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第二十二章　令人焦虑的“平静”

　　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在新形势鼓舞下，我们深圳宣传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宣传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的责任感和愿望更加强烈。处于新闻第一线的报社同仁，更加热情高涨，跃跃欲试。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的《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出来。同一天，《深圳商报》开始发表阐述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系列评论“八论敢闯”。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在讲话中，都强调要继续做好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宣传报道工作。之后，市委宣传部在杨广慧的带领下，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邓小平在深圳的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几方面工作都分工由我具体抓紧落实。

　　当时，我心里最着急和想做的是长篇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继续由陈锡添来完成，因为他科班出身，文笔好，又同我一起做记录，情况熟悉。然后由老区去向陈锡添明确布置任务。

　　接下来，我最担心的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尺度的问题。新闻素材很丰富，但是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中哪些上通讯、上到什么程度？再就是什么时机发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可不比评论文章可以寓意、引申和发挥，还可以不直接说出邓小平的名字和引用他的原话。“猴年新春八评”里几乎不直接提“邓小平”。而发表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通讯报道，就必定要直接引用老人家的话，报道当时的事实。我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抢发了，又不准确，没有把握好分寸，那追究起来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正在思虑之际，内部消息说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要点的中央（1992）2号文件已经出来，只是在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传达、学习。经过多方努力争取，3月22日（星期日），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份中央2号文件的复印件。我如获至宝，马上认真学习、消化，然后送给杨部长看，同时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将文件交给《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长篇通讯的尺度，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老区原在省委机关报工作多年，当时既充满新闻激情，也深知“党报”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那份重要文件作尺度参照，他一再高兴地说：“好，好。我知道。”

　　后来，我还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份不太符合组织手续得到的文件作“尺度”，《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很可能上了不该上的东西，又漏了应该上的东西，那么，后来的命运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其记者的一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直接报道邓小平1月20日上午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视察的事情。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还没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我们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我们的长篇通讯必须抓紧，否则将落后于形势。上午，陈锡添正好拿着电视记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第一稿到市委宣传部交给我审阅。我马上告诉他：“你现在的任务是赶快集中精力把长篇通讯的稿子写出来。我会同区社长打招呼，你别的工作不用管。”

　　3月25日上午，我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的长篇通讯稿子出来了，比较长。反复地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

　　我告诉他：“陈锡添是同我一起做记录的，新闻事实肯定没有问题。‘尺度’文件在你们那边，把握政治理论分寸的‘尺子’也在你手中，我看稿子也还不是跟你看一样？要不，你们直接请示杨部长。他是市委领导。”

　　当区汇文、陈锡添拿着稿子到市委找杨广慧的时候，杨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商量。最后，杨广慧对区汇文和陈锡添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实际上，我们不看稿子，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像这样重大题材的稿件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门可以把关、决定的。宣传部定不了，势必要送市委主管的常委、副书记，如果主管的副书记定不了，是不是要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已经上北京汇报工作和出席全国“两会”（当年的全国“两会”不是按惯例在3月上旬开，而是到3月底4月初才开），难道还要送北京？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不如放手支持报社自己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就是了。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区汇文社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文章上版了。头版发不完，还要转版。题目叫《东方风来满眼春》，大家觉得题目和文章都很不错。吴部长你是不是还看一下清样？”

　　我说：“办报你们是内行，我就不看了。杨部长那里也不用再送了。叫你们发，就发吧。”

　　到了晚上9点多钟，区汇文又给我家打电话，说：“老吴呀，我们考虑再三，长篇通讯的作者你是不是也署名？”

　　我问：“挂什么名呀？”

　　区说：“挂特约记者。文章的素材主要是来自记录稿。记录稿主要是你完成的。你在文章上挂个名比较合理。”

　　我觉得老区处事很慎重，考虑很周到，但也听得出，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我说：“记录稿虽然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但文章是陈锡添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讲完，我又笑着说：“老区，恐怕你们还是担心将来的责任问题吧。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是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再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开明多了，像过去张志新那样被抓去坐牢、甚至杀头，是不会的。最多是‘双开’。要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老区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定了。”

　　第二天即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转载。香港的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决定《深圳特区报》的命运、乃至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命运的，是北京中南海的态度。由于当时《深圳特区报》在北京的发行量还不大，而且一般要一两天后才能通过邮局渠道送报。所以，通讯发表后，头两天我们无论是从深圳驻京的记者，还是通过在北京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无法听到北京中南海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有什么特别的反映。几天以后，我才听到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有的人则四处找《深圳特区报》。

　　可是，已经过了几天，我们主动打听，还是不见中央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长篇通讯有什么反应，连电话批评也没有。

　　反常的“平静”，经常是最可怕的时刻。这真有点像大海上强台风到达之前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情景。不熟悉大海习性的人会觉得心安理得，喜形于色。尤其是这个时候海上的微生物特别多，大群小鱼抓紧觅食，大鱼又追赶小鱼吃。一些贪心的渔民往往追求满载而归，再下两网，殊不知，强台风一到，人财两空，葬身大海。而惯于在大海航行者，一遇到这种“平静”，内心总是忐忑不安，甚至心惊肉跳。因为，大海上的这种“平静”时间越长，往往预示着一场更难以抗拒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必须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我大学毕业之后，1968年被分配到海南岛的一家大企业“接受再教育”，曾经在大海上闯荡过几年，对大海的反常“平静”有过真实的亲身体会，年近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曲折。当时，我不能不在心里为这种“平静”的后果作最坏的打算：看来，我们真的得做好被“双开”、甚至受到更严厉处置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