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编 著：吴松营 著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首次披露在20世纪末国际国内风云际会的形势下，邓小平同志如何开启了惊动世界的最重要的一次南方视察。这次视察意义重大，就像小平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披露了当时小平讲话的真实内情，除了众人皆知的小平南方讲话精神之外，还有在中央文件中找不到的一些讲话及其发挥的重大作用。讲述了这位世纪伟人在南方视察中的风采，展现了一幅幅真实、生动、风趣、激动、感人的画面。记述了1984年小平同志首次到深圳视察时的真实情景。讲述了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没有要求发稿，邓小平本人也不同意公开宣传报道他的重要谈话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报》是如何智慧地“破例”宣传了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由此引起了中国新闻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事情。讲述了在没有正式渠道公开报道小平讲话的情况下，香港及海外媒体对南方视察的种种猜测报道，以及美联社、路透社、共同社等如何敏感地捕捉中国在舆论上的重大变化。另外，《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中还讲述了记录工作中的小波折，险些出了大漏子的花絮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生气恃风雷
第二章 深圳奏响《世纪行》
第三章 题写没有“站”字的深圳站名
第五章 到深圳就坐不住
第六章 全程记录的重任
第七章 八年前的故事
第八章 国贸大厦鸣春雷
第十章 评语是“不走调”
第十三章 融乐华侨城
第十四章 就是“政策”两个字
第十五章 仙湖植物园妙趣横生
第十九章 好像邓小平未曾来过深圳
第二十章 绕不过去的道
第二十三章 一个电话——春风已度玉门关
第二十四章 邓小平上了卫视
第二十五章 催生了一本畅销书
第二十六章 一幅画像成市标
第二十七章 《历史的抉择》
第二十八章 猜不透的内情
后记 求索路漫漫
书后语
第四章 深圳盼来小平“世纪行”
深圳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倡议创办的。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话：“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尔后，深圳特区在改革、探索、“杀出一条血路”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也是有了邓小平的支持、保护，才能闯过重重难关。
深圳人对邓小平的感情绝非一般。深圳人感谢邓小平，热爱邓小平，在改革的道路上碰到阻力，遇到困难，自然就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盼望邓小平的到来。结果，深圳真的盼来了邓小平的“世纪行”。
历史跨进1991年，中国的政治风波已经过了一年半，然而国际和国内的整个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柏林围墙”倒了，东德、匈牙利、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台。“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国内反社会主义的势力暗流涌动，潮起潮落，汹涌滔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则竭力推波助澜，兴风作浪。1991年10月11日，西方七国的财长拉着苏联的代表在曼谷开了两天联席会议，可以说是各怀鬼胎。表面上说的是要“帮助苏联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实则是要促使苏联加速实行又不可能实现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步伐，让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全盘崩溃。10月13日，会议结束时，苏联代表团团长亚夫林斯基还对记者说：“达到我们共同想取得的目标已为时不远。”而英国的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则称这次会议“是非常有用的”。过了两个多月，12月25日，随着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已经建立70多年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就垮台了。苏联这个世界强国在地球上消亡了。
无疑，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的一些人忧心忡忡，更加担心对外开放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的渗透和进攻，会使中国变色、江山易手。有的“老同志”甚至高喊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筑起“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
全国范围内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仍然一浪高于一浪。深圳经济特区还是继续被当作“搞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典型、活靶子。深圳有些干部甚至害怕到内地出差，因为那里有的机关，或者招待所人员一看是深圳来的，怕受到“资本主义污染”，对深圳人另眼看待，有少数的一些单位甚至诸多刁难。
海边的人有一句俗语：“漏船遇上当头浪”，说的是祸不单行。1991年的中国大地，洪灾、旱灾、火灾遍及东南西北，此起彼伏。夏季的江淮大水，江苏、安徽等省大面积被洪水浸泡。国务院虽然拨出22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财政收入的0.7％）和14亿公斤粮食，也还是杯水车薪。而西北、华北，以及湖南、广东、广西等南方省份却严重干旱，有的地方蝗虫成灾。还有不少地方发生大火。全国有很多地方粮食失收，乡镇企业倒闭。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下岗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县、镇一级的机关和事业单位，因为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海外的资本家们虽然贪恋于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矿产等丰富资源，却害怕中国的继续“整顿”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国门外观望，不敢踏足中国。原来的不少“三资”企业也纷纷关门，大量的外资撤走。
邓小平这个“退休老人”坐不住了，1991年春天到了上海，开始了并非寻常的“谈话”。上海，无论是从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总量上，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邓小平是希望通过上海的地位和作用，去影响全国并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
1991年是农历辛未“羊年”。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从2月15日至4月12日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连续发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综合其要旨，就是在“羊年”提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对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地等同起来；如果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改革开放、发展自己的良机，等等。这些话语，在当时是何等明亮的思想火花！无疑是在沉闷的天空划出了一道道闪电！
但是，全国的稍有分量的报刊，除了《半月谈》对“皇甫平”文章表示赞同和支持之外，绝大多数都没有反响。
邓小平更坐不住了。他决定再次到深圳去。而且像他自己到深圳之后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在重要关头，我还是要说话的。”
邓小平要来了。深圳人终于盼到了。这不但是一百多万的深圳人、而且是海内外的千千万万人都充满期待的特大事情。他已经88岁高龄，可以说，这是20世纪这位伟人的生涯中最令人难忘最重要的一次出行。
深圳市委于1991年下半年就接到从北京传来邓小平将会在明年春天到深圳“休息”的通知。按惯例，这样重要的通知，开始只传达到市一级和有关党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并且强调要“绝对保密”。但是，“邓小平又要来了”的消息，还是在深圳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里面不胫而走。每个人都兴高采烈。那时，深圳的干部之间见面都会高兴地互相道喜：“老人家又要来了。”
