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峡口》

契约之基

人类历史表明，公私利益关系至为根本，一旦扭曲，公私治理关系就可能异化。

人类之文明史，实为公私关系之博弈史。一个族群正是对公共服务存在需要，才会寻找此种服务的提供者，权利与义务随之而生，权力体系由此设定。

自狩猎采集转入农耕之后，氏族之王正是因为能够提供观象授时之类事关粮食生产、氏族存亡的公共服务，才成其为王，并正当享受氏族成员的供奉。

随着农业剩余的增加，一部分人定居于城市，对公共服务存在经常性需要，便以缴税方式雇佣政府提供服务。政府之合法性在其履职，否则便会导致权力重构。放大至一国，其理亦然。

人类的故事实为公私“爱情”之故事。作为公权的一方，政府在哪里提供的服务越好越多，哪里的私权（土地使用者的财产权）便会增值。

公共服务难以均衡分布，靠近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动产拥有者，能够通过不动产增值切割到更多的社会红利。而支撑公共服务之财政取之于公，如无良善的制度安排，任其化公为私，将社会财富向不动产拥有者转移，令其不劳而获，则会导致公共财政难以为继，甚至出现阶层分化、社会断裂，使公私之“爱情”沦为悲剧。

以上关系，公私双方皆须参悟，并以此作为订立社会契约的认识基础。否则，彼此之间难免“横征暴敛”，国破家亡之际尚能共克时难，平常日子却打理不好。

公与私，互为表里，对立统一。无私则无公，反之亦然。考察此种关系，实乃洞见文明之不二法门。社会转型，说到底，公私关系之转型也。

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关系经历了剧烈变革。在计划经济时代，存量不动产“充公”，增量不动产“姓公”，公权覆盖一切。不动产交易市场不复存在，土地无偿使用，不劳而获的财产性收入随之消失，公共财政却失去了支撑。公共服务创造的社会财富在土地中沉睡，由“单位”或“单位人”免费使用。唯可返还财政的方式是，公共服务补贴国有企业，后者通过利润上缴，十分脆弱。

政府已无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单位办社会成为无奈的选择。在一个由“公家”举办的社会里，公共服务捉襟见肘，并按行政级别，以官本位的方式供应。

社会人格发生扭曲。人们甚至连谈情说爱、谈婚论嫁，都会向“公家”汇报，今日看似匪夷所思，彼时却是必然——因为“公”才是“家”，你的那个家，房子得靠“公家”分。

人们曾经相信，由“公家”垄断社会资源，能够带来最多的福利与自由。可事与愿违。显然，这不是新社会建设者理想的结果，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由此催发。

1998年，中国城镇居民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住房制度改革，他们被允许以成本价购买公房产权，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可维之权。此后，不动产的财产权属性显灵。“50个上海一样的大都市”在中国崛起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应，推升着不动产价值，

公共财富迅速转化为不动产拥有者的财产性收入。

人们发现，不动产如同股票，明白无误地切割着社会增值；不动产似财富之阶，被高涨的价格越垒越高，你迈不上这道台阶，社会增值便与你无关，甚至，在攀爬之中，你可能沉沉跌入谷底。

城市规划学者赵燕菁十余年如一日地揭示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动产价格上升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财富分配效果——有房产的居民即使不努力，财富也会自动增加；无房产的居民，即使拼命工作，拥有不动产的机会，也会因不动产价格的迅速上升越来越渺茫。这样，房地产在城镇化过程中现出了一道巨大的‘资产鸿沟’，任其发展，这条鸿沟就可能锁定不同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造就并不断扩大绝望的社会阶层。要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在城镇化过程中，以适宜可行的政策，最大规模地将无房产者转变为有房产者。”

他提出对策：以“先租后售”的营建方式，最大规模利用金融资本，实现保障性住房的广覆盖。假设50平方米保障房的全成本是20万元（土地成本2000元／平方米，建安成本

2000元／平方米），一个打工者租房支出大约500元／月，夫妻两人每年就是1.2万元，10年就是12万元，15年就是18万元。届时，只需补上差额，就可获得完整产权。只要没有购买商品房，每个家庭都可以享受一次成本价保障房。而拥有不动产的家庭，都可以通过不动产升值，自动分享财富的增长。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他的文章一次次见载于《瞭望》诸刊。他的大声疾呼，会不会成为空谷足音？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既然公共服务和社会进步增值了私权，就应该对后者的不劳而获开征财产税，以此作为返还公共财政的方式，实现涨价归公。

时至今日，在西方国家，以不动产税为核心的财产税，已成为城市税收的主体，公私关系呈现“公共服务投入→不动产增值→不动产税增加→更多的公共服务投入”之良性循环。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政府进行房地产总登记，对公逆产予以清管，对房地产私有者发放房地产所有证，并按区位条件、交易价格等，确定标准房价、标准地价、标准房地价，每年分期按固定税率征收，返还公共财政，彰显公平正义。

可是，此项税收，在计划经济时代，伴随着私有房地产被不断“充公”，税源缩减，1982年《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不再向中国公民开征。

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随后建立，征地拆迁、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成为城市政府回收公共服务的直接方式，公共财政获得重要来源。

“土地财政”由此产生，它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土地财富，刺激城镇化快速发展，使中国经济步入高增长、低通涨的黄金期。可是，低价征收、高价出让的“土地财政”模式，难以顾及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如果你有一套房，推土机没有推过来，你可以继续坐享增值；推土机过来了，你被推入商品房市场，入不敷出，又何处安身？

