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沈大地改革潮》

　　“你光交我这个省长朋友不行，还得和科技人员交朋友。”

　　我叫姚绍家，今年60岁，是辽宁省辽阳县黄泥洼镇头台子村农民。谁能想到，我这个种了40多年地、满脑袋高粱花的庄稼汉，竟和省长交了好几年朋友。

　　那还是1987年刚开春的时候，天上下着毛毛雨，院子里的泥水没过了脚脖子，李长春省长走进了我的家。他坐在东屋的炕沿上，和我唠起了庄稼嗑。我告诉省长，我和3个儿子总共承包了510亩地，乡亲们都说我的胆子比倭瓜都大。长春同志对我说：“老姚啊！种田不能靠胆子，还得靠科技。你得在这方面多动脑筋。”我向他反映了下边“三挂钩”不落实、群众意见大的问题，他说：“你告诉乡亲们放心，省政府一定想办法解决。”过了没几天，省里、市里和县里都采取了不少措施，大伙儿气顺了，心劲又足了。

　　打那以后，省长每隔半年左右就到我家来看看。前年冬天刚打完场，长春同志又来到我家。听了我介绍的生产情况，他笑着告诉我：“你光交我这个省长朋友不行，还得和科技人员交朋友。”后来，他还几次从沈阳给我寄来科技资料。按照长春同志的主意，我把农科站的同志请到家，老老实实地当学生。光这还不行，我又花4000多元钱打了一口井，扩大了水田面积；花2500多元买回播种机和打药机，试验药剂除草免中耕。这一下可好，我地里的庄稼比别人地里的高一头。到了秋天一上秤，55亩大豆收了167麻袋，亩产超过250公斤，玉米亩产超过600公斤，这在以前连想也不敢想。去年大旱，我家的粮食总产达到25万公斤，卖给国家23.5万公斤。要是从1984年算起，我家卖给国家的粮食超过了140万公斤。

　　3年工夫，省长到我家来了6趟，连我小孙女巧慧的名字都是他给起的，他看过我家的地，看过我家的机器和猪圈，就是没吃过我一口饭。我三儿子早先当过鞋匠，他给省长做了双鞋，可省长说啥也不要。这下我有点火了：“咱俩是朋友，我不想给你送礼，是盼着你穿上这双鞋，多踩踩咱庄稼人的门坎儿。”长春同志笑了，临走时还是给我撂下20元钱。

　　听说李长春省长的“农民联系点”不光我一家，还有好几户。要是上头的干部都像他这样，跟咱庄稼汉交上贴心的朋友，那该有多好！

　　——《省长和咱交朋友》（《人民日报》1990年1月22日）

　　“改革是几代人的事。我不过是跑完了这个接力赛中的一棒。”

　　去年12月，北京香山的红叶尚未褪尽，沈阳已经下了第一场雪。在沈阳南站一下火车，一辆接站的面包车就拉着我们和行李直驶幽静的辽宁省政府大院。

　　采访李长春是记者此行的主要目的。这位43岁的代省长是《半月谈》评选的1986年度十位新闻人物之一。

　　记者还是迟到了。李长春坐在宽大的省长办公桌后，正在向几位记者介绍辽宁明年在改革和开放方面的打算。看来，这次安排得如此神速的会面，并不是要给我们采访他个人“开小灶 ”。

　　果然，当他得知记者的意图之后，本来进行得很顺利的谈话，变得艰难起来。

　　“你们搞‘突然袭击’喽，我可不是什么新闻人物。”原沈阳市委书记，去年7月才担任辽宁省代省长的李长春不想做新闻人物。“本刊选您是有根据的，作为当时的市委书记，您对沈阳改革是做出很大成绩的…… ”

　　“改革是几代人的事。郭峰同志、李涛同志（都曾担任过沈阳市委书记）为沈阳改革打了个好底子。我不过是跑完了这个接力赛中的一棒。我没做什么。因此，很遗憾，我不能接受对我个人的采访。”

　　——《三次不成功的采访》 （原载于《半月谈》杂志 1987年第1期）

　　“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要我们只当传达室，而是要做‘变压器’。”

　　1986年5月，记者为沈阳改革的突破性进展所吸引，又一次北上沈阳。

　　虽然间隔只有半年多，可记者又有新的感受，沈阳的改革的气氛更浓了。“三大试验田”长势良好，一系列搞活企业的措施使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市场体系开始形成，一些新的试验又在酝酿之中……采访中，人们除了头头是道地讲起他们的改革，还不时提到他们的市委、市政府，提到李长春。

