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任弼时》

【基本信息】

作　　者：任继宁 著

出 版 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2-01

ＩＳＢＮ：9787507318890

【作者简介】

　　任继宁，任弼时同志唯一的孙子，1969年3月出生，1988年到1990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1990年到1998年就职于国际贸易公司，1998年到2000年，就读于美国马里兰州州立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0到2003年就读于美国霍普金斯私立大学，获商务管理硕士学位。现在开创北京南巷一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中国现代革命史的研究工作。2005年出版《我的爷爷任弼时》第一部：光辉的历程，2007年推出《我的爷爷任弼时》第二部：任弼时画传。

【内容提要】

　　任弼时同志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他旗帜鲜明地同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大革命失败后，他积极主张开展土地革命，努力纠正党内的盲动主义错误，特别是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积极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抗日战争初期，他受党中央委托，前往共产国际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时期，任弼时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秘书长，参与制定党的重大决策，成为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在筹备党的七大，领导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任弼时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任弼时同志是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1928年，他曾负责修定党的第一份军事工作纲领。1934年，他率领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共同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成功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任弼时同志是红二方面军的主要创建人。长征途中，他与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徐向前等同志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坚决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为胜利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与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奔赴山西抗战前线，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敌后抗日新局面。解放战争时期，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一起转战陕北，参与了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他还认真了解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情况，及时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调动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投身人民解放战争。

　　任弼时同志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大革命时期，他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为党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在五卅运动中，他抓住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团组织，将大批团员输送给党，壮大了党的队伍。他十分重视团的建设，反复强调团组织必须以工农劳动青年为主体，坚决接受党的领导，成为无产阶级的青年群众组织和党最有力的助手。全国胜利前夕，他倡议并领导重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同志积极培养和教育青年干部，是广大青年的良师益友。

　　任弼时同志勤于思索，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在党内较早提出“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　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他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和观点，例如：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要建立经常的健全的系统的政治工作：革命的目的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共产党员要增强群众观念，在一切工作中。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全党同志要做好从革命战争转到和平建设的思想准备，必须懂得建设需要经验，需要科学知识，要争取大批知识分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服务，建设新中国需要经历艰苦的路程，它比战争还要复杂，作为即将执政的党，更要注意党的建设，等等。这些思想和观点，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任弼时同志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范的共产党员。他信念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坚持原则，服从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待人诚恳，对错误的思想和行为，敢于坚决斗争，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他头脑冷静，思维缜密，作风实在，工作细致，善于正确解决复杂的重大问题。他长期抱病担任繁重的工作，病重期间仍要求自己“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奉献精神。他的这种精神，被大家形象地誉为“骆驼精神”。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党中央对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向他学习。

　　本书图文并茂地记录了任弼时和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生涯和光辉业绩。让我们一同走近任弼时，一起来聆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导……　

 《我的爷爷任弼时》目录

　第一章　　爷爷任弼时

　第二章　　少年学习，激扬文字

　第三章　　少小留苏，学习革命

　第四章　　在上海从事青年团工作

　第五章　　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

　第六章　　进入苏区工作

　第七章　　先遣率部西征“探路”

　第八章　　促使两个方面军并肩北上

　第九章　　在共产国际工作

　第十章　　返回延安参加书记处工作

　第十一章　在中共“七大”前后

　第十二章　转战陕北

　第十三章　参与制定全国土改政策

　第十四章　进驻西柏坡

　第十五章　胜利进入北平

　第十六章　最后的时刻

　　第一章　爷爷任弼时

　　湖南新屋老家

　　一九〇四年四月三十日，我的爷爷任弼时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今隶属汩罗市）任氏新屋。爷爷去世后唐家桥改称为弼时镇的。弼时镇北有长江，西近洞庭，是地处江南、南北纵横的重要交通要道。在这里，历史上曾设有驿站，又和湖南诗人屈原的故居翘首相望。是重要的文书、商货、官史和南北货物的必经之地。