深圳市委立即研究和部署做好接待邓小平的准备工作，要求在内部当作一件特大的事情来抓，包括装修深圳迎宾馆的桂园别墅，准备好向老人家汇报的材料，布置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等等。每一项都由专人分工负责，限时、保质完成。1992年元旦刚过，又成立了由市委几位主要领导和办公厅、公安局、宣传部等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门接待工作组。我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也被召集参加接待组工作。
日子越来越迫近，接待准备工作也越来越紧张。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经常亲自过问、检查整个准备工作进展情况。接待工作组的工作也越来越紧张，包括向上级了解邓小平在深圳的行程，建议安排参观哪些单位，用什么方式通知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等。
我具体分工负责邓小平到深圳视察期间的宣传和新闻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对所有跟随采访的记者统筹安排和管理，重点是对深圳本地记者的稿件审读、把关。
1992年元旦过后，深圳市委就接到中办的正式电报通知：“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接待、安全工作。”同时，还明确各个新闻单位不派记者跟随采访，不公开报道。
不过，广东省委和深圳市委的领导深知邓小平到来的重要意义。在派记者的问题上，省市领导更是尽力争取。陪同邓小平视察的中办负责人最终同意省、市的党报、电视台派出可靠记者跟随，但是名额严格限制。这样，哪怕不能公开报道，至少可以通过记者采访留下珍贵的历史资料。
1992年1月17日，我通知《深圳特区报》的社长区汇文和深圳电视台台长卢晓昭：有重要的接待和报道任务，立即推选一组合适、可靠的记者名单。为了保密，电话里并没有说明是邓小平要来深圳。
深圳还有一家大报《深圳商报》，听到消息之后，强烈要求也给他们记者名额。我当然是支持的，人多力量大，将来宣传报道起来，影响也更大。但是反复地向上级请示和要求，最后的答复是：“给《深圳特区报》和深圳电视台派记者，已经是特例了。绝对不可能再给深圳增加记者名额。”
凭我多年在宣传舆论战线工作的感觉和经验：老人家以88岁高龄又是第二次到深圳特区，而且是在这个时候，意义绝非一般。一定要做好新闻报道的准备，尤其是市委机关报《深圳特区报》一定要派出得力的采访骨干。考虑再三，我又给报社的区社长打电话，指定要副总编陈锡添和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参加这次采访。
当天下午下班前，陈锡添和江式高就来到市委大楼五楼我的办公室。我当面向他们传达和布置任务，并且透露是邓小平第二次要来深圳视察，要求他们19日上班之前到深圳迎宾馆报到。陈锡添和江式高一听，能有机会参与这样重大的报道任务，皆喜形于色。
我们都像是要迎接重大的喜庆节日，内心无比激动。
第九章 老百姓见到真人
邓小平的名字，中国的老百姓都很熟悉。20世纪后半叶，人们从报刊、电影、电视中，都经常可以看到邓小平的形象。这次，许多老百姓却幸运地在深圳看到了近乎神奇人物的邓小平真人。
1月20日上午9:30，我们的车队到达国贸大厦，邓小平从中巴下来的时候，就有群众看到。有人还惊喜地大叫：“邓小平！邓小平！”
邓小平在警卫人员的保护下，很快乘坐电梯上旋转餐厅。而国贸大厦周围关于“邓小平真的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的消息，正迅速向四面八方传播。
当天是周一，深圳人都忙着上班。国贸大厦周围主要是内地和海外的游客。也有一些罗湖区的居民和职工听到消息之后，赶到国贸大厦的。人们不断涌向国贸大厦，大堂挤满了，就站在大厦外边的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在热切地等待机会目睹伟人的风采。
深圳国贸大厦49层旋转餐厅与地面一层之间，要在第42层转乘电梯。而从地面1层到42层的电梯是对外透明的观光电梯，高处可以从电梯里面透过玻璃往外清楚地观看市容，接近地面时则可以看到大厦大堂和音乐喷泉大厅的情景。
10:45，邓小平讲话结束，乘电梯从49楼的旋转餐厅下到42层，再转乘直通地面的电梯。为安全起见，邓小平和家人，以及省市负责人乘坐的是中间电梯。其他人员分乘两边的两部电梯。
由于已经有人报告说，国贸大厦的大堂和大厦广场已经汇聚了许多群众，都希望能够见到邓小平。熟悉老人家性情的邓办主任王瑞林特别交代警卫人员：下到地面后，在注意安全的同时，警卫方面宽松一点，尽可能让首长同群众见面。
果然，当我们所乘的电梯平稳下到快接近地面时，大家一看：天啊！大堂、音乐喷泉大厅四周从一楼到三楼黑压压地全是人。
当邓小平乘坐的电梯下到地面时，群众一片欢呼：“欢迎邓小平同志！”“邓爷爷好！”“邓伯伯好！”此时的大厦大堂、音乐喷泉大厅的灯光，全都亮了起来。场面的气氛更加热烈。
邓小平一出电梯就高兴地向群众招手，然后从大堂走向音乐喷泉大厅，微笑着继续向群众招手。
无论是深圳人，还是从香港或内地来深圳的人，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有着特别的感情。邓小平这么一招手，群众的情绪更加激昂，欢呼声像海浪一样此起彼伏，一阵比一阵高。
国贸大厦音乐喷泉大厅的二三楼走廊只有一米多宽，平时是供少量人走动的，就是重大节日开音乐喷泉的时候，一般也只有两三百的观众分布在二三层楼上倚靠栏杆观赏。今天这么多群众汇聚在音乐喷泉的大厅及至二三楼，并且是人潮涌动、情绪激昂，原来建设时的安全设计，对此肯定是未曾考虑到的。随从和警卫人员也没有估计到这种具体情况。
工作人员中有人大声喊叫：“赶快护送首长离开！人太多，二楼和三楼将承载不了，会有危险！”
陪同人员和警卫人员听到喊声，以安全为第一，顾不了其他，马上扶着邓小平及家人，拨开群众，往大厦的大门口走。
我的天！大门口的广场上也已经自发地聚集着数不清的群众，黑压压地人头攒动。人们见邓小平出来，马上激动地站在原地高呼：“邓伯伯好！”“小平您好！”
真难以想象，没有任何组织和指挥，那么大的场面，却秩序井然。群众中没有挤迫、推搡，更未曾出现任何践踏事故。
这情景令人想起8年前，1984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到深圳国际商业大厦顶层观看市容后，下来的时候也是受到很多群众自发的热烈欢迎。附近工地的民工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不顾一切地赶来看邓小平。见到邓小平微笑着向大家招手，有的民工高兴得把自己的安全帽抛向空中。今天，那激动人心的历史场面好像又在重演，而且群众更多，场面更加热烈而又井然有序。
8年后的今天，从深圳国贸大厦大堂健步走出来的邓小平，还是微笑着不断地向广场上的群众招手。
由于人多拥挤，只有站在最前面的群众才能够看到邓小平真人，后面的群众根本看不到。黑压压的群众中绝大多数的人们只是凭着感觉和激情欢呼雀跃，激动不已。
在我附近，人群前面的一名中年男子竟然激动地冲向前，想要同邓小平握手。警卫人员马上把他推回到人群中间。
摄影记者江式高后来还说了一个情况：当邓小平走出来微笑着向群众招手，他正在抓紧拍摄的时候，旁边的公安人员见到人群里面有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伯使劲往前挤，就想制止他，要求他向后退。老伯突然不顾一切大声地说：“同志啊，我当了几十年右派，是邓小平解放了我。就让我在前面看一看他吧！”周围的人都被感动了，站在前面的人纷纷给老伯让位。在场的深圳市公安局长梁达均也示意公安和警卫人员就让老伯站在人群的前面，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邓小平。
热烈、激动的场面持续了好几分钟。邓小平还是微笑着不断地向群众招手。
公安警卫人员为了首长安全，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邓小平送上停在大门口的中巴上。
此时，广场的人群中间又马上自觉地闪开了一条大路，让邓小平的车队慢慢离开。
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人民群众。这就是深圳特区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氛围。
邓小平坐在车上，一直不停地向车外还在欢呼雀跃的群众频频招手。看得出，老人家很喜欢这么热烈的情景，喜欢同群众在一起。
第十一章 记录工作险些出漏子
1月20日，准备去深圳国贸大厦之前，吃早餐的时候我找市委书记李灏，当时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在。我向他们汇报自己的一些想法，担心会漏掉一些重要记录。比如出发在路上时，只有省、市的主要领导能陪同邓小平在中巴上，邓小平的谈话我没法子记录；还有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很重，我们一下子会听不清楚。希望批准我们带录音机，并且允许我从市委宣传部调一名四川籍干部到迎宾馆协助记录整理。两位领导听后，都表示理解和支持。
谢非还半开玩笑地说：“吴部长，不要紧的。小平同志在中巴上有什么重要指示要记录，我们回来向你汇报。”好多年前，他当广东省委副书记时来过深圳检查工作，是我陪同和带路。所以，谢非早就认识我。
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说：“反正，完不成记录工作任务，中央首先是打您们两位书记的屁股，跟我没关系。”谢非、李灏都笑了起来。然后，李灏说他负责向王主任说明、请示。
1月20日9时在迎宾馆上车的时候，我交给李灏书记一个超小型的索尼牌录音机，告诉他怎么使用。李灏认真听我讲解后，把录音机装进西装内左上边的袋子，坐上邓小平的那辆中巴。
到国贸大厦旋转餐厅，我和陈锡添由于有特殊任务，站在邓小平和谢非、李灏、卓琳、邓楠的后边。李灏时而半弯着腰、指着深圳市建设规划模型向邓小平说明，时而坐下来向邓小平汇报深圳的发展情况。我一见邓小平开始插话，用手示意李灏注意录音机。李灏马上伸手按动西装袋子里录音机的开关，向我点头，意思是说：“搞掂了。”我放心地退到后面一点地方蹲下来，边听边专心做记录。
邓小平从国贸大厦下来后又到深飞公司视察，我们快到中午12点才回到迎宾馆。我马上找李灏书记的秘书刘润华要录音机，然后顾不上吃午饭就先回五号楼住处整理记录。可是录音机放不到一半就没有声音了。再试几次，都一样。