　　无论如何也得再访李长春。

　　这一次，记者接受“教训 ”，正面攻不上，就采取迂回战术，瞅准一次在市委食堂吃午饭的机会，“抓”住了他。

　　他果然谈吐不凡，既有领导者的稳健、持重，又不乏机智和胆略。他说到了沈阳改革的一系列进展，说到了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说到了很多颇有成就的改革者。但给记者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对领导改革的灼见：“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要我们只当传达室，而是要做‘变压器’。不敢大胆探索和试验，就谈不上创造，对于改革试点城市来说，这不仅是失职，而且是与中央最大的不保持一致。”

　　“作为一级党委，要真正搞好改革，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强化各级领导的改革意识。市委要做的，无非是使方方面面都进入改革角色。”

　　——《三次不成功的采访》 （原载于《半月谈》杂志 1987年第1期）

　　“不能幻想一下子搞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轻而易举地取得改革的成功”

　　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进行前人没有进行过的艰苦探索，既没有直接经验，又没有间接经验，不能幻想一下子搞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轻而易举地取得改革的成功，只能边实践、边认识、边总结，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总结一步，在探索中前进。

　　——《深化对改革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1986年5月14日）

　　“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

　　行业部门转变职能后，不是无事可干，而是任务更重了，标准要求更高了。

　　有的同志认为，行业部门转变职能后前途渺茫，说“不管钱不管物，说话不算数”。这是一种错觉。不能说管钱管物这些具体事才叫有事干，不管钱管物就没事干。古人说过，小智者治事，大智者治人，睿智者治法。“睿智者”是指有更高智慧的人，具有“睿智”的人，才适宜去做研究法律、法规、规章、规划等工作，而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只需要有“小智”的人干就可以了。这说明实行行业职能转变后，行业部门要干的事更不简单了、更艰巨了，要求标准也更高了。

　　——《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求行业管理部门转变职能》（1987年7月10日）

　　“要大胆地破除‘等靠要’的懦夫懒汉世界观”

　　从当前大量的实践看，思想认识问题不在群众，关键在于领导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能不能有一个敢于负责、善于领导的气魄，能不能有一个迅速改变你领导的那个地区面貌的决心。要大胆地破除 “等靠要 ”的懦夫懒汉世界观，破除畏难情绪，破除盲目骄满情绪。

　　——《探索农田基本建设新模式》（1987年10月9日）

　　作为共产党人，应有远大的理想，不能把追求金钱作为目的，在思想上必须同“金钱万能”的错误观念划清界限，增强党性，不能做金钱的奴隶，见利忘义。这就要求每个党员，既要生活在商品、货币之中，践行按劳分配和勤劳致富的政策，又不能够以商品、货币作为自己的理想。否则，就会成为商品和货币的俘虏，丧失党性，玷污国格，丢掉人格。

　　——《新形势下要增强党性》（1985年5月17日）

　　党风问题的实质是党性问题。正因为党性这个根本问题解决得不好，所以，在新的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不正之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党性的核心，从这个意义上讲，党风问题又是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没解决好，在处理与群众的关系上就难免搞不正之风。

　　——《树立一批党风正的好典型，处理一批谋私利的坏典型》（1985年10月19日）

　　要使广大党员充分认识到，我们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从而真正明确改革的目的、意义和各项方针政策，分清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开放、搞活，什么是不正之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金钱万能”。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增强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端正党风要在治本上狠下功夫》（1985年12月18日）

　　我们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锻炼，过好“五关”， 即过好“金钱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为金钱所诱困惑；过好“权力关 ”，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决不能用来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过好“子女亲友关”，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过好“改革关”，正确对待改革，特别是在涉及个人切身利益时，能够拥护改革，坚持改革；过好“对外开放关”，对外交往中坚持共产党人的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品格。

　　——《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建设高素质的领导班子》（1986年2月17日）

　　各级领导同志要做表率。在统一思想认识、振奋革命精神上做出样子，在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过紧日子上做出样子，在顾全大局、加强组织纪律性上做出样子，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基层服务和解决困难上做出样子。要坚持实践观点和群众观点，深入到群众中去，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拿出指导面上工作的办法。

　　——《领导干部要做出样子、拿出样子》（1989年12月27日）

　　廉政建设是党和国家性质所决定的。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的各级组织、党的干部、党员都要过好“两关”，即执政关和改革开放关或者叫发展商品经济关。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不移地把党政机关的廉政建设切实抓好。

　　——《切实抓好廉政建设》（1990年4月29日）

　　“对冒黑烟的烟囱要像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全民共讨之。”