　　任氏家族在当地颇有名望。据县志记载，爷爷任弼时的远祖任应庚，光绪年间曾补任广西太平府知府，他的祖父任芝坞例授登仕官职。但他们都因仕途不畅，所以退官从教，建宅高匾：“望重龙门”“光照壁水”，以示任氏为书香门第。并在此倚山建屋，取名为“新屋”。

　　在任氏第二十二世家谱中，任家祖辈的学历大都较高。一位是任裕恒，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之后，在武汉创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遭查封后，又远渡英国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回国后，又自强不息，先后在长沙创办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及大麓中学。一九二六年，出任湖南大学校长，并和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齐名，时有“南任北马”之称。

　　另一位是我的叔爷爷任理卿，他于一九一九年考取“庚款”留学，进入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深造。他是新中国第一代纺织工程专家，又是爷爷任弼时的良师益友。在革命年代，他曾掩护党组织、为营救入狱的爷爷任弼时和奶奶陈琮英而奔走，解放年代以后为纺织战线的革命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对爷爷任弼时从小能立志报国、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帮助最大者，莫过于“严父当师”的太爷爷任裕道。

　　在爷爷任弼时出生时，曾祖父任裕道和曾祖母朱氏，就以家谱“培”字辈，为爷爷取名任培国，有振兴我中华之意。任弼时这个名字则是他在参加革命后取的。

　　在中国“甲午海战”战败之后。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以湖南谭嗣同、康有为为代表，主张“新学”教育改良之风。在学校教授国文、算数、科学，并提出男女学生平等新的理论，以代替诗云子曰的旧书。

　　太爷爷任裕道以教书为生，远近闻名。他在家中“新屋”里，设有一启蒙学堂叫做“时中馆”，又从小教授爷爷识字绘画，这使得爷爷任弼时在很小的时候，就受到当时先进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也了解了岳飞精忠报国、花木兰替父从军、屈原投江等忠诚报国的故事。

　　任氏先祖，忧国忧民，深为被列强欺辱的中华民族所担忧。爷爷任弼时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改良主义思想追求的家庭之中成长起来的。

　　第二章　少年学习，激扬文字

　　在外国语学社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热血青年，如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等人，都先后踏上了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征程。

　　一九一七年，苏联人民取得了推翻沙皇统治的伟大胜利。两年后，苏联革命领袖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宣言：

　　“凡从前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所订的密约，一律取消。”“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凡俄国从前所获得的各种特权，以及俄国商人在中国内地所设的工厂，与夫俄国官员、或牧师或委员等，所有不受中国法庭底审判的特权，都一律放弃。”

　　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无疑为寻求反帝反封建、富国强民道路的中国先进青年，照亮了前程，鼓舞了信心，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希望，注入了新的革命的力量。

　　马上就要面临中学毕业的爷爷任弼时，此时还在苦苦思考着国家的未来。这年暑假，他和同乡萧劲光为节省路费，没有返乡探亲，一同留在了长沙。

　　据萧劲光回忆说：“有一天，弼时同志从街上回来，看到我高兴地说：‘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我忙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们到俄国去。’”原来在长沙办有“俄罗斯研究会”，不断介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工农政权的新面貌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经验。正巧，爷爷任弼时的远房亲戚任作民，又从上海来信说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在招生，学习俄文之后可以介绍去俄国留学，并约定一起去俄国。

　　这时，爷爷在长郡中学离高中毕业还有几个月，究竟是留学还是毕业？萧劲光这样写道：

　　“那天中午，天气很热，我们躺在宿舍的床上，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去不去？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文凭还要不要？商量来商量去，两人都横下一条心，去！文凭不要了。我们立即找到任岳，通过船山中学校长贺明范的关系，提出申请，填了表，加入了俄罗斯研究会。”

　　十月份，他们作为第一批留俄预备生，到达上海外国语学校，开始了他们新的俄文学习生涯。

　　上海外国语学校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它座落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一九二○年，共产国际远东局派维经斯基为代表来中国活动，并在北京和上海会见了许多进步人士。

　　斯大林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过一文章，叫做《不要忘记东方》：

　　“共产主义的任务就是要打破东方被压迫民族数百年来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来感染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唤起他们去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使世界帝国主义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后方，失去它的‘取之不尽的’后备力量。”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写道：“深望中国人民和俄国农民、工人及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战！”

