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第十二章　发言人“擅”讲真话

　　1月20日中午约十二点，我回到迎宾馆5号楼房间，正要整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的讲话录音，就接到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黄新华（他当时又是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的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了很多次电话，称他们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香港方面说：“香港人一听说邓小平到深圳，都很高兴。可你们深圳市政府新闻处却为什么一点消息也不透露？”

　　由于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香港的报纸、广播电视都曾经听信谣言，传播过不少假新闻，有的竟然发布中国的某位领导人去世、国家总理被武警杀死等所谓“重大新闻”。后来证明那完全是假新闻，使这些媒体信誉大受损伤。这一次，香港无线电视台为慎重起见，特别找了一位同黄新华熟悉的资深记者电话找上门，希望能够从正式渠道对群众报料给予证实，并提供更多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新闻。

　　黄新华在电话里简要地向我说明情况后，就不断问我：“吴部长：怎么办？应该如何回答？”

　　这可把我问住了，拿着话筒停了好一阵子。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在当时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但是，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先科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

　　我的脑海中一幕幕地回放着上午亲眼目睹的、老百姓真切见到邓小平的情景，在心里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实际上已经没有“保密”可言；再说，邓小平到深圳特区视察，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亲自到南方来支持改革开放、关心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多大的好新闻！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中午一时，我们住在迎宾馆的多数同志已经吃完饭回房间休息了。我由于前面提到的录音机问题，又等陈建华拿来他的录音带，再抓紧试听、整理邓小平上午讲话记录的关系，很迟才到餐厅吃饭。在餐厅里，我边吃饭，边看到电视里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主持人简短地说明之后，就播放黄新华的电话录音：电话里记者问：“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在电话里简明地回答：“是。”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黄新华的头像资料，接着还播放邓小平的一些历史镜头。然后，就反复地播送这个“特别新闻”。

　　据说，当天香港人看这条“特别新闻”比看世界杯足球赛还热闹。香港的另一个电视台和几个广播电台都快速编辑成口播新闻，反复播放。很快，香港的酒楼、餐厅、家庭、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

　　世界各大通讯社都马上捕捉到“邓小平在深圳”的信息，并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

　　例如：美联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深圳市政府一位官方发言人在回答香港的电话询问时说，87岁的邓小平周日抵达深圳经济特区，计划在深圳逗留几天。有报道说，邓小平在深圳的行程很紧凑，他看来很健康。”路透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深圳市政府新闻负责人周二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法新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据报，中国已退休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等等。

　　这实际上就把“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然，海外的大量宣传，国外各大通讯社的快速反应和报道，又惊动了北京的情报和新闻管理机关。正常情况下，必定有人要追查透露这个“绝密”消息的根源和责任。

　　当天晚饭后，黄新华就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

　　我虽然有一定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觉在心里一震：讲真话、实话的风险终于来了。不过，我想了想，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安慰黄新华：“怕什么？中午香港电视的新闻播出之后，下午香港股票升破4500点，很多人会请你这个新闻发言人吃饭呢。看起来，社会反映很正面。如果有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黄新华是宝安人，深圳市成立之后就从茂名调回家乡的深圳市广播站工作，并且成为深圳唯一的一名记者——当时的深圳本土除了广播站之外，没有其他的新闻单位，而广播站就他一个正式记者。黄新华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的外宣处（对外也叫市政府新闻处），从科长、副处长到处长。而我1981年调深圳市委宣传部后，分工联系、指导广播站工作。我当副部长之后，这几年，外宣处的工作又是由我分工负责。我和黄新华之间，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他看我态度很坚定，说得似乎很轻松，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说：“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然后就告辞回家。

　　不过，黄新华走的时候，还是友好而又深情地望一望我，说：“部长，我觉得事情还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大家还是小心为好。”

　　黄新华走后，我的心里真的像是有十五个吊桶打水那样七上八下，很不安宁。因为我明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大到可能会真的受到“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厉处分，甚至被判刑。

　　我站在窗前，遥望外边的星空，听着北风吹拂树木的涛声，思绪万千。想了好久，我终于下决心来到“松园”厉有为的住处。他是分管舆论宣传的深圳市委副书记，又是邓小平视察期间入住迎宾馆的市委主要领导。

　　我一敲开厉有为的房门，就主动向他“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香港电视台的电话询问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

　　厉有为有点突然地看着我，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笑着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务还很重。”

　　听了领导的一番话，我不由转忧为喜，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坐也不坐就向厉有为告辞。

　　回到迎宾馆5号楼的时候，我没有立即进我的房间，而是在楼下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步、静静地思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倡导要“实事求是”，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啊！因为，要在很短时间内认清事物的真实本质是很困难的，从中求索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就更加困难。且不论经济领域、文化观念方面的事情，在政治领域，动机与效果、真实与政治需要，两者经常就很难统一、和谐。具体到新闻的发布和报道，往往有许多新闻事实不予以发布或不予以报道。为什么呢？就是政治动机及政治目的之间的矛盾使然。所幸是在中国确实有许多勇于排除万难，敢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事。七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在对待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深圳特区的不少领导也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市委书记李灏就曾经说过：“哪一项改革之初，不是离经叛道？！”如果没有这种敢闯精神，深圳绝对不可能建设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想到这里，我不觉热血沸腾，一股“要为党的事业负责而敢于冒风险”的劲头冲上心头。也可能是这种纯真、朴实的共产党员信念，使我日后在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仍然不怕冒风险，敢于负责任，义无反顾。

　　之后的两三天，黄新华他们新闻处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时间，继续不断给我送来好消息：我们及时讲真话之后，海外对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反应很热烈，报道量很大。据初步统计，从20日到22日，香港的20多家报纸和5家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就已经发稿200多篇，有消息、特稿、评论、图片等。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天天日报》还就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专题出专版。从内容看，绝大多数反应都很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