我心里开始发慌。如果没有录音做重要依据，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发表的十分重要的长篇讲话，只靠笔记，整理记录稿将可能会出现疏漏，核对更加困难。我立即不顾一切地到餐厅直接找李灏。李书记听了也有点紧张，说：“我确实按了开关，听到它开始录音了。中间没有再碰它呀。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才最重要。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很可能是录音机中间出了毛病，这种问题怎么能找领导，赶快自己想办法。我一边在心里想，一边离开，突然想到谢非书记的秘书陈建华。好多年前，谢非任省委副书记来深圳检查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市委让我带路和陪同，就开始同陈秘书熟悉。他工作认真、仔细，可能会有录音。
当我正在餐厅里观望、寻找时，陈建华已经在另外一张餐桌旁站起来，笑着看我。他已经听到我向李灏汇报的谈话，主动走过来，拉着我到餐厅外头，笑着说：“怎么样？要我帮忙吧？”
陈建华比我年纪小很多，但我们像老朋友。我说：“小陈，赶快拿出来吧。什么条件，尽管说。”事实上，陈建华录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重要谈话的后半部分（估计是开始的时候，中央警卫局的人不让其他工作人员靠近邓小平坐的位置），我们录了前半部分，正好互相弥补。
当天下午，邓小平没有出行，我们也就没有跟随和记录任务。我马上同深圳广播电台台长马导明通电话，他立即调一位政治可靠的技术员游敏带着录音设备到迎宾馆。我又从市委宣传部调一位四川籍干部凌泳到迎宾馆。她们俩同住一个房间，游敏在技术上把关，尽可能把邓小平的讲话录音播放得最清楚，将其合成完好的录音带（当时尚未有CD碟）。凌泳这位地道的四川姑娘当然完全熟悉邓小平的四川话口音，边听录音边做详细记录。游、凌两个人密切配合，把邓小平在国贸大厦发表的重要讲话的录音一字不漏地变成文字稿（我要求是：打个咳嗽或稍有停顿，都要用逗点标出）。然后，我再根据原原本本的记录稿，在文字上进行整理。
这次邓小平视察深圳期间的谈话，最重要、最集中的是在国贸大厦的谈话。陈建华对我完成记录整理工作给了很大的帮助。为了对他表示感谢，我送给他一套小平同志在国贸大厦谈话的完整录音带、一个高质量的录音机和几盒录音带。这也算是在跟随邓小平视察深圳做记录工作中的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以后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都特别小心地做好准备工作。每天早上出发时，我都把经过检查并保持良好状态的录音机交给李灏书记，回到迎宾馆再取回来，先交由凌泳、游敏她们翻成文字。然后，我和陈锡添再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成邓小平每天视察活动和讲话的文字初稿，再送给邓办王主任审核。由于要保证做到详细、准确、完整，又要赶时间，那些天我和陈锡添经常加班加点，每个晚上都是12点以后才睡觉。
必须提到的是，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在接到任务之后，虽然当时上级通知是不能公开报道的，但他仍然天天背着二十几斤重的摄影器材，十分认真地进行另一种记录工作，为历史留下了“邓小平在深圳”的许多珍贵照片。还有深圳电视台的记者桂颂平他们带着笨重的电视摄像机，在采访中遇到更多难题，但是他们克服各种困难，努力地用电视镜头详细记录邓小平在深圳的珍贵画面。江式高、桂颂平他们不但为日后宣传报道邓小平在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重要的历史档案记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第十二章 发言人“擅”讲真话
1月20日中午约十二点，我回到迎宾馆5号楼房间，正要整理邓小平在国贸大厦的讲话录音，就接到市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黄新华（他当时又是市委宣传部外宣处处长）的电话，说香港无线电视台打了很多次电话，称他们上午接到很多观众电话报料：邓小平正在深圳视察。香港方面说：“香港人一听说邓小平到深圳，都很高兴。可你们深圳市政府新闻处却为什么一点消息也不透露？”
由于在1989年政治风波期间，香港的报纸、广播电视都曾经听信谣言，传播过不少假新闻，有的竟然发布中国的某位领导人去世、国家总理被武警杀死等所谓“重大新闻”。后来证明那完全是假新闻，使这些媒体信誉大受损伤。这一次，香港无线电视台为慎重起见，特别找了一位同黄新华熟悉的资深记者电话找上门，希望能够从正式渠道对群众报料给予证实，并提供更多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新闻。
黄新华在电话里简要地向我说明情况后，就不断问我：“吴部长：怎么办？应该如何回答？”
这可把我问住了，拿着话筒停了好一阵子。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在当时组织上是要求绝对保密的。但是，事实上邓小平上午在国贸大厦、先科公司已经同成千上万的群众见了面。
我的脑海中一幕幕地回放着上午亲眼目睹的、老百姓真切见到邓小平的情景，在心里说：“邓小平在深圳视察”实际上已经没有“保密”可言；再说，邓小平到深圳特区视察，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亲自到南方来支持改革开放、关心深圳特区的发展，是多大的好新闻！
经过一番思索之后，我果断地对黄新华说：“就回答他们，邓小平是在深圳视察。至于其他情况，暂时还是一句也不能说。”
快到中午一时，我们住在迎宾馆的多数同志已经吃完饭回房间休息了。我由于前面提到的录音机问题，又等陈建华拿来他的录音带，再抓紧试听、整理邓小平上午讲话记录的关系，很迟才到餐厅吃饭。在餐厅里，我边吃饭，边看到电视里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在播送“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特别新闻。主持人简短地说明之后，就播放黄新华的电话录音：电话里记者问：“邓小平是不是在深圳视察？”黄新华在电话里简明地回答：“是。”电视屏幕上同时出现黄新华的头像资料，接着还播放邓小平的一些历史镜头。然后，就反复地播送这个“特别新闻”。
据说，当天香港人看这条“特别新闻”比看世界杯足球赛还热闹。香港的另一个电视台和几个广播电台都快速编辑成口播新闻，反复播放。很快，香港的酒楼、餐厅、家庭、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邓小平到深圳视察的事情。
世界各大通讯社都马上捕捉到“邓小平在深圳”的信息，并当作重大新闻第一时间播发。
例如：美联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深圳市政府一位官方发言人在回答香港的电话询问时说，87岁的邓小平周日抵达深圳经济特区，计划在深圳逗留几天。有报道说，邓小平在深圳的行程很紧凑，他看来很健康。”路透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深圳市政府新闻负责人周二透露，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视察深圳经济特区。”法新社香港1992年1月21日电：“据报，中国已退休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正在深圳经济特区进行视察。”等等。
这实际上就把“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中国仍然会坚持改革开放”的信息快速而又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当然，海外的大量宣传，国外各大通讯社的快速反应和报道，又惊动了北京的情报和新闻管理机关。正常情况下，必定有人要追查透露这个“绝密”消息的根源和责任。
当天晚饭后，黄新华就神色紧张地到迎宾馆找我，说有关部门正在追查透露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消息的问题。
我虽然有一定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觉在心里一震：讲真话、实话的风险终于来了。不过，我想了想，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安慰黄新华：“怕什么？中午香港电视的新闻播出之后，下午香港股票升破4500点，很多人会请你这个新闻发言人吃饭呢。看起来，社会反映很正面。如果有责任，完全由我来承担。”
黄新华是宝安人，深圳市成立之后就从茂名调回家乡的深圳市广播站工作，并且成为深圳唯一的一名记者——当时的深圳本土除了广播站之外，没有其他的新闻单位，而广播站就他一个正式记者。黄新华后来调到市委宣传部的外宣处（对外也叫市政府新闻处），从科长、副处长到处长。而我1981年调深圳市委宣传部后，分工联系、指导广播站工作。我当副部长之后，这几年，外宣处的工作又是由我分工负责。我和黄新华之间，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他看我态度很坚定，说得似乎很轻松，紧张的情绪缓和了下来，说：“这么说，我就放心了。”然后就告辞回家。
不过，黄新华走的时候，还是友好而又深情地望一望我，说：“部长，我觉得事情还是不会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大家还是小心为好。”
黄新华走后，我的心里真的像是有十五个吊桶打水那样七上八下，很不安宁。因为我明白：这种事情可大可小。大到可能会真的受到“泄露党和国家重要机密”的严厉处分，甚至被判刑。
我站在窗前，遥望外边的星空，听着北风吹拂树木的涛声，思绪万千。想了好久，我终于下决心来到“松园”厉有为的住处。他是分管舆论宣传的深圳市委副书记，又是邓小平视察期间入住迎宾馆的市委主要领导。
我一敲开厉有为的房门，就主动向他“坦白交代”：黄新华是我的下属，是我同意他那样答复香港电视台的电话询问的。有错误的话，完全由我负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批评、处分。”
厉有为有点突然地看着我，认真听我说完以后笑着说：“哎呀，事情已经过去了。社会上对小平同志到深圳特区视察的新闻反映很好嘛，今天下午香港的股票指数大幅攀升哩。你回去干你该干的事情，好好休息吧。明天的工作任务还很重。”
听了领导的一番话，我不由转忧为喜，心中的石头才真正落地，坐也不坐就向厉有为告辞。