　　不久，经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李大钊、陈独秀商量之后，决定在上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派遣一批优秀的青年骨干去苏俄留学；另外相应地在国内开展共产主义教育，创办刊物。他们还邀请最早翻译《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翻译家陈望道给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学员们讲解《宣言》，请作家沈雁冰（茅盾）讲授社会科学知识。

　　八月二十二日，经共产主义小组决定，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爷爷任弼时等二十多名学员，被吸收为第一批团员。其中包括：刘少奇、任弼时、罗觉（亦农）、萧劲光、任作民、王一飞等。并准备分几路北上苏俄留学。

　　在上海学习的这段日子里，爷爷任弼时大量接触先进读物，如《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在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他不断思考和探索为中华大众寻求真理，继续寻找改造社会的理论和方向。

　　这时，在湖南老家的曾祖父任裕道，时刻挂念着在上海的任弼时，托人带来家信，劝他在上海谋事，以便从长计议。此时此刻，爷爷任弼时内心百感交集。究竟是赴苏寻求自己的理想，还是留在父母身边尽忠尽孝？他是非常孝顺父母的，但是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他最终还是下定决心赴苏留学。并书写家书一封，宽慰年长的父亲，说出了他心中的远大志向。他在信中，写出了这样回荡天宇、震撼人心的名句：

　　“……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这是他一生无私革命的写照，也是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写照。

　　在信中，爷爷任弼时还百般嘱咐，请曾祖父设法帮助陈琮英读书学习，提高文化水平。

　　一九二一年五月中旬，十七岁的任弼时，与萧劲光、任作民等十一人共同登上了从上海到海参崴的邮轮，赴苏留学。他们一行，为了避开众人耳目，化装出发。爷爷任弼时装扮成理发师，萧劲光化装成裁缝。大家都不顾辛苦，乘风破浪，向社会主义的苏俄进发。

　　五四运动启蒙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但还是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无情瓜分。国忧民难，爷爷任弼时针对时事，在他的作文中写道：

　　“退而思之，我国之庆祝，止负协约之名，而无协约之实！亦觉可愧也！自后我国可不力自振刷乎！”。他认为我们国家虽然做为战胜国而一同庆祝胜利，但没有实际得到占胜国应得的权益。这是一件很耻辱的事，实际上有名无实。

　　一九一九年春天，在法国凡尔赛宫，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中国是协约国成员之一，会议不但没有恢复中国对被德国侵占的青岛的主权，反而将德国在华特权一概转让给了日本。消息传来，群情激愤，引发了五四反帝运动。

　　五月四日，北京三千多学生上街进行了空前浩大的游行，高喊“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全国爱国民众积极响应。

　　伟大的“五四运动”是爷爷任弼时走向群众运动、转向实践的开始，扩大了他对社会的接触和了解。他为中华民族寻求真理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了。

　　爷爷高小时代

　　一九一五年，爷爷任弼时在序贤小学初小部结束了学习，在他的父亲任裕道的带领下，徒步八九十里路程，就读于长沙第一师范学校高小部。

　　在校期间，他和他的同学们登山访古，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不但开阔了他的眼界，也开阔了他的胸怀。在登高远望之际，在他的心底孕育着对祖国美好江山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反动军阀掠夺瓜分大好江山的担忧。

　　此时，革命思想在长沙第一师范广为流传。毛泽东（润之）、蔡和森等也正在第一师范就读，萧子暲（萧三）是一师附小的体育教师。

　　爷爷任弼时在校期间常常坐在学校的阅览室中阅读报纸，纵观天下时局。一九一六年秋，天津“老西开”帝国主义公然拘捕中国警察，而旧中国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爷爷很强的刺激。

　　为了寻求富国强民之道，为了找到治国安邦的方法。他开始广泛阅读中外古今历史资料，希望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自我图强、富国富民的救国道路。

　　然而他看到的是更多的不平等条约，“变法”不利，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日俄占我东北土地的史实。历史只能向少年任弼时展示近代中华民族的衰弱与悲痛。

