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任弼时》

　　第三章　少小留苏，学习革命

　　那时候，年轻的苏维埃对抗着来自世界上各种敌对势力的禁锢和挑战。在通往苏俄的道路上，时常还有中国军阀，日军、沙俄白匪的盘查。

　　到达海参崴后，正值冰天雪地，城市又闹鼠疫。大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爷爷任弼时感冒了，正在发烧。虽然他们一行已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伊凡诺夫取得了联系，但是他们还必须经过日军和白匪控制的哨卡。如稍有不慎，还有被捕送回的危险。在过伊曼河检查站时，日军发现他正在发烧，怀疑他是鼠疫患者，即被扣下观察。这样，爷爷任弼时就和大家失散了。

　　几天之后，爷爷终于赶上了大家。大家这才得知，他被扣下之后，苏俄白匪和日本占领军都对他进行盘问。他遇事不慌，镇定自若。一口咬定是到俄国去谋生的。而且他在量体温的时候，又将体温表的水银球，悄悄的露在腋窝的外面，体温表量不到他的实际体温。这样，他闯过了这一关，赶上了大伙儿。大家都赞扬他的镇定和机智勇敢。队伍继续向莫斯科前进。

　　为了赶路，大家分为两路。萧劲光和刘少奇等坐船北上。爷爷任弼时和其他同学，则乘火车从西伯利亚驶往莫斯科。

　　没有暖气的车厢像冰窖一样的寒冷，烧柴火的列车走走停停，有时遭到土匪袭击列车，旅客们还得下车躲避流弹。

　　那时苏联红军供给非常困难，红军只能给赴苏的留学生们每人一个小枕头大小的黑面包。大家在通过贝加尔湖的时候，才凑了些钱，买了一点湖里的鲜鱼，用火烤熟，“改善了一次伙食”。

　　但不管环境多么艰苦，这些年轻的中国革命者到列宁故乡去学习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就这样，在历经两个多月，行程七千余里的艰苦旅程之后，他们终于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

　　尽管莫斯科寒风凛冽，但全城上下，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之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都在召开的喜悦之中。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爷爷任弼时等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列席了大会。列宁被选举为名誉主席，并向大会作了讲演。他指出：在一战之后，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争取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并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这给爷爷任弼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决心。

　　大会结束后，八月三日，爷爷任弼时就进入东方大学，正式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东方大学的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座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第十五号，在《真理报》报社的对面。

　　这是列宁为培养东方各民族发展民主革命的干部而创建的。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一九二一年五月，这所培养世界革命青年的学校刚刚成立，爷爷任弼时就成为它的第一届学生。在学校中，中国学员最多，有三十多个，被称作“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他们是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萧劲光……当时每个学员都起了自己的俄文名字，爷爷就叫做布林斯基，他在以后回国参加的青年运动中，还经常使用这个名字来签发文件。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西方革命史，以及青年运动、职工运动等，全部采用俄文教授。因为学员们俄文水平有限，学校又请来了瞿秋白和李宗武帮助教学，同时兼任翻译员。

　　东方大学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们一律享受红军的供给制度。每人每天一磅半黑面包。没有肉类，没有黄油，蔬菜也很少，只有每人一勺子土豆和海藻汤。学员们穿的是红军制服，每月有相当于半个银元的卢布作为零花钱。每星期日还有三个小时的军事训练。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和莫斯科市民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参观博物馆。晚上还为学校轮留站岗，以防特务破坏。

　　在班上，爷爷任弼时年龄最小，体质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努力，勤奋好学，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得很快。当同志们问他有什么诀窍时，他腼腆地回答：没什么，听不懂的多听听，记不住的多念念，自然就会了。

　　在东方大学里，爷爷任弼时不仅详细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更重要的是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能够把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继续推行殖民政策，“太平洋会议”上公然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等等条款。为了维护亚洲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

　　在到会的一百四十八位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不满十八岁的任弼时，就显得更加年轻。

　　在豪华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爷爷任弼时和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大会推举了列宁、斯大林等五人为名誉主席。

　　在大会上通过的《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指出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国市场战胜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竞争者”，“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润。”大会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当前的敌人。并号召各国人民，积极进行民族主义革命。会后，爷爷和代表们在一起观看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游览了冬宫。代表们都为苏俄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和感动。

　　中国班的团支部随后建立，爷爷任弼时担任执行委员。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莫斯科的团员分批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卜士奇、罗觉是最早转入共产党的。爷爷任弼时是一九二二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在东方大学的中共党员增加到了十二名。后来因担任翻译工作的瞿秋白准备调回国内开展工作，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的翻译工作就交由爷爷任弼时来承担。

　　一九二三年二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家群情激昂，纷纷贴出墙报，声讨军阀吴佩孚残杀共产党人林祥谦、施洋和镇压罢工的工人。会上宣布了在西欧的一批党员将转到莫斯科中国班学习。一时间，国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从此以后，东方大学的生活和训练变得更加严格了。党支部明确提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在思想和研究方面，强调系统化；在行动方面，强调纪律化；在生活方面，强调集体化；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以克服学员中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吃苦耐劳，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的严谨工作作风，准备随时回国参加工作。

　　这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在爷爷任弼时回国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也充分体现了，东方大学党支部为党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领导骨干和革命人才，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和人才基础。

　　一九二四年春天，爷爷任弼时在给家中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得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故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他不惜背井离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才是他真正的欣慰。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突然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列宁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柯尔基村。整个莫斯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爷爷任弼时，由学校通知为列宁守灵。他穿起红军制服，和诗人萧三等同学一起站在东方大学的吊唁队伍里。

　　列宁是苏联革命的缔造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第一次共产国际上的讲话，不断回响在爷爷任弼时的耳畔：“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

　　此时此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太雷向东方大学的党支部说：在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大批党员要调到其他岗位工作。我党本身的训练和组织工作，将会因人手不足而有所削弱。所以会议决定派人员回国参加工作，彭述之、陈延年和爷爷任弼时等六人成为第二批回国者。

　　在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后，爷爷任弼时又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卜士奇、任弼时、王一飞和彭泽湘四人组成。

　　青年共产国际提出了东方各国应建立自己在政治上具有独立特色，在组织上独立的青年领导集体，领导青年在经济、政治，以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等方面的斗争。

　　对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国家，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方针。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共青团的斗争也经历了四年的考验，并有了一定的基础。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必要另建一个独立的青年组织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

　　在这个关键的政策问题上，爷爷任弼时认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群众，广泛地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加强现有团体的建设，使国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调更加统一，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共青团之外，另建组织。

　　他申明：如果真有组织的必要，这也并非青年团本身所能够决定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的决定。

　　他在党团领导关系上分清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将团的民主革命斗争力量，系统地归属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正确地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爷爷任弼时的这个观点，在中国代表团里，获得了三比一的多数的支持。这足以说明，东方大学的学员，在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以及在严格的组织训练方面，都已经成熟起来。

　　七月下旬，爷爷任弼时结束了长达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生活，准备返回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工作。他在回国前，再次站在红场列宁墓前，当任作民问道：“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年仅二十岁的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