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任弼时》

　　第四章　在上海从事青年团工作

　　参加中央军委

　　在北方的国民革命军遭到了众多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反攻。这时，党中央通知爷爷任弼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早期军委。会议决定军委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

　　就在爷爷任弼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奶奶陈琮英在王一飞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到这一次相见，他们分别六年。奶奶陈琮英告诉爷爷，她在他们分手之后，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提高了。爷爷非常高兴。

　　四月初，在上海一间简朴的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组织上决定让奶奶担任机要交通员，把爷爷任弼时起草的文件和书信转交给其他中央领导，或是送到秘密排印厂。

　　在那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交通员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每次奶奶陈琮英出去，爷爷总要百般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一次，爷爷的妹妹任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奶奶陈琮英想去看看，爷爷任弼时总是说：“找个机会”。这是因为爷爷担心暴露了自己工作机关的地点，为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连去看望亲戚也很小心谨慎……

　　此时，南方政府北伐的工作准备就绪，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也即将开学。爷爷任弼时撰写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一文发表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PS，以敦促国民党人实施议案草案，不要失信于民。

　　另一篇是在团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联合战线问题》。在文章里他强调：“凡在有群众的地方，我们总须设法打进我们的势力。”在理论上及斗争口号上不应出现妥协。“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不过去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注意以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的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甚至可以使右派代表参加，但以能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为让步的最低限度，”至此，“我们方可以达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之集中统一。”

　　这种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促进了国共联合，避免了分裂。这些文章，为党员和团员们开辟了视野，增强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统计，经过“五卅运动”后一年的努力和深入细致的共青团工作，全国共青团人数继续增加，发展到一万零七十二人。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共青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

　　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八位英勇的共青团员被段祺瑞杀害。在安源遇难的李静源，在青岛牺牲的李慰农，在上海牺性的刘华，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中的中坚分子，共青团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坚决和忠诚的作用。

　　领导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籍领班，毒打中国女工，同时又开除大批工人。该工厂的工人立刻举行罢工，形成了著名的“二月罢工”。

　　为了在群众中发展团的组织，中共上海地委派李立三、邓中夏去领导罢工。一时间，上海各界纷纷成立了罢工工人后援会。团中央宣传部联合学生总会等团体进行声援。罢工取得成功，爷爷任弼时在写给莫斯科同志们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得到指导的地位。”

　　在“二月罢工”中，爷爷任弼时深深感到，没有党和团的组织，工人运动缺乏核心，工作难于开展。在如何开展生动具体的团的宣传上，他说：“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他的这种深入浅出、发现问题的工作方法，为共青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开拓了道路。

　　五月十五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和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们，进厂要求复工。日本资本家竟然下令枪杀了顾正红。这时群情激愤，内外棉厂的工人们立刻成立罢工委员会，要求惩办凶手。

　　五月二十五日，“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掀起一个反对日本人暴行的‘大运动’”。一场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斗争已经势不可挡。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要求把此次工人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的政治斗争。为了进一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爷爷任弼时和恽代英挺身而出，和全国学生总会一起直接领导学运。

　　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地委决定，由任弼时、郭景仁、张蕴良和任作民五人组成指导委员会。第二天，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学生涌上街头示威，先后有百余名群众在老闸巡捕房被捕。当愤怒的群众来到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群众时，英籍巡捕头子爱活生下令开枪，造成十三人被杀，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六月一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学生，又一次联合起来，反帝爱国主义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此时，爷爷任弼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研究斗争策略、制定文件，以指导斗争不断深入。六月二日，爷爷任弼时在以他的俄文名字布林斯基签发的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中指出：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通告》明确了全国各个阶层斗争的方针：“组织并整顿学生会”，“租界及其他帝国主义资本所管理之企业，皆应举行政治罢市、罢工。租界内中国资本家之工厂，则应取总请假形式，不取罢工反抗形式，不提条件。对于外国资本家工厂，则可提必要的条件。内地概不罢市。内地凡非帝国主义者管理之企业，概不罢工”，“罢工中应极力进行组织工会，并发展团的组织。”

　　《通告》明确了对大资产阶级应采取的态度：“大资产阶级尚未公然背叛民族利益以前，应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但同时我们要时时处处留意他们的妥协性，须联合小商人的群众逼之节节前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即时反动。”

　　《通告》还明确了对军阀政府应采取的态度：“致电北京政府，向外交使团抗议此次惨杀，要求惩凶赔款，并提议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目前集全力于反帝运动，暂不向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进攻，但至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此运动，并且已触动民众愤怒时，那我们就要向之进攻。”

　　这些方针政策分工清晰、简而易懂、主次分明，便于群众在不同的阶段和历史环境中执行。

　　与此同时，爷爷任弼时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署名文章，系统地阐明运动的性质、斗争的政策策略。他写道：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是帝国主义受打击，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

　　上海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党中央即刻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八月十一日，爷爷任弼时签发了团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通告》指出：“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

　　第二天，团中央又发布通告(第七十三号)。《通告》指出：“我们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秘密组织的必要，因为我们敌人是有武装的”“我们能离开军警和侦探及其它一切敌人愈远。则我们的活动范围愈能扩大，我们的指导愈能有力”。

　　一个月后，风暴果然来了。军阀政府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革命工作就此转入地下。

　　在此危急时刻，爷爷任弼时又一次抓住历史时机，极有远见地强调：“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我们要知道，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

　　在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影响之下，共青团在“五卅运动”中发展壮大。团员已由“三大”时的两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了九千多人。共青团已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核心力量。

　　“率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这场规模空前的五卅反帝斗争，是任弼时从国外归来后第一次斗争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党的领导和场面宏大的群众斗争有力地鼓舞了他，实际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又促使二十一岁的任弼时在政治上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在五卅运动的全过程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脚踏实地的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自觉的。这种脚踏实地求实态度，成为任弼时工作作风的重要特点”。

　　爷爷任弼时当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林育南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担任宣传部主任。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党员已达三千多人。而团员则由“三大”时的二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九千多人。为了更有力地壮大党，共青团立刻将二十岁以上的团员全部推荐入党，二十三岁以上的团员完全输送给党。这样就有三分之一的团员加入了党组织。

　　有些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同志，担心这样输送团员会削弱团的力量。爷爷任弼时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

　　这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在上海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中央机关以及瞿秋白、周恩来等负责人的驻地都非常隐蔽。经党组织批准，爷爷的未婚妻、我的奶奶陈琮英即从湖南乡下调上海来建立家庭并协助爷爷任弼时在上海进行秘密机要交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