回到迎宾馆5号楼的时候，我没有立即进我的房间，而是在楼下的林荫道上慢慢地散步、静静地思考：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倡导要“实事求是”，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啊！因为，要在很短时间内认清事物的真实本质是很困难的，从中求索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就更加困难。且不论经济领域、文化观念方面的事情，在政治领域，动机与效果、真实与政治需要，两者经常就很难统一、和谐。具体到新闻的发布和报道，往往有许多新闻事实不予以发布或不予以报道。为什么呢？就是政治动机及政治目的之间的矛盾使然。所幸是在中国确实有许多勇于排除万难，敢于实事求是的人和事。七八十年代之后，邓小平在对待中国改革开放问题上，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深圳特区的不少领导也是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市委书记李灏就曾经说过：“哪一项改革之初，不是离经叛道？！”如果没有这种敢闯精神，深圳绝对不可能建设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想到这里，我不觉热血沸腾，一股“要为党的事业负责而敢于冒风险”的劲头冲上心头。也可能是这种纯真、朴实的共产党员信念，使我日后在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时，仍然不怕冒风险，敢于负责任，义无反顾。
之后的两三天，黄新华他们新闻处利用中午或晚上的时间，继续不断给我送来好消息：我们及时讲真话之后，海外对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反应很热烈，报道量很大。据初步统计，从20日到22日，香港的20多家报纸和5家电台、电视台，以及外国驻港新闻机构，就已经发稿200多篇，有消息、特稿、评论、图片等。香港《明报》、《东方日报》、《天天日报》还就邓小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专题出专版。从内容看，绝大多数反应都很正面。
第十六章 未上弘法寺
1月22日上午，邓小平在仙湖边种树之后，离预定返程的时间还有十来分钟。邓榕扶着老父亲在草坪与草坪之间的林荫径上散步。
太阳已经升过梧桐山顶，阳光满满地洒在梧桐山下的湖面和花草树木之上，也洒落在梧桐山腰的弘法寺。
这座佛寺顶上那金黄瓦片不时闪耀出一道道金光，吸引了邓小平的目光。他抬头望望山腰那金光闪烁的地方，问女儿：“那是什么东西？”
邓榕像是早已经有思想准备，有意淡淡地回答说：“据说那是一座旧庙，周围的路都不好走。”
邓小平“呵”了一声，跟着女儿转身又在小径散步。他们像转圈那样不断走着走着，不一会儿，邓小平的目光又被山腰苍翠繁茂之中那金瓦跃光的建筑物所吸引，再次认真地问女儿：“那是什么东西？”
女儿笑了，说：“刚才说了，那是一座旧寺庙，路不好走。”
邓小平这次不做声，转头踱步。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一定知道半山腰那座寺庙并不是一般的旧庙宇，也一定不是它周围的路都不好走。只不过这绝对不是他时下要穷根究底的问题。既不让看，自己也就装作信以为真而作罢。
其实，深圳梧桐山腰那座弘法寺，真的是有来历、并且有曲折的故事，是一座不一般的庙宇。
那是1984年，春节过后，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经过在长满荒草野树的峻峭山径的艰苦跋涉，来到山势俊美、海拔800多米的梧桐山山麓看望十几户当地农民。当梁湘看到梧桐山下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山坡上佳木繁荫，苍松翠柏，柳浪闻莺，不觉心情激动，萌出另一个经济发展的念头。他对陪同的罗湖区负责人说：“这地方将来可以开发搞旅游业。”
旁边的村干部乘机说：“山坡那边原来有一个旧庙，老百姓过去经常朝拜。现在还有香港人和海外的华侨每逢年节，都到这里烧香。”
梁湘一边听一边问，了解了更多关于这座庙宇的情况。然后又叫村干部引路去那座旧庙。大家一看，确实是一座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大半的小庙，可是，庙宇前面还有刚刚焚烧过的香烛，说明真的还有不少人来朝拜。
之后，为了发展旅游业和吸引更多港澳同胞回家乡投资，市政府同意罗湖区修复梧桐山坡的那座旧庙，还专门拨了一笔小数额的专款。
为什么当初修复旧的小庙的决定却演变成要修建一座规模很大的弘法寺？
据说，一位从北京调到深圳工作的高级建筑工程师，受市建设部门的委派去指导旧庙的修复工作。可她经过一番考察之后，却提出：梧桐山不但环境很好，从风水学的角度看，这个地方也是上乘的。单单修复规模很小的旧庙太可惜，建议应该修建一座有相当规模的佛寺。有人说她是走火入魔，也有人说她独具慧眼。不过，当时深圳市政府主管基建的领导却听信于她，筹集款项，决心在这处风景上乘的地方建起一座大寺庙，造福后人。
1985年7月1日，新的寺庙举行奠基仪式。当时的深圳市政府主管基建的领导邀请到著名高僧本焕大和尚率众弟子为奠基仪式洒净说法。同时，把这座新建的寺庙定名为“弘法寺”，并且请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题写“弘法寺”的寺名。
那时，梧桐山周围的交通还很不方便，外边的人很少到深山密林中去。但是，在人迹稀少、丛峦叠翠之中却有不少人日以继夜地大兴土木，仅一年多的时间，就悄悄地盖起了大寺院的山门、大雄宝殿、天王殿、钟鼓楼、藏经楼等，甚至连大殿里的汉白玉大佛也已经运到并上座。
1986年，中纪委和广东省委收到揭发信，说深圳市委、市政府大搞封建迷信，大兴土木建寺庙，便派人调查。可是，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直到此时，还以为梧桐山下只是在修复一个旧的小寺庙，而对于“深圳在大规模兴建寺庙”的事情却被蒙在鼓里。不过，在市委常委会上，梁湘还是认真地作检讨，并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从此，这座还修建不到一半的佛寺，就处于停工的荒废状态。说也奇怪，深圳市民以及港澳同胞到那里烧香的越来越多，络绎不绝，也在某种程度促进了深圳旅游业的发展。后来，梁湘退居二线。李灏接任市委书记、市长时期，梧桐山下的那片山山水水，逐步被开发建设成一个环境优美的仙湖公园。后来，接任深圳市长郑良玉还亲自题写“仙湖公园”四个大字，这四个字被刻石立于湖边。
1990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到深圳视察。他当时分管统战、意识形态工作，也特别关注经济特区的宗教、旅游和文化事业。市委书记李灏陪同李瑞环到梧桐山一带考察，汇报修建那座佛寺的起因、过程之后，李瑞环说：“已经建设成这个样子，荒废了太可惜。我回北京后同赵朴初老说，由佛教协会来管。”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很快就带领一批徒弟到深圳考察。据说，赵朴初老站在梧桐山顶俯视山腰的佛寺，远眺苍茫的湖光山色，连说几个“很好”，并一再说“这是能益一方人民的大好事。”于是，弘法寺得以续建并逐步完善。
1990年8月31日，弘法寺续建完成之后，正式宣布对外开放，很快就香火旺盛，诵经拜佛者络绎不绝。
梧桐山麓仙湖公园的建设与弘法寺的兴旺相互辉映，越来越成为深圳乃至香港和东莞、惠州的著名旅游胜地。到了1992年春天，弘法寺已经声名远播。
但是，这一次，大家都不敢让邓小平上去看这个佛寺。因为从历史上看，邓小平对佛寺并没有兴趣，再加上弘法寺是近年新兴建的。于是，就连家人也“串通”起来：老爷子如果要问，就说是一个旧寺庙，路也不好走。
既不让去看那么耀眼的东西，邓小平就想在山下这个空气清新、环境优美的地方多漫步一会儿。他停下来问女儿：“我们还要去什么地方？”
“回迎宾馆呀。”一直扶着父亲、一起散步的女儿邓榕说。
“还早哩。再走一走。”邓小平真的舍不得这么早就离开。
“那不行。”邓榕说，“行程和时间是安排好了的。您看看，车都来了。”
邓小平望一望已经停泊在附近的警车和好几辆中巴、骄车，以及等候在各车辆旁边的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显得满脸无奈，不高兴地说：“真是没有自由。”
快11点的时候，邓小平乘车从仙湖公园回深圳迎宾馆。
第十七章 并未“得罪了多数”
几天前，刚到深圳的时候，邓小平说过不愿意见其他干部，怕“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
在深圳实地视察了几天，不断地同省市部分干部谈话、吹风之后，在离开深圳的前一天下午，邓小平却抛开了原先怕“见了少数，得罪了多数”的顾虑，召见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以及广东省、深圳市领导人，在更大范围继续吹风，讲改革开放的大局，并高高兴兴地分别同大家合影。
1月22日中午，邓小平略为休息之后，下午两点就着正装从房间里走出来。老人家穿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装，显得既精神又正统、严肃。
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香港新华社社长周南，属于远道而来。他们赶到深圳迎宾馆、进桂园别墅客厅的时候，广东省和深圳市的主要负责人已经在客厅里，邓小平和杨尚昆正和他们谈话。刘华清、朱敦法快步走到邓小平、杨尚昆跟前，立正，恭恭正正地行军礼。周南也快步上来向邓小平、杨尚昆问候。
已经在桂园客厅的谢非、李灏、郑良玉等广东省、深圳市的主要负责人也过来同刘华清、朱敦法、周南互相握手问好。然后，邓小平、杨尚昆坐在中间沙发上，其他人则按照座次在两边坐下。
名义上是大家座谈，实际上是邓小平继续发表谈话。
上午在往返仙湖公园和迎宾馆的路上，邓小平就有不少重要谈话。今天下午在接见部分党政军负责人的时候又继续吹风。虽然有的话在前两天已经讲过了，也可能他觉得还要再讲透。第二天就要离开深圳了，有的自己还没有讲过的新东西，他必须在临走之前再做交代。
邓小平说，我们有些同志从一开始就反对开放，不只是对办经济特区的问题。不开放，连信息都没有，鼻子塞住了，连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甚了了，还有什么高新尖端？不打入国际市场，更大发展就没有希望。