“土地财政”衍生了“拆迁经济”：“大规模拆迁→获得土地并制造购房需求→推动房地产开发→再拆更多的房”，如此循环。其背后，是财富向强者集中。

社会矛盾因此激化，市长们却“执迷不悟”。与其说他们政绩观扭曲或掺杂着个人目的，不如说他们对公共财政存在关切。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财政缺乏稳定来源，虽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仍难保公共服务投入之需。来自生产、流通、劳务等环节的增值税是地方政府经常性收入的主项，却是国税与地税共享，国税还分走了大头。尽管如此，地方政府为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代价，甚至以零地价招商引资，因为这是每年都有的收入。

相比之下，在商品房开发领域，“土地财政”是“一锤子买卖”。土地出让收入在地方财政中占比虽高（2014年达到56％），却不稳定。一方面，土地供应受限于建设用地指标；另一方面，一块地不能年年都卖，公共服务却必须年年供应，土地使用权一出让就是几十年，卖不出价怎么行？

在这样的财政模式下，市长即便是由你选出，也很难听你的，他得听老板的，因为钱是从那儿弄来的。老板们埋怨税负过重，可是你这头羊出羊毛，奈何？

市长们辛辛苦苦弄来这些钱，把路修好了，把学校盖好了，你的房子增值了，还好意思说三道四？

也许，你会抱怨这是一个家长制城市，可它正是由这样的公私关系塑造的。你在这个城市有了一套房，房价在涨，财富在增，推土机还没有推过来，你是幸运的。

你在这个城市没有一套房，还享受不了住房保障，也许，你只能和它的缺点打交道了——随着公共服务的增加，房租越来越高；这个城市的财政如此依赖经济规模的膨胀，生态环境乏善可陈；环境治理依赖财政投入，财政收入依赖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与环境对立，如此恶性循环。

谁也不能否认环境保护是极其重要的公共服务，可是，环境改善了，不动产增值了，钱都分给了有房者，市长却无法回收，除非再去开动推土机。

文化遗产保护增加了城市的吸引力，可是市长看到的只是地皮，也是因为这样的公共服务投入，推高了不动产价值，市长也无法回收，于是乎大拆大建。

所以，开征不动产税成为必然的选择。它能够为地方政府建立公正而稳定的收入渠道，使其专注于公共服务的供应，不再视之为负担。

公私利益关系理顺了，治理模式就不会再是家长制，公众参与、社区自治才会真实地发生。

这一切，需要不动产拥有者，承担与他们所分享的社会财富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有人会说：我买到的只是几十年的土地使用权，地主是国家，我只是租户，你凭什么向租户收税？此言有理。开征不动产税的一个关卡就是有限期的土地使用制度，所以，应该设计一个选项：缴纳此税者可以获得无限期的土地使用权。也只有这样，才能准确评估公共服务带来的增值。否则，土地使用权随着年限的缩减，越过价值抛物线的顶点，将在后半程坠落，归为零值。

有人会质疑：难道要搞土地私有制？此言误矣。因公共利益之需可以征收土地，土地增值以不动产税缴纳归公，土地公有之属性存焉。

我们需要建设的是正当的公、正当的私、正当的公私关系。舍此，别无他途。

《诗经》有言：“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祈福公私之“爱情”，永以为好也！

“上通古人之心”

拥有伟大文明的中国，从来不缺乏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资源，只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北宋之际，随着封闭的里坊制瓦解，街道商铺林立，土地商业价值凸显，城市不动产税——城郭之赋，被纳入国家基本税制。

公共服务开创新制。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东京每坊巷三百步许，设军巡铺屋一所，铺兵五人，夜间巡警收领公事。又于高处砖砌望火楼，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1890—1969）此言，信矣！

惜此种制度随赵宋之世而亡，可它曾经卓然存在，吾辈岂能无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该研究和整理的，不正是这样的国故？

可是，“输入”与“再造”失去了根基。　“研究”与“整理”被冷落了，

“19世纪末叶及20世纪初年，中国文化屡次屈辱于西方坚船利炮之下以后，中国却忽然到了‘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的段落。”建筑学家梁思成（1901—1972）感伤，“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这事实明显地代表着我们文化衰落，至于消减的现象。”

他整理国故之心，生前屡遭诛杀，逝后也不被人放过。“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段落还没有结束呢。

民族的复兴，说到底是文化的复兴。吾辈对先辈文化无知无畏，又谈何复兴？

“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王夫之（1619—1692）《读通鉴论》之言，信矣！

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曾中断，若只是“小农经济”、“封闭保守”，何能如此？

山西侯马发掘之东周青铜器作坊，出土陶范3万多片；《考工记》载明青铜器铸造剂量：“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之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

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战国齐临淄故城，作坊遗址40余万平方米。《战国策》载“临淄之中7万户”，以五口之家计，人口35万，几与18世纪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的人口相等。

彼时，《管子》论土地肥脊，模数化规划城市：“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

隋都大兴，方圆84平方公里，是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建造的最大城市，一年基本告竣。

白居易（772—846）治钱塘，量水而溉：“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

《营造法式》载明大木作用材模数：“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以十分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

秦直道、大运河、万里长城，见证了中华先人无与伦比的大规模生产能力。

若说他们全然不知数据管理，何能如此？

佛教传入中国，道教应运而生，禅宗出现，儒学转变为理学，基督教、天主教传入，西学传入……若说中华文化一向故步自封，何能如此？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诸子百家，思想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看得见的传统。

我们的中国，等待着我们去发现。

否则，中华号巨轮，会失去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