　　这不禁使他痛然泪下。他这样写道：

　　“夫吾一国之中，寸土尺地，皆我祖宗披荆斩棘，沐雨栉风，以积德而累功，以保世而滋大，不知若何艰难也。”“我辈对之，当如烈火之烧心，众镝之丛体，芒刺之负背。若能时存卧薪尝胆之念，励精图治，何患收回割让之地不能乎！”

　　他说：我们的国土，每一寸都是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当风受雨、艰难创业才得来的。我们这一辈，应当把国土作为十分珍贵的事情来对待，来保护。面对内忧外患，如果我们大家能够有卧心尝胆收复失地的想法，精心治理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还怕不能收复被帝国主义所霸占的失地吗？

　　爷爷任弼时渴望国家的富强统一。在他的学生时代，他崇拜过明太祖朱元璋，兵灭群雄。也崇拜过欧州的俾斯麦把他作为强国典范。俾斯麦以统一日耳曼民族为目标，打败了奥军和拿破仑三世，统一了二十五个邦郡为一体。这些故事都反映了爷爷寻求国家统一、中华强盛的迫切心情。

　　一九一八年夏天，爷爷任弼时高小毕业时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今之世界，乃战争之世界，战争非交绥之谓，举凡学术及物质文明之竞争皆是。而强国之道，莫贵工业。今中国之所以弱者，亦工业不发达之一端也。……处此危急之时，战不能，不战不能，无可如何，有心者能无陨涕，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改良制造，以强我中国。”

　　他说：现今的世界，是征战的世界。战争用的是学术和物质文明的竞争。而强国大国，则非常着重于发展工业。现今的中国成为弱国的原因，正是因为工业不发达的……在现今这种世界争战的时刻，我国进退两难，不知道如何应付世界变化的形势。这让有心治理国家的爱国人士倍感伤心，所以我决定学习工业，立志以工业振兴中国，以改良制造业来强盛我中华民族。

　　当时十四岁的任弼时，正是怀着以工业改良国家，建设祖国的爱国志向，完成了他的高小学业。这时一大批肩负历史使命的中国革命青年，正在用他们的行动，为中国的国富民强，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地进行着呐喊。

　　第三章　少小留苏，学习革命

　　那时候，年轻的苏维埃对抗着来自世界上各种敌对势力的禁锢和挑战。在通往苏俄的道路上，时常还有中国军阀，日军、沙俄白匪的盘查。

　　到达海参崴后，正值冰天雪地，城市又闹鼠疫。大家住进了一个小旅馆。爷爷任弼时感冒了，正在发烧。虽然他们一行已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伊凡诺夫取得了联系，但是他们还必须经过日军和白匪控制的哨卡。如稍有不慎，还有被捕送回的危险。在过伊曼河检查站时，日军发现他正在发烧，怀疑他是鼠疫患者，即被扣下观察。这样，爷爷任弼时就和大家失散了。

　　几天之后，爷爷终于赶上了大家。大家这才得知，他被扣下之后，苏俄白匪和日本占领军都对他进行盘问。他遇事不慌，镇定自若。一口咬定是到俄国去谋生的。而且他在量体温的时候，又将体温表的水银球，悄悄的露在腋窝的外面，体温表量不到他的实际体温。这样，他闯过了这一关，赶上了大伙儿。大家都赞扬他的镇定和机智勇敢。队伍继续向莫斯科前进。

　　为了赶路，大家分为两路。萧劲光和刘少奇等坐船北上。爷爷任弼时和其他同学，则乘火车从西伯利亚驶往莫斯科。

　　没有暖气的车厢像冰窖一样的寒冷，烧柴火的列车走走停停，有时遭到土匪袭击列车，旅客们还得下车躲避流弹。

　　那时苏联红军供给非常困难，红军只能给赴苏的留学生们每人一个小枕头大小的黑面包。大家在通过贝加尔湖的时候，才凑了些钱，买了一点湖里的鲜鱼，用火烤熟，“改善了一次伙食”。