邓小平说，在改革的问题上也有不少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例如在开始搞农村承包、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的时候，不跟着搞的就有一半以上，第二年反对的只剩三分之一，第三年才全部跟上来，这是讲一个省一个省范围的。就大范围来说，那时搞得并不活跃呀，都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这样的事情就是允许看一看，比强制好。城市改革、工业改革、办经济特区，好多事情允许别人看一看再说。但是，不闯啊，没有这种闯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来。不冒点风险，什么事情都要有百分之百把握，谁敢说这样的话？
邓小平说，我1984年来过，谁能想到深圳的建设才经过这么几年就发展成这么个局面？我就没想到深圳会发展这么快。这次来看了，增加了信心。
邓小平说，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有反对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有一段时间反对的意见闹得比较凶。我说不争论，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原来反对的人才慢慢跟上来了。一争论，就复杂了。一个新事物，开始的时候往往有许多人看不清楚，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一争论，把时间都“争”掉了。不争论，就这么试，大胆地试。要敢闯，没有一点敢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勇气，没有一点干劲，干不出新的事业。
邓小平说，现在的证券市场、股票市场，我们中国人过去就懂得的，主要是在上海。现在又搞这个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搞一两年，看对了，就放开；错了就纠正，关了就是了。关的时候，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有这么个试的过程，就不犯大错误。
邓小平说，最近都在议论：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地位消灭不了。连资本主义也在讲。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许多人并不清楚。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自己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自己就没那么认为。就是往前走，胆子大一点。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各方面就会走出一个定型的制度，以及制度下面的方针、政策，那时就会更定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经验就会一天比一天丰富，越来越多。看看各省的报纸，反映各地都在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不一样。这就好。要有创造性。
邓小平说，深圳的经验，就是敢闯。
李灏说，深圳特区是在您的倡导、关心、支持下才能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我们是按照您的指示去闯、去探索的。
邓小平说，工作主要是靠你们深圳做的。我是帮助你们、支持你们的，在确定方向上出了一点力。
下午3时，工作人员进来告诉邓小平和杨尚昆：地方上的其他领导都到齐了。邓小平和杨尚昆马上起身，健步走出桂园，来到前面小花园。其他领导也都跟在后面。
广东省、深圳市的其他党政军负责人早已齐集，正在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或坐或站好自己位置。但由于人太多，又要对号入座，半天都未能搞好。
邓小平和杨尚昆走出客厅后，就站在草坪中间聊几句。
杨尚昆告诉邓小平：“我还要多留一两天，他们要我多看看。”
邓小平点点头，说：“好哇。多看看。”
杨主席看到那边来了自己熟悉的干部，马上主动过去打招呼。
刘华清则乘着这个空隙，带着朱敦法来到邓小平面前，再次向邓小平介绍说：“这是广州军区司令员朱敦法。”
朱敦法马上立正，向邓小平恭敬地行了一个军礼。
刘华清又对邓小平说：“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是一个连长。”
邓小平问朱敦法：“那时你多大？”
朱敦法回答说：“21岁。”
世人都晓得：40多年前，邓小平是淮海战役的总前委书记。他看着眼前这个整齐地穿着中将制服、两鬓已经有些灰白的军人，或许在感叹时光流逝；也可能在欣赏这个屡立战功的部下的快速成长，笑着说：“那时你是一个娃子连长啰。”周围的人听了，都笑起来。
下午3点10分，邓小平、杨尚昆就在桂园的小花园接见党政军负责人，分批同大家合影。
深圳市委、人大、政府、政协班子成员都早早地整装到迎宾馆等候与邓小平、杨尚昆合影，唯独漏了市委常委杨广慧，给他一生留下很大遗憾。
是何原因呢？因为那时杨广慧刚好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
按惯例，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是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宣传部长参加。深圳只是一个副省级的计划单列城市，本没有机会参加，但偏偏这一次却因为深圳是经济特区，特别通知深圳市委宣传部长也要参加。1月18日杨广慧接到中宣部的通知之后，不觉犹豫起来。他把我叫到办公室，说：“老吴。你看，小平同志就要来了，我又要到北京开会。”
我当然很理解他的心情，就说：“北京的会议是19日报到，20日才开会。小平同志明天就到了。要不，向李灏书记反映一下，让你先见一见小平同志？”
老杨高兴地说：“要真能这样，就太好了。你参加接待工作，见李书记时反映一下。有什么好消息立即告诉我。哪怕迟一天到北京，我也等。”
我很快就认真地向李灏汇报了杨广慧的愿望。李灏听后笑了，点点头，表示对部下心情的理解和支持。19日晚上，在迎宾馆六栋二楼开碰头会之前，李灏郑重其事地对邓办王主任说：“我们市委宣传部长是从中宣部调来的，本来今天要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但他又很想能见到敬爱的小平同志，或者小平同志同市委班子合影时他能参加。所以，我们这位市委常委还在深圳等着呢”。
王主任听后笑着说：“你们这位宣传部长的心情我很理解。但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有合影，那也是等到老爷子考察结束之前。叫你们那位部长赶快到北京开会去吧。”
当晚，我就在电话里把情况告诉杨部长。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到北京开会去了。
所以，1992年1月22日下午，邓小平与深圳市四套班子成员合影的历史照片中，就遗憾地缺少了市委常委杨广慧。
当天下午，邓小平同省市负责人分批合影之后，接着还高兴地同迎宾馆的服务人员、医护人员和部分交通干警合影。
晚上，深圳市委、市政府在迎宾馆宴请谢非、周南、王瑞林、孙勇等领导人和中央、广东省的工作人员。深圳市的部分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这既是感谢，又是庆功。邓小平几天来的视察进行顺利，安全保卫上未出任何差错。更加重要的是邓小平身体状况和精神都很好，情绪越来越高，还发表了那么多重要谈话。所有的人都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迎宾馆的宴会厅里觥筹交错，起坐喧哗。几天来工作的繁忙辛苦，执行任务时的严肃紧张，此时都松弛下来，仿佛要一醉方休。
第十八章 “不破例”和“快一点”
1月23日，天气晴朗，春风习习。小平同志今天就要离开深圳到珠海。
省市领导和陪同人员、工作人员都抓紧吃好早餐，不到8点就到桂园别墅前面等候。
这几天，在跟随邓小平视察过程中，我深感老人家的谈话不但对深圳特区、而且对全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应该尽快地宣传和报道出去。同时，海外尤其是香港的一些媒体由于得不到详细的真实情况，作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报道，应该及早给予澄清。加上这次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人民日报》没有记者跟随，新华社有记者来，却又一再表明“总社没有要求发稿”。这越发使我感到自己担子很重，责任很大。
吃早餐的时候，我向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副书记厉有为汇报，极力主张深圳的媒体要尽快把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的精神报道出去。两位市委领导听后都很同意我的意见。
吃完早餐，李灏拉着我说：“走，去向邓办汇报。”
我们在桂园门前等了一会儿，约早上8点钟，王主任出来。李灏马上向他汇报我们的想法。从表情上看，王主任是觉得我们的想法有道理的，但他还是笑着摆摆手，说：“这么大的事，除非老爷子同意，谁都不敢定。”并且示意我们，老人家已经吃完早餐，很快会出来。
不一会儿，邓小平穿着浅黄色的夹克，在老伴卓琳、女儿邓榕的陪同下，从大厅漫步到门口。李灏快步迎上去，先向邓小平和卓琳问好，然后就抓紧向邓小平汇报关于深圳媒体报道的事情。
邓小平面带笑容，态度和蔼，却没有听清李灏说什么。“啥？”他笑着问李灏，又望望女儿邓榕。
邓榕对着父亲的耳边，大声地说：“李灏同志他们说，您的讲话很重要，加上香港有的报纸对您的讲话乱猜测，希望深圳的报纸能做正面报道。”
邓小平“啊”了一声，略停顿一下，摆摆手，说：“不破这个例。”
“不破这个例”，也就是不同意我们公开报道。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辞去所有党政军的重要职务，“正式与政治生涯告别”。邓小平并要求对他的活动也不做宣传报道，以后也就成了“惯例”。
