20世纪50、60年代的故宫改建计划，我曾著有专文，载于《采访本上的城市》，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

《中国建筑史之新纪元》是为林徽因（1904—1955）一百一十冥辰而作，试图探明梁思成、林徽因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的历史方位，梳理学术脉络，理解建筑传统。建筑乃文化之造化，中国建筑及其所承载之文化如何传承创新，仍是今日之大课题，这正是梁林之学的当下意义。

《梁陈方案的成本》试图以20世纪50年代在北京城市改造中，41位居民的信访故事为线索，对彼时的首都规划之争做一观察，对梁思成、陈占祥（1916—2001）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作一分析。那场争论对北京乃至中国的城市发展影响至深，很有必要继加探讨。

《城市化转型》以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为切入点，《再造魅力故乡》以广东佛山水乡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与情感纠葛为线索，试图勾勒过去十多年中国土地与税制改革趋向，探索以城市化转型推动社会转型的适宜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盛世危言》试图对城市形态问题进行探讨。在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小汽车成为规则的定义者，高地耗、高能耗随之而生。在全球范围内，诸多城市面对“增长的必要性”败下阵来，这向中国暗示了什么？

《大北京的未来》试图探明北京“大城市病”根源。在过去十多年里，北京的发展空间被迅速填充，人口突破两千万，深陷城市结构与资源环境之困。尽管2004年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人口总量控制与城市结构调整之策，可是，成效不彰。在此背景之下，新设中央行政区的建议再次浮出水面，仿若昨日故事之重现，结局如何？

这些文章曾先后发表，此次选入，皆做了必要的修订。

我试图把这些故事放在更加辽阔的背景下书写，中国正拥有这样的历史资源，值得吾辈深入发掘，以为继续前行提供镜鉴。

静下心来，理解中国。这是我向读者奉上这一册小书的心愿。

祈福吾邦。

王军

2015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