　　但不管环境多么艰苦，这些年轻的中国革命者到列宁故乡去学习的信心丝毫没有动摇。就这样，在历经两个多月，行程七千余里的艰苦旅程之后，他们终于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莫斯科。

　　尽管莫斯科寒风凛冽，但全城上下，都沉浸在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之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及赤色职工国际大会，都在召开的喜悦之中。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爷爷任弼时等作为东方民族的代表，列席了大会。列宁被选举为名誉主席，并向大会作了讲演。他指出：在一战之后，共产党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争取群众，加强群众工作；并提出到群众中去的口号。这给爷爷任弼时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加坚定了他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的决心。

　　大会结束后，八月三日，爷爷任弼时就进入东方大学，正式开始了他的学习生活。东方大学的全称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座落在莫斯科市区特维尔斯卡娅大街第十五号，在《真理报》报社的对面。

　　这是列宁为培养东方各民族发展民主革命的干部而创建的。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一九二一年五月，这所培养世界革命青年的学校刚刚成立，爷爷任弼时就成为它的第一届学生。在学校中，中国学员最多，有三十多个，被称作“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他们是刘少奇、罗觉、任弼时、萧劲光……当时每个学员都起了自己的俄文名字，爷爷就叫做布林斯基，他在以后回国参加的青年运动中，还经常使用这个名字来签发文件。

　　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唯物主义、西方革命史，以及青年运动、职工运动等，全部采用俄文教授。因为学员们俄文水平有限，学校又请来了瞿秋白和李宗武帮助教学，同时兼任翻译员。

　　东方大学的生活是清苦的。他们一律享受红军的供给制度。每人每天一磅半黑面包。没有肉类，没有黄油，蔬菜也很少，只有每人一勺子土豆和海藻汤。学员们穿的是红军制服，每月有相当于半个银元的卢布作为零花钱。每星期日还有三个小时的军事训练。除了学习之外，他们还和莫斯科市民一起参加义务劳动，或者参观博物馆。晚上还为学校轮留站岗，以防特务破坏。

　　在班上，爷爷任弼时年龄最小，体质也差，经常患感冒。但他学习努力，勤奋好学，他的俄文水平提高得很快。当同志们问他有什么诀窍时，他腼腆地回答：没什么，听不懂的多听听，记不住的多念念，自然就会了。

　　在东方大学里，爷爷任弼时不仅详细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更重要的是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能够把中国的实际国情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这时，列强为了争夺在中国的霸权、继续推行殖民政策，“太平洋会议”上公然提出“中国门户开放”，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均等等条款。为了维护亚洲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简称远东会议。

　　在到会的一百四十八位代表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不满十八岁的任弼时，就显得更加年轻。

　　在豪华的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爷爷任弼时和其他代表一起出席了大会开幕式，大会推举了列宁、斯大林等五人为名誉主席。

　　在大会上通过的《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并指出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在中国市场战胜所有其他资本主义竞争者”，“从中国榨取更多的利润。”大会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当前的敌人。并号召各国人民，积极进行民族主义革命。会后，爷爷和代表们在一起观看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游览了冬宫。代表们都为苏俄人民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所鼓舞和感动。

　　中国班的团支部随后建立，爷爷任弼时担任执行委员。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莫斯科的团员分批转入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卜士奇、罗觉是最早转入共产党的。爷爷任弼时是一九二二年冬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在东方大学的中共党员增加到了十二名。后来因担任翻译工作的瞿秋白准备调回国内开展工作，西方革命运动史课堂的翻译工作就交由爷爷任弼时来承担。

　　一九二三年二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大家群情激昂，纷纷贴出墙报，声讨军阀吴佩孚残杀共产党人林祥谦、施洋和镇压罢工的工人。会上宣布了在西欧的一批党员将转到莫斯科中国班学习。一时间，国内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从此以后，东方大学的生活和训练变得更加严格了。党支部明确提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验，训练自己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回国后代表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活动。在思想和研究方面，强调系统化；在行动方面，强调纪律化；在生活方面，强调集体化；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以克服学员中的自由散漫和个人主义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吃苦耐劳，不表功，不畏难，不苟安的严谨工作作风，准备随时回国参加工作。