这个时候，深圳市的几套班子负责人和迎宾馆的服务人员都已经排在桂园两旁等候。邓小平从别墅里面一出来，大家就热烈鼓掌。邓小平则笑容满面地同深圳市的部分负责人握手，不停地向大家挥手，深情道别。
时任深圳市人大副主任的吴小兰也站在欢送的行列。她是“延安五老”（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中吴玉章的女儿，与邓小平及其家人很早就相熟。搀扶着邓小平的邓榕远远就大声地叫：“小兰、小兰。”吴小兰赶快赶到邓小平跟前。邓小平高兴、热情地同吴小兰握手、说话，然后才又往前走，继续向欢送的群众挥手。
邓小平和家人从桂园出来后都坐上中巴。他们的行李则由工作人员搬到另一辆中巴上。谢非、李灏、郑良玉、厉有为也乘上邓小平坐的中巴，坐在邓小平的旁边。我们其他人则很快按照指定编号，坐上自己的中巴车。
上午8:30，邓小平一行从深圳迎宾馆出发。这一次的计划是在蛇口不停留，只顺路在蛇口“走马观花”，大视角地看看蛇口八年来的变化，再乘船到珠海。
在车上坐定，邓小平就高兴地对谢非、李灏说：“昨天我一直休息得很好。”
邓榕接着说：“他今天早餐吃得多。比在家还吃得多。”
看来，邓小平真的很高兴。从1月19日南下深圳，到今天头尾5天，邓小平把曾经在北京同中央几位主要负责人谈过的、后来在上海讲过的，又都反复地讲了。有许多东西在一两年前还没有讲的、或者自己觉得还没有讲透的，也都反复地讲了。该见的人也见了。老人家又亲眼目睹自己创办的深圳经济特区这块改革开放试验田生机勃勃的情景，心情确实与在北京时大不相同了。
我们的车队出了深圳迎宾馆，经过解放路，进入深南大道，匀速而平稳地朝西方向前进。
那时，深圳的市区面积还不算大，道路还没那么多，汽车也很少。市民的交通工具主要是公共汽车和自行车。车队经过的道路两旁的公共汽车都停下来，交通警察、推着自行车的市民，都驻足而立，似乎在向邓小平行注目礼。
整个深圳几乎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舵手邓小平几天来在深圳特区视察，都在传说老人家在谈话中大力支持深圳的改革开放。或许，有很多人今天是专门赶来向邓小平告别，送行的。
李灏望了望马路两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这两天香港的电视、电台都报道您在深圳视察的新闻，有的还具体说到您到国贸大厦、仙湖公园。当然，其中不少都是猜想的。”
李灏实际上还是要提起深圳的报纸能否正面报道的问题。但是，邓小平却只顾观看车外的情景，并不做声。
邓榕接着对父亲说：“香港的股票连升了3天。我昨天还听海关一个科长说，他1968年就来深圳，前后对比，看到办特区以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他说，没有中央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政策，没有您，这是不可能的。”
李灏马上说：“这位海关科长的话代表了深圳人的心声。特区是您倡导建立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1984年和今年春天，您在关键时刻又亲自到深圳来支持，指明方向。”
邓小平说：“特区取什么名字，为什么叫特区？都是经过考虑的。过去，中央陕甘宁边区叫特区，那是政治特区。你们的经济特区当然不同于那个特区啰。你们这是经济特区。”
李灏汇报说，深圳办经济特区，虽然中央给了一些特殊政策，我们心里很明白：在政治上一定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定要认真贯彻您的重要指示精神。今后10年，深圳要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放开一线，管好二线，把深圳经济特区建成第二个关税区。
邓榕接着说，“也就是说，逐步过渡到在经济上与香港更加紧密合作，甚至将来可以与香港自由往来。”
李灏说：“对，对。这个办法有利于深圳与香港的衔接，有利于促进香港的顺利回归。再有，就是我们要加强特区的法制建设，通过建立完善的法制，加快特区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要改革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从根本上打破大锅饭；要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吸收海内外的更多优秀人才；我们还要改革宝安县的农村建制，改为深圳市3个郊区。以上，就是我要向您汇报的今后发展的规划。”
邓小平说：“你们的这些计划，我都赞成。”他抬起右手，有力地打了一个手势，“大胆地干。每年领导层总结经验，看到不对的就赶快改，看到问题出来了要赶快解决。不断总结经验，这样，至少不会犯大错误。”
邓小平看一看谢非、李灏等人虔诚、认真听讲的样子，又说：“我刚才说了，第一条是不要怕犯错误，第二条是发现问题尽快改正。不要搞形式主义，更不要搞什么大规模运动。当领导的凡事要冷静考虑，才不会耽误工作。”
谢非、李灏马上表示：“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
接着，李灏抓紧向邓小平汇报关于深圳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说深圳已经办起了保税工业区。保税生产资料市场，做了一些小规模的试验，如果成功的话，将来进一步发展到整个经济特区。要按照小平同志说的，要敢试、敢闯。
此时，车上有陪同人员说，我们很快就要到蛇口了。
邓榕开玩笑说：“深圳是广东的独立王国，蛇口是深圳的独立王国。”
谢非、李灏马上说：“不，不，是试验特区。我们哪敢搞独立王国。邓主席。”
邓榕在老父亲的耳朵边大声地说：“谢非、李灏同志他们说，他们没敢搞独立王国。”
邓小平看看谢非和李灏，边听边笑。
车队经过华侨城进入南山区时，路两旁的荔枝树一片接着一片。虽然还只是初春，但由于天气温和，阳光充足，遍地草木一派翠绿茂盛。
李灏对邓小平说：“中国的荔枝最好的是广东，广东里面要数深圳南山荔枝。还有，广东的增城、东莞的荔枝也是很好的。可是，由于荔枝的保鲜期短，运输和投入市场都成问题。我们深圳机场如果开通日本航线，荔枝就可以销售到日本。”
邓榕打趣说：“不是有考证说杨贵妃被抢到日本去了吗？到时就把荔枝送到日本给她吃嘛。”
邓小平笑着看看女儿，说：“三峡也出产荔枝，而且离长安近。可惜三峡荔枝的品种不好。”
邓榕说：“那么……”她故意看看自己的父亲，“全世界的柚子哪里是最好的？哈哈。”
车子里面的人都给逗乐了。原来，邓小平在家里常对儿孙们夸耀他的老家四川柚子最好吃。邓榕就同他争论，说广西沙田的柚子才最好。
邓榕模仿父亲的四川口音，小声地对车上的其他人说：“不吃辣椒不革命，不吃四川柚子没文化。”
车上又是一阵愉快的笑声。
笑声过后，邓小平还是坚持己见，笑着说：“我还是说四川凉州的柚子最好。”
邓榕说：“那是说沙田柚子好的人多，还是说四川柚子好的人多？”
邓小平还是笑着说：“只是认识统一不起来。不争论。”
车里面又响起一阵轻松快乐的笑声。
由于时间充裕，深圳方面经过邓办同意，特别安排车队在蛇口的“海上世界”前面停留一下。
邓榕特别指着大轮船船头“海上世界”几个大字，对老父亲说：“您看，这是您亲自给题写的呢。”
邓小平顺着女儿的手望过去，点点头。
这原来是一艘报废的万吨客轮改装的旅游点，8年前即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题写了“海上世界”四个大字。既肯定了特区的改革精神，又推动了特区的旅游业。
车队还绕进赤湾港，慢慢行进，好让邓小平看看港口的发展情况。然后，车队又开上一个小山坡，让邓小平坐在车上瞭望蛇口工业区全景。
9:30，车队到了蛇口客运码头。
安排邓小平乘坐的船，是由海关的一艘大型的缉私船改装的。邓小平下车后，先同已经迎候多时的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握手，然后显得既高兴，又有点依依惜别，先后同一直相随相送的深圳市领导人李灏、郑良玉、厉有为等一一握手道别，然后在女儿邓榕和秘书王瑞林的搀扶下，平稳地走上跳板。
邓小平走了几步，突然回过身，向我们走来。
李灏、郑良玉马上迎上去。我也立即跟在李灏他们后边。老人家将右手抬到齐胸位置，挥一下，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搞得快一点。”这实际上是邓小平对深圳的最后嘱咐。
李灏和郑良玉都激动地表示：“我们一定会按您的指示办。”
等邓小平上船以后，李灏书记问我：“松营，刚才小平同志说的话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他希望我们要搞得快一点。”
李灏吩咐说：“这话很重要。你一定要在记录稿里写出来。”
深圳特区报记者江式高则不顾危险，爬上附近的一个高墩上，把邓小平视察深圳的最后一组珍贵照片抢拍下来。
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副书记厉有为也陪同上船，一直送邓小平到珠海。
9:40，轮船离开码头，驶入波连涛涌的零仃洋，从珠江口的东岸向西岸进发。
邓小平要离开深圳了。海岸边、码头上的人们都深情地挥手向他告别，许多人的双眼滚动着泪珠，直到轮船的影子越来越小……
邓小平走了，可是历史的轨迹还在延续。
深圳人不但不能停步，而且面临着一段更艰巨、复杂的路，要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必须勇敢地去闯。
第二十一章 大胆变通的“破例”
那年，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1月20日就去了北京参加全国宣传部长会议。邓小平来深圳视察的主要活动、包括同市委领导班子合影，他都没能参加。杨广慧回深圳后，我作为副部长，马上向他谈了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的主要内容，汇报自己对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的想法，并且建议：不能直接发消息，就用评论文章的形式，既能够更深入地阐述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的精神实质，又避免“破例”违反宣传纪律的问题。
杨广慧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和支持。于是，我马上通知陈锡添，要他告诉报社，赶紧组织力量撰写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评论文章。
