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习读本·国家篇》

二、民主价值观的实践要求

“民主”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人民的权利”，“人民的统治”。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有哪些基本要求呢？

（一）否定专制：民主实质的正确解读

《辞海》中“民主”词条注释是“指人民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从政治学的观点来看，民主是一个政治概念，用于国家形式，即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以区分封建专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列宁说：“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列宁选集》（第三卷），第257页。因此，民主首先是反映人类统治、组织和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模式，一种大家参与和集体决策管理社会，并体现多数人的意向，而且是比较公正、和谐、理性、科学的政治制度。它是与“专制”相对立的。

专制制度，原指君主实行专横统治的政治制度，现泛指由个人（或极少数人）单独掌握国家政权，依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制度。在基本特征上，民主以政治权利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为基本特点，而专制制度则是以森严的等级制度、多数服从少数、全体服从个人为基本特点。可见，民主与专制尖锐对立，民主制国家不会实行专制统治，而实行专制统治的国家，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不可能有民主，民主是对专制的否定。但无论是民主还是专制，都具有阶级性，都是体现统治者意志和利益的。

与民主相较，人们普遍认为，专制能够提供高效率，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社会消耗成本带来的更大的社会效益。但与此同时，专制的缺点同样明显。从政体弹性上看，专制社会弹性远远弱于民主社会。专制体制的潜规则盛行，会导致权威性逐步下降；专制容易比民主制造更多的不公，专制下的国民凝聚力和经济实力，必然不及民主下的国民凝聚力和经济实力。

以苏联为例，苏联经济顶点是1982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一半，略低于东德和捷克。虽然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大部分都用在军人身上，平民百姓却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使得人民劳动积极性不断下降，导致经济步步滑落，到1991年苏联终于解体。究其原因，苏联并非败在军事上而是败在经济上。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专制比起民主制造了更多不公平、不公正和不公开。

民主体制固然也存在效率低、体制建立时间长（甚至达到以百年为单位，如以美国自国家独立至民权平等，用时长达两百年；法国虽然民主在大革命后就诞生，但直到第五共和国成立才实现了成熟的民主体制）等方面的劣势，但其优点在于首先是潜规则难以取代明规则。在民主社会中由于权力的分类，合理的潜规则将被吸纳为法律的一部分，私下交易或暗箱操作的余地就会不断减少；其次是社会弹性大，民主社会允许多元观点的发表，就降低了过于刚硬而出现崩溃的可能。因此，从长远角度而言可以看出，民主体制无论是在自我修改能力与社会弹性方面，还是在接受新思维与模式上，都更远胜于专制体制。

专政不等于专制。专制是一种权力结构或政治制度，是权力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滥用暴力，专横不法。而专政则是统治阶级以暴力为后盾对被统治阶级实行的统治，是一种政治统治方式和手段。无论是民主制国家，还是专制制国家，统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必须打击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这就是专政。可见，专政既存在于专制制度中，也存在于民主制度中，是许多国家共有的。所不同的是，在专制制度下，只有专政而没有民主，而在民主制国家里，民主与专政相辅相成。民主是专政的基础，只有在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才能团结一致，对被统治阶级实施有效的专政；专政是民主的保障，只有对被统治阶级实施有效专政，才能巩固特定的政权和统治阶级的政治地位，保障统治阶级的民主。

（二）改善民生：民主发扬的内在要求

对于民生，孙中山曾解释道：“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下面的小故事就可以充分说明其重要性。

据说丘吉尔在当英国首相期间，有一次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邀请，要去做一期直播演讲。可就在路上，他的车突然熄了火，一时无法启动。为了赶上直播时间，无奈之下，丘吉尔只好决定打出租车过去。

“对不起，先生，恕我不能送您过去。”计程车司机耸了耸肩。“那里离我家太远了，等我把您送到，再回家的话，便会错过丘吉尔的演讲直播。您知道吗，他可是我的偶像，他的口才棒极了，我是绝不会错过的！”司机高兴地解释道。

原来，司机竟因为自己而放弃挣钱的机会！丘吉尔感动地从口袋里掏出了5英镑递到司机手中，以示感谢之情。

5英镑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几乎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好几天的收入。

可让丘吉尔没有想到的是，司机接过钱后，立即大声地对他说：“快上车吧，我们走，再远都保证准时将您送到！”

这下倒让丘吉尔更迷惑了：“那样的话，您不就没办法准时听到丘吉尔的演讲了吗？这个损失我可承担不起哦！”

“去他的丘吉尔吧，现在您比他的演讲重要多了！听演讲又不能养家糊口！”司机边说边下车帮他打开了车门。徐立新：《丘吉尔和出租车司机》，《生命时报》，2013年3月1日。

这个近似于笑话的故事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是非常现实的，因为他们要生存。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自己的利益有关。”我们党和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把民生搞上去，使老百姓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戴。杭州市自2007年以来实施“民主民生”战略，建立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以民主促民生工作机制，其成功实践被称为“杭州范本”。

