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峡口》

【精彩书摘】

前言

2011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地铁一号线，我打开这一天的“地铁读物”——孙中山先生（1866—1925）的《建国方略》，站在车厢内翻阅起来。

看了一会儿，我身前座席上的一位老先生站立起来。“你在看孙先生的书！你在看孙先生的书！”他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没想到你们还在看孙先生的书！”

老先生一口流利的国语，听得出他来自宝岛台湾。“是啊，我在看孙中山先生的书，他的书很好啊！”我脱口而出。

“确实是好！他的观点今天都不会过时！”老先生颇为激动，指了指身边坐着的一位女士，自我介绍，“我们从台湾来大陆旅游，这是我太太。国父的书我们从小就念，他写得太好了！可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都不念了。没想到大陆还有人念！”

列车到站，老先生偕夫人下车，我继续前行。看着他们的背影，我一时百感交集。

彼岸何在

地铁一号线从天安门前地下穿过。每年“五一”“十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都会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与高挂在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对望。

1980年，邓小平（1904——1997）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OrianaFallaci，1929—2006）采访，后者开口就问：“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永远要保留下去。”邓小平答，“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蒋介石像一度被挂在天安门上。彼时，这位政治强人如日中天，谁能料到，在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之中，短短几年他就溃不成军。

天安门背后的紫禁城，是明清两朝的统治中心。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它见证了中国的首都第一次沦陷于列强之手。近代以来，东西方文明悲剧性地相遇，使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天朝上国”天翻地覆。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额约三分之一，列各国之首。此后，一落千丈。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中国的首都第二次沦陷于列强之手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总额的6％。

这一年，法国一家画报刊登了一幅石印彩画《列强瓜分中国图》，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覆盖其市场体系。

乾隆皇帝（1711——1799）对此毫无感觉，他在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III，1738—1820）的信中写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无意加入西方的体系，可这事儿由不得他，洋枪洋炮接踵而至。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逼入救亡图存的境地。内忧外患之中，体制内的改革一次次破产，根植于农耕文明的天朝帝制轰然倒塌。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诞生。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疾呼：“用人民来做皇帝，用四万万人来做皇帝！”

泱泱中华犹如一艘巨轮驶入急湍甚箭、猛浪若奔的历史之峡。峡江两侧，一壁是固有之中国，一壁是所谓进步之西方，中华巨轮被夹在其间，一百多年过去了，一次次渡过急流险滩，仍在乘风破浪。

帝制是回不去了，彼岸何在？有人说，唯西方之文明是岸。

去“中国化”，在中国内部，渐成强势。中国的过去，包括语言、文字、宗教、艺术、建筑等等，皆被认定为“不进化”的标志，皆须对近代以来中国所罹受的凌辱承担责任。

西方成为神话。人们迷信，自古以来，西方就是世界文明的领跑者。

可现在的问题是，从1764年英国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Hargreaves，1721—1778）发明珍妮纺纱机（SpinningJenny）算起，西方以工业革命打造的文明样式已存在250年，接下来，它会再享250年寿命吗？

在源自西方、机器轰鸣的流水线上，生产的增长与消费的增长联姻，后者又与垃圾的增长成正比，决定了总体经济的增长、就业与温饱的增长——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将自身的命运交付给这样的关系，自给自足、可循环的农耕文明成为过去。

2007年，全球半数以上的人口寓居于城市，空前的城市时代来临，人类文明史书写了崭新篇章。可是，这个世界没有变得更加安全，生态危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逼近人类。

大气层日渐升温，使春天的花朵在冬天开放。资本驱动的战车，将人类输送到一条消耗巨大资源、看不到终点的高速路上。人类的欲望引爆了金融危机，深刻改变了地球家园恒久的运行状态。

今日之中国

13亿人口如果都以“增长的必要性”为法则，按照世界现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消耗资源的方式生产生活，地球还能够支撑吗？

“进步”已需要重新定义。如果对此能够自觉，中华巨轮冲出峡口的那一刻，就不会是对西方模式的翻版。

“平均地权”

“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写道。

他对社会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写下判词：“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耶稣所谓‘尔旨得成，在地若天’”，“达文氏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德皆属虚无，而争竞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走出物种原则之上矣”。

他在《建国大纲》中写道：“每县开创自治之时，必须先规定全县私有土地之价，其法由地主自报之；地方政府则照价征税，并可随时照价收买。自此次报价之后，若土地因政治之改良社会之进步而增价者，则其利益当为全县人民所共享，而原主不得而私之。”