2月3日除夕晚，我陪同市委领导厉有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林祖基（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广慧到《深圳特区报》社进行春节慰问。厉有为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写十篇八篇有分量的文章，宣传小平同志的重要指示。杨广慧马上对报社负责人说：“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评论文章要抓紧写作。”
2月10日（星期一、年初七）早上刚上班，我在市委宣传部准备参加部务会扩大会议，陈锡添就带着两篇评论文章的稿子到市委大楼五楼办公室找我。我马上同他去见杨部长。杨广慧略看了一遍，说：“稿子我不细看了。我们先研究一下生产方式。如果一个人写，只是开个小作坊的小工业。能不能搞个大生产方式，组织一个写作组，发挥集体的智慧和能力。”实际上他想把事情做得更大。我只得请陈锡添先回去，等待新的工作部署。
当天上午，杨广慧主持召开市委宣传部部务扩大会。首先由他传达中央宣传部长王忍之和中央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的讲话精神。然后，让我传达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重要谈话精神。
以后几天，在市委宣传部的部务会和其他工作场合，杨部长和我、倪元辂两位副部长都不断地谈论、研究进一步推进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报道问题。
2月12日（星期三），杨广慧在他的办公室向我和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刘文韶传达了市委的意见：市委同意成立学习宣传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写作组，杨广慧担任组长，刘文韶和吴松营担任副组长。接着，我们具体研究其他写作组人员组成和如何抓紧开展工作等问题。由我通知《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要求报社抽调三至五位写作骨干，并指定陈锡添一定要参加。刘文韶当时答应政研室也抽人。写作组的其他人员名单最后报杨广慧审定，具体有：市委宣传部刘明如、于德江，市委政策研究室丁星，《深圳特区报》王初文、陈锡添、钱汉江。
2月14日上午，写作组全体人员进驻深圳迎宾馆的“荔园”楼，安顿好房间之后就开会。杨广慧亲自主持并做动员。刘文韶、区汇文、王荣山（《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都参加会。会议第二项是由我和陈锡添介绍半个多月前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特区的情况，详细传达老人家重要讲话的精神。下午又继续开会讨论，领会邓小平重要谈话的精神，边讨论边研究写作的题目。第二天才开始分工、执笔写作。当时，大家情绪都很高涨，觉得市委交给的这个任务很光荣。会上规定，具体参加写作的人员要闭门谢客，住在迎宾馆日夜加班，星期天也不回家休息。我也住进迎宾馆，并按会上分工，负责对稿子进行初审和修改。在写作过程中，有些同志还会随时找我了解邓小平同志视察时讲话的一些细节。
2月中，我因出了车祸，腿部受伤，在深圳华强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期间，除了市委宣传部有关处室的同事到医院探望、送文件给我阅批，就是写作组同志来探望和讨论评论文章写作问题。我躺在病床上还修改了部分稿子。
《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评论”在选题上力求有新意、有针对性，在文风上力求简朴、生动，在政治思想内容上要求原汁原味、准确无误地体现邓小平深圳谈话的主要精神。每一篇都反复修改、锤炼，每篇最长不能超过1200字，一般都在1000字左右。
考虑到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吸取去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文章后被打压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借助深圳特区的有利条件，请香港的爱国爱港报刊配合，扩大声势，做到立体报道宣传。
2月18日（星期二）上午，我专门从医院回到办公室，让市委宣传部新闻处通知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的林站长找我，我同黄新华处长一起同老林谈话。我说：“《深圳特区报》将要根据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你们的报纸要不要转载？”
林站长当场就高兴地说：“要，要。”老林回去后，当天就给我们回电话，说他们的张总编听了非常高兴。
我马上电话请《深圳特区报》区汇文社长对香港《文汇报》转载特区报文章的事情给予支持配合。
之后，《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八评”编辑部文章每定稿一篇，在发排的同时，报社总编室就给香港《文汇报》发传真。而香港《文汇报》则每转载一篇文章都安排在头版重要位置，并且加上大号字按语：称《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原汁原味地传递了邓公南方谈话精神。
后来，香港《大公报》也主动找上门，希望能够同《文汇报》一样同步转载。我们当然也给予大力支持配合。
2月20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扭住中心不放？——猴年新春评论之一》，引起社会的很大轰动。
同一天，李灏主持召开深圳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深圳的几套班子成员和部分局级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会议的主题就是传达学习邓小平、杨尚昆同志1月在深圳视察时的重要谈话精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领导都先后发言，谈自己的学习感想。李灏书记在会议总结时强调：传达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范围要继续扩大、继续深入，不要等；要根据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重新研究和部署深圳的各项主要工作，进一步明确目标。
也正是有了深圳市委这个“不要等”的“尚方宝剑”，《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系列评论文章”2月22日又发表《要搞快一点——猴年新春评论之二》，2月24日发表《要敢闯——猴年新春评论之三》。
2月25日，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张云枫、副总编辑张晴云等一行专门来到深圳。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副书记厉有为，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在深圳竹园宾馆会见客人。除了介绍邓小平在深圳视察发表重要谈话的情况，更多的是探讨在新闻报道方面《深圳特区报》与《文汇报》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
以后，《深圳特区报》每隔两天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到3月6日共发表8篇，所以世称《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八评”。
那时候，《深圳特区报》在香港及海外的发行量还不大。但是，由于《深圳特区报》每发一篇“猴年新春评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都同日转载，并在按语中说明《深圳特区报》的评论“原汁原味”披露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这无疑壮大了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宣传报道声势。香港的各种媒体以及台湾、澳门和各国的驻香港新闻机构、通讯社纷纷通过香港《文汇报》、《大公报》转载《深圳特区报》的编辑部文章，或者编发相关消息。日本共同社、英国BBC广播公司、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还通过各种关系，索要《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传真稿。
面对这股强大舆论波澜，当时就有香港媒体公开赞扬深圳新闻同行的敢闯精神，同时不无庆幸地说：此时的中央主管宣传舆论的某些领导人或主管机关，就算要像压制《解放日报》“皇甫平”那样，要压制《深圳特区报》的“猴年新春评论”，也不能那么随便，而必须考虑再三。
不久，国内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乃至《人民日报》也都忍不住地动了起来，开始有选择地转载《深圳特区报》猴年新春评论的部分文章。3月3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专门叫办公室直接致电深圳特区报社，要求将《深圳特区报》已经发表的6篇“猴年新春评论”传真到北京给他，以便下午开会时用。北京、上海以及其他省市报刊转载《深圳特区报》评论文章的，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这在实际上，已经很快形成了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一浪高过一浪的态势。