杭州市区两级政府出资30亿元免费改善危旧房，替老房子居民修厨卫，有的还加建阳台，平均每户需10万多元，这在全国尚无先例。但这一惠及民生的“好事”过程中，却险些在个别群众间酿成化不开的“结”。这让杭州市的决策者深思：解决民生问题难免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调整，这种调整未必“普惠”、“平均”。要解决群众利益诉求“不同向”的问题，不能靠行政手段，唯有依靠基层民主。

推行基层民主，遵从基层民意，这一思路越来越多地显现于各项民生实事中。

历史街区保护工程如何处理居民“谁走谁留”的难题？大运河畔的拱墅区小河直街历史街区启动保护工程前，调查了解到，有半数以上居民都希望回迁。当地政府部门通过政策杠杆、经济杠杆作用，“允许原地段回迁、允许自行修缮恢复、鼓励外迁”，让居民们自行选择安置方式。原住居民故土之情得到尊重，也为历史街区保留下“活的记忆”。

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工程，要由群众“做主”。从“背街小巷改造”，到“危旧房改善”，再到目前正推进的“庭院改善”工程，杭州市近年城市建设工程的“重头戏”，被称作居民“家门口”、“墙门里”的工程，只有大多数居民赞成，庭院改善才能动工；施工中请居民来当义务监督员；完工后，居民签字认可方能通过验收。江南：《杭州市践行“以民主促民生”》，人民网，2008年7月8日。

正是杭州市推进了党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建立了民生工程的民主参与机制，搭建了媒体以民主促民生的议事平台，使得民生工程实施范围越来越广，老百姓满意度越来越高。杭州市政府也因此荣获2010年“第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成为此次获得该项殊荣的国内十个政府创新项目之一。

民主与民生不仅“形”非常相近，在“神”上，发扬民主与保障民生也是密不可分的。民主是公民的政治权利，民生是公民的经济权利。作为公民，两种权利都不可缺少。没有民主，就没有民生。为了赢得民心、办好民生，就要发扬民主、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话语权、有参与权、有尊严，才能真正把好事办实办好。如果没有民主，政府改善民生的良好愿望可能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因此，在着力改善民生的时候，我们要重视并着力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打造民主与法治最好的制度环境。

（三）平等参与：民主程度的重要量度

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决定自己的事务。正如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说：“民主的建设与发展起点与归宿点都在人民的自主管理”，人民参与不仅是民主发展的核心点，更是民主发展程度的重要量度。在网络时代，由于民主主体的平等性，参与方式具有直接性、快捷性以及广泛性等特点，较以往民主形式而言，更利于实现公民的切实全面的参与。

民主生活的主体力量是公民，公民参与是民主生活的基本形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民主在我们国家的具体实践就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的核心就是人民主权，人民当家做主，参与国家事务管理。这种现实表达的最基本民主实践就是公民参与公共权力的运行，其核心是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人民民主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如果没有公民参与，那么人民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近些年来，在我国基层广泛兴起诸如民主恳谈会、社区议事会、公民评议会、民主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实践，在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科学民主决策，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协商民主就是一种较好的民主模式。

目前，我国虽然设立了各种制度，规定了多种途径，以满足人民当家做主的实现。但从实践过程看，即便是多年实行的选举民主，由于选举活动不能经常发生，且受制于我国民主选举的意识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中如何行使民主权利都不够完善。在协商民主中，协商对话的各方处于平等地位，通过让基层群众参与民主协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有效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广泛开展民主协商，可以开辟更加多样、更加切合基层群众实际的参与渠道，有利于实现最广泛的政治参与，最大程度地包容和吸纳各种利益诉求，真正实现民主。把中国特色选举民主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相结合，将有利于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正确方向。

进一步思考，我们可以从上面杭州“民主促民生”的实践发现更多的民主参与的启示。

杭州市政府实施“让民意领跑政府”的“开放式决策”，开放的特性覆盖决策前、决策中、决策后的全过程，包括决策事项在酝酿、调研、起草、论证过程，直至政府常务会议决策，都是开放的、民主的，既向市民开放，又向媒体开放。坚持党政、市民、媒体“三位一体”，通过媒体搭建以民主促民生议事平台。从涉及民生的重大行政事项事前公示，到政府工作报告、财政、计划三大报告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从政府常务会议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专家列席，到市民通过网络视频可以与市领导直接进行对话，政府常务会议以网络视频的形式开放直播……通过政府对公民参与的吸纳推进，通过发扬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涉及人民群众的利益调整问题，提高了人民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让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由此表明，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所产生的民主效应是多重的，不仅扩大了公民民主参与，而且促进了政府自身的完全与发展；不仅在政府与公民的协商合作基础上有力地促进了民生问题的解决；而且也有效地平衡了国家与社会基本关系。杭州的实践是具体的，但“民主促民生”所呈现的民主发展逻辑具有深刻的意义：即中国民主可以从扩大公民参与中获得深度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扩大，民主形式的不断丰富，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发挥，从而进一步推动民主的建设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