　　我省重工业城市多，又地处北方，冬季取暖时间长，环境质量问题很大，使我省一些城市环境污染在全国有很高的“知名度 ”。据国际卫星提供的图片资料，上面看不清我省的一些城市，特别是本溪，大气污染程度相当严重。本溪第一，抚顺第二，鞍山第三，沈阳第四。这些年这几个城市环境虽有很大改善，但污染仍然都超标。建议以治理大气污染为中心，搞个五年规划，经过五年努力使这个问题有个根本性变化。能否在这几方面采取坚决措施：一是管住工厂的烟囱。对工厂的烟囱要建立档案，组建监察队伍，严格监视。对每个烟囱都要限期改造。对限期不解决的，要严格执行环保法。对冒黑烟的烟囱要像过街老鼠那样人人喊打，全民共讨之，使厂长、职工都感到自己工厂冒黑烟在全市人民面前是个过失。油改煤问题，省里商量对尚未动工的准备暂停一下。油改煤对环境影响很大，还到处都是煤堆，一刮风满城都是。

　　“不能到处都是‘火柴盒’，也不能一搞高层就都是‘高低柜’。”

　　关于建筑物造型和色调问题。辽宁老城市多，普遍色调暗淡，人家来一看就感到枯燥乏味，与南方比我们的建筑造型也显得呆板。最近几年虽然花了许多钱，但效果不理想。在大面积改造时，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一点，把过去许多很有风格的建筑物都扒掉了，都变成“火柴盒”式，就不像样子。我们千万别犯这个历史性错误。建筑物的单体造型和街道立面要结合。不同城市、不同街道要有不同风格。建议重点城市组织专家开展城市建筑风格讨论会，总结城市的历史、文化沿革，树立不同的风格，不能到处都是“火柴盒”，也不能一搞高层就都是“高低柜 ”。建筑设计思想要解放，取费制度要改革。要解决标准化、系列化和多样化、新颖化相结合的问题。标准化、系列化要有，主要搞零部件的标准化，利用标准设计，像搭积木似的组合成各式各样的建筑物。设计取费要改革，今后对套用标准图的要大大降低取费标准。设计取费要和复杂系数结合起来，对于不需设计，按现成图纸复制的图纸只能论斤卖。

　　“色调要淡雅些，把‘夜朦胧，鸟朦胧’的状态改变一下。”

　　我们的高级工程师不少，都搞成这样水平怎么能行？我看不是设计人员水平低设计不出来，而是我们的体制、办法不行，把本单位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搞脱节了。建设厅在这方面要有所作为，拟定个突破的办法，省政府可以批转。为了鼓励设计部门发挥创作精神，也可以搞点优秀设计评比活动，接受群众检验。要把设计水平和职称晋升联系起来。建筑物的布局要高低错落，不要一条线。注意造型的变化，使人一到这个城市就会感到轻松愉快。这里的关键是指导思想和政策问题，综合起来看是个文明程度问题。要求每幢楼都不重样，标准可能太高了点，但起码临街的不要重样。要推动建筑市场、设计市场对全国开放，要有竞争，画地为牢就很难改变面貌。色调要淡雅些，把“夜朦胧，鸟朦胧”的状态改变一下。哈尔滨每两年都对楼房涂刷一次，像洗脸一样，而且建筑涂料也有保护建筑物、提高寿命的作用。我们对主要街道也可以两年涂刷一次，不要求非搞瓷砖贴面不可，那样造价太高。文化路有几幢楼粉刷后就很好，在主要街道上搞一搞，不是搞形式，而是作为提升文明程度的标志，作为提高建筑物寿命的措施。房产部门要加强对房产的维护管理。有许多房子不整洁，掉砖、掉灰、掉色的都有，没人管，这个状态不行。楼房布局有的要高低错落，有的要前后错落。要使建筑物单体成为艺术品，整体是个美丽画面。有些第三产业的网点能否成为小品式的建筑。现在有些是用大破棚子一支，很不雅观。可以设计出十几种棚子供挑选，漂亮一点，美观一点。网点是个很好的点缀，也应纳入城市规划管理。高层建筑应相对集中，既有林立之感，又便于配置基础设施。

　　“许多远不如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就更应该重视了。”

　　关于历史文物、文化遗迹保护问题。搞城市建设要注意把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保护下来。许多远不如我国历史悠久的国家都非常重视文物的保护，我们作为文明古国就更应该重视了。过去“文革”造成的损失无法挽回，现在一定要作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大问题。建议各市通过普查确定一批市级文物，由市里立法保护起来，有条件的要为开放服务。城市建设要为文物配套服务，比如文物古迹周围的道路、环境等要相适应，使其具备开放的条件。城建部门本身也要圈定一批有价值的历史文化古迹，名人住宅、代表一定风格的典型建筑物，如好的四合院等，都可以保留一批，形成民族风格。要保留和恢复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场所，如“九一八 ”遗址、日俄战争遗址等。

　　——《城市建设要突出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198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