《深圳商报》也在积极筹划写作、发表宣传报道邓小平重要谈话精神的“八论敢闯”评论文章。他们组织了自己的写作班子进驻银湖旅游中心。2月23日上午，我应《深圳商报》总编辑高兴烈的要求，到银湖旅游中心向“八论”的写作组介绍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情况，详细传达他老人家重要的谈话精神，并参加写作组的讨论。在《深圳特区报》发表“八评”之后，《深圳商报》又发表“八论”，无疑使深圳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声音更壮大、舆论导向更加明确。
第二十二章 令人焦虑的“平静”
从1992年2月中下旬开始，全国的政治气氛和舆论导向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从政治上的“姓社”、“姓资”讨论，转到如何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从经济上的三年整顿，到如何引进市场机制，加快发展。连上海、北京的报纸也都转载广东报刊的相关报道，或发表自己的文章，大讲要扩大开放、深化改革。
在新形势鼓舞下，我们深圳宣传新闻战线的同志们宣传邓小平重要讲话精神的责任感和愿望更加强烈。处于新闻第一线的报社同仁，更加热情高涨，跃跃欲试。3月12日，《深圳特区报》编发了一个半版由记者江式高摄制的邓小平1月视察深圳的独家照片。香港的《紫荆》杂志经请示北京主管部门同意，向《深圳特区报》要这些真实、生动的独家照片，在“3月号”上大篇幅地刊登出来。同一天，《深圳商报》开始发表阐述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系列评论“八论敢闯”。
3月18日，深圳市委召开了全市外宣工作会议。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厉有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杨广慧在讲话中，都强调要继续做好邓小平在深圳重要谈话精神的宣传报道工作。之后，市委宣传部在杨广慧的带领下，开始筹划邓小平在深圳视察的长篇报道，以及出版邓小平在深圳的影视纪录片和专题书籍。几方面工作都分工由我具体抓紧落实。
当时，我心里最着急和想做的是长篇通讯报道，因为它真实、生动、直接，影响力大。我首先找《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商量，确定长篇通讯继续由陈锡添来完成，因为他科班出身，文笔好，又同我一起做记录，情况熟悉。然后由老区去向陈锡添明确布置任务。
接下来，我最担心的是长篇通讯的报道尺度的问题。新闻素材很丰富，但是邓小平在深圳的重要谈话中哪些上通讯、上到什么程度？再就是什么时机发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可不比评论文章可以寓意、引申和发挥，还可以不直接说出邓小平的名字和引用他的原话。“猴年新春八评”里几乎不直接提“邓小平”。而发表邓小平视察深圳的通讯报道，就必定要直接引用老人家的话，报道当时的事实。我在党委宣传部门工作多年，深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不是哪家地方报纸可以抢先发稿的。抢发了，又不准确，没有把握好分寸，那追究起来问题就会更加严重。
正在思虑之际，内部消息说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要点的中央（1992）2号文件已经出来，只是在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中传达、学习。经过多方努力争取，3月22日（星期日），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干部专门从北京回来，带了一份中央2号文件的复印件。我如获至宝，马上认真学习、消化，然后送给杨部长看，同时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第二天，我就将文件交给《深圳特区报》社长区汇文，告诉他：就按此文件精神把握好长篇通讯的尺度，同时文件要绝对保密，不能传第二个人。老区原在省委机关报工作多年，当时既充满新闻激情，也深知“党报”所要遵守的基本原则，由于有了那份重要文件作尺度参照，他一再高兴地说：“好，好。我知道。”
后来，我还经常在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份不太符合组织手续得到的文件作“尺度”，《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很可能上了不该上的东西，又漏了应该上的东西，那么，后来的命运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3月22日《南方日报》发表了其记者的一篇通讯《邓小平在“先科”人中间》，直接报道邓小平1月20日上午到深圳先科激光电视有限公司视察的事情。虽然，社会上好像对《南方日报》的文章还没引起太大关注，但在我们看来，省委机关报实际上已经带头“破例”。我们的长篇通讯必须抓紧，否则将落后于形势。上午，陈锡添正好拿着电视记录片《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解说词第一稿到市委宣传部交给我审阅。我马上告诉他：“你现在的任务是赶快集中精力把长篇通讯的稿子写出来。我会同区社长打招呼，你别的工作不用管。”
3月25日上午，我在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特区报社长区汇文给我打电话，说陈锡添的长篇通讯稿子出来了，比较长。反复地问：最后谁来审稿、定稿？
我告诉他：“陈锡添是同我一起做记录的，新闻事实肯定没有问题。‘尺度’文件在你们那边，把握政治理论分寸的‘尺子’也在你手中，我看稿子也还不是跟你看一样？要不，你们直接请示杨部长。他是市委领导。”
当区汇文、陈锡添拿着稿子到市委找杨广慧的时候，杨部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一起商量。最后，杨广慧对区汇文和陈锡添说：“发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们社里把关。但一定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写成人，不要写成‘神’。”
实际上，我们不看稿子，除了对报社信任，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像这样重大题材的稿件绝对不是我们一个地方的党委宣传部门可以把关、决定的。宣传部定不了，势必要送市委主管的常委、副书记，如果主管的副书记定不了，是不是要送市委书记。市委书记已经上北京汇报工作和出席全国“两会”（当年的全国“两会”不是按惯例在3月上旬开，而是到3月底4月初才开），难道还要送北京？与其推来推去发不出，不如放手支持报社自己发表，有事的时候，我们出来承担责任就是了。反正是“心底无私天地宽”。
当天吃完晚饭之后，区汇文社长打电话到我家，说：“文章上版了。头版发不完，还要转版。题目叫《东方风来满眼春》，大家觉得题目和文章都很不错。吴部长你是不是还看一下清样？”
我说：“办报你们是内行，我就不看了。杨部长那里也不用再送了。叫你们发，就发吧。”
到了晚上9点多钟，区汇文又给我家打电话，说：“老吴呀，我们考虑再三，长篇通讯的作者你是不是也署名？”
我问：“挂什么名呀？”
区说：“挂特约记者。文章的素材主要是来自记录稿。记录稿主要是你完成的。你在文章上挂个名比较合理。”
我觉得老区处事很慎重，考虑很周到，但也听得出，他主要还是担心文章发表以后的责任问题。我说：“记录稿虽然是我和陈锡添一起整理，但文章是陈锡添一个人完成的，我挂名就没有必要了。”讲完，我又笑着说：“老区，恐怕你们还是担心将来的责任问题吧。文章发出去如果真的有问题，我是会负责任的。因为从哪个角度我都逃避不了责任。再说，现在党内党外都开明多了，像过去张志新那样被抓去坐牢、甚至杀头，是不会的。最多是‘双开’。要真的被‘双开’，那就回家种红薯嘛。”
老区在电话里也笑了起来，说：“好吧。那我们就自己定了。”
第二天即3月26日，《深圳特区报》以最显要的版面和最突出的手法发表了本报记者陈锡添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轰动。当天下午，《羊城晚报》全文转载。第二天，内地有一些地方报纸也转载。香港的媒体反应比较热烈，有的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全文转载，有的则摘登或编发消息。
长篇通讯发表之后，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决定《深圳特区报》的命运、乃至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委命运的，是北京中南海的态度。由于当时《深圳特区报》在北京的发行量还不大，而且一般要一两天后才能通过邮局渠道送报。所以，通讯发表后，头两天我们无论是从深圳驻京的记者，还是通过在北京开会的市委、市政府领导，都无法听到北京中南海对《深圳特区报》的长篇通讯有什么特别的反映。几天以后，我才听到出席全国两会的代表反应很热烈，议论纷纷，很多代表在私底下大声叫好，有的人则四处找《深圳特区报》。
可是，已经过了几天，我们主动打听，还是不见中央主管部门、乃至中央领导对《深圳特区报》关于邓小平视察深圳特区的长篇通讯有什么反应，连电话批评也没有。
反常的“平静”，经常是最可怕的时刻。这真有点像大海上强台风到达之前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情景。不熟悉大海习性的人会觉得心安理得，喜形于色。尤其是这个时候海上的微生物特别多，大群小鱼抓紧觅食，大鱼又追赶小鱼吃。一些贪心的渔民往往追求满载而归，再下两网，殊不知，强台风一到，人财两空，葬身大海。而惯于在大海航行者，一遇到这种“平静”，内心总是忐忑不安，甚至心惊肉跳。因为，大海上的这种“平静”时间越长，往往预示着一场更难以抗拒的大风暴即将来临，必须及早做好应对准备。
我大学毕业之后，1968年被分配到海南岛的一家大企业“接受再教育”，曾经在大海上闯荡过几年，对大海的反常“平静”有过真实的亲身体会，年近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也经历过不少曲折。当时，我不能不在心里为这种“平静”的后果作最坏的打算：看来，我们真的得做好被“双开”、甚至受到更严厉处置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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