这些论述内蕴之价值，确实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可叹的是，这位先行者生前未能成功，逝后又遭异化，一度沦为党化政治的偶像，落入厚厚尘埃之中，识其真髓者鲜矣。

“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是孙中山的建设纲领，这也是一百多年前，这位帝制终结者认定的中国转型之道。

彼时，他的书桌上端放着1879年美国学者亨利·乔治（HenryGeorge，1839—1897）写就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andPoverty），作者宣称：“只有使土地成为公共财产，才能永远解脱贫困并制止工资下降到饥饿点”，“由不公平、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所引起，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日趋明显的邪恶不是进步过程中偶然出现的现象，而是必然使进步停止的趋势；它们不会自行扫除，正相反，根源不除，祸害不止，势必遵循以前每一种文明的衰败道路把我们推回野蛮状态为止。它同时又表明，这些邪恶不是自然规律造成的；其根源完全在于因违背自然规律而产生的社会失调，而在铲除这种根源的过程中，我们将大大推动文明的进步”。

1896年至1897年，孙中山在英国考察，目睹工业革命之后英国资本主义长足发展，劳动人民却处境悲惨，罢工不断。在农村，大部分土地被少数人垄断，威斯敏斯特公爵（TheDukeofWestminster）一家的地租收入就占全伦敦的四分之一，土地占有矛盾尖锐。

彼时，亨利　·乔治的学说受到英国学界欢迎，他的主张激进而不冒进：“没有必要充公土地，只有必要充公地租。”即不以革命手段变更并重新分配土地所有权，或将土地所有权一律收归国有，而是要向地主征收相当于地租额的土地税，交由社会共享，以此平均地权。

亨利·乔治揭示了土地价值的来源：“想一想地租是什么吧。它不是土地自动产生的，它不是因为地主做了什么事情理有应得。它代表全社会创造的价值。如果你愿意，让地主在没有社会其他人的情况下得到土地能给他们的全部东西吧！但是由全社会创造的地租必须属于全社会。”

这当中，包含了对公私利益关系的理解，孙中山后来将之阐释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进步，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

在伦敦，孙中山阅读了亨利·乔治的著作，深信“土地本为天造，并非人工所造，故其分配不应如斯密亚丹之说。故土地之一部分，据社会主义经济原理，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盖无疑矣”。

他预见到随着　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土地急剧增值而带来的巨大利益完全可能被少数人攫取，从而造成社会贫富急速两极化。因此，必须核定地价并征收土地税，平衡公私利益关系，以此为宪政之基。

1930年，国民政府《土地法》规定开征地价税和土地增值税。地价税照估定地价按年征收；土地增值税照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计算，于土地所有权转移或于15年届满土地所有权无转移时征收。

其中，市改良地（依法令使用的土地）之地价税，以其估定地价数额1％——2％为税率；市未改良地（未依法令而使用的土地）之地价税，以其估定地价数额1.5％——3％为税率；市荒地（无改良物的土地）之地价税，以其估定地价数额3％——10％为税率。

地价税根据不同情况累进征收，显有促使土地合法使用，减杀囤积套利之意。

在土地增值税方面，国民政府《土地法》规定，土地增值之总数额，市地在其原地价数额15％以内、乡地在其原地价数额20％以内者，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其超过者，只就其超过之数额征收土地增值税。

其中，土地增值之实数额，为其原地价数额50％或在50％以内者，征收其增值实数额20％；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超过其原地价数额50％者，就其未超过50％部分依前款规定征收20％，就其已超过50％部分征收40％；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超过其原地价数额100％者，除照前款规定分别征收外，就其已超过100％部分征收其60％；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超过其原地价数额200％部分者，除照前款规定分别征收外，就其已超过200％部分征收其80％；土地增值之实数额，超过其原地价数额300％者，除照前款规定分别征收外，就其已超过300％部分完全征收。

土地增值税累进征收，保有15年无转移时也要征收，增值逾300％部分完全征收，正是对“涨价归公”、“平均地权”的回应。

孙中山还提出，如果是照地价收税，政府便有一宗很大的收入，一切杂税可以豁免。这与亨利·乔治以地价税为单一税的主张一致。

孙中山的先行先试，切入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契约关系。他为峡江中穿行之中国，立下一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