　　这所有的一切，无不体现在爷爷任弼时回国后参加革命斗争的实践中。这也充分体现了，东方大学党支部为党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优秀革命领导骨干和革命人才，为新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和人才基础。

　　一九二四年春天，爷爷任弼时在给家中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在中国已是春季，我记得我们乡下的春景，鲜红的野花，活泼的飞鸟，何等的有趣！可恨远隔故土，不能与你们共享这种幽乐！但我不惜！因为以后我们共享的日子还多。”

　　为了学习革命理论和经验，他不惜背井离乡，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而奋斗才是他真正的欣慰。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真理报》突然宣布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列宁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柯尔基村。整个莫斯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爷爷任弼时，由学校通知为列宁守灵。他穿起红军制服，和诗人萧三等同学一起站在东方大学的吊唁队伍里。

　　列宁是苏联革命的缔造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第一次共产国际上的讲话，不断回响在爷爷任弼时的耳畔：“要真正理解革命工作的组织、结构、方法和内容。如果这一点做到了，我深信，世界革命的前途不但是美好的，而且是非常之好的。”

　　此时此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太雷向东方大学的党支部说：在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大批党员要调到其他岗位工作。我党本身的训练和组织工作，将会因人手不足而有所削弱。所以会议决定派人员回国参加工作，彭述之、陈延年和爷爷任弼时等六人成为第二批回国者。

　　在共产国际“五大”闭幕后，爷爷任弼时又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中国代表团由卜士奇、任弼时、王一飞和彭泽湘四人组成。

　　青年共产国际提出了东方各国应建立自己在政治上具有独立特色，在组织上独立的青年领导集体，领导青年在经济、政治，以及争取青年切身利益等方面的斗争。

　　对于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国家，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组织方针。但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共青团的斗争也经历了四年的考验，并有了一定的基础。这种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必要另建一个独立的青年组织来领导中国革命运动？

　　在这个关键的政策问题上，爷爷任弼时认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应当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深入群众，广泛地组织青年，教育青年，加强现有团体的建设，使国民革命的力量更加集中，步调更加统一，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共青团之外，另建组织。

　　他申明：如果真有组织的必要，这也并非青年团本身所能够决定的事，因为带有政治独立色彩的组织之实现，须得由党的决定。

　　他在党团领导关系上分清了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结合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将团的民主革命斗争力量，系统地归属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正确地解决了两者的关系问题，明确了前进的方向。爷爷任弼时的这个观点，在中国代表团里，获得了三比一的多数的支持。这足以说明，东方大学的学员，在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以及在严格的组织训练方面，都已经成熟起来。

　　七月下旬，爷爷任弼时结束了长达三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生活，准备返回中国革命的发源地上海工作。他在回国前，再次站在红场列宁墓前，当任作民问道：“你已经决定把一生献给革命事业了吗？”年仅二十岁的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决定了！” 

　　第四章　在上海从事青年团工作

　　参加中央军委

　　在北方的国民革命军遭到了众多军阀和帝国主义军队的反攻。这时，党中央通知爷爷任弼时到北京出席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会议上，党中央决定“建立一强有力的军委”来负责党的军事工作。这就是中共中央的早期军委。会议决定军委由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三人组成。

　　就在爷爷任弼时在北京开会的时候，奶奶陈琮英在王一飞的陪同下，到达上海。到这一次相见，他们分别六年。奶奶陈琮英告诉爷爷，她在他们分手之后，考入半工半读的自治职业学校，文化水平提高了。爷爷非常高兴。

　　四月初，在上海一间简朴的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组织上决定让奶奶担任机要交通员，把爷爷任弼时起草的文件和书信转交给其他中央领导，或是送到秘密排印厂。

　　在那时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交通员的工作是十分危险的。每次奶奶陈琮英出去，爷爷总要百般叮嘱：“早去早回来，遇到有人盯梢，不要急着往家里跑，要想办法甩掉‘尾巴’；万一有人盘问，就说是乡下人，什么也不知道！”

　　一次，爷爷的妹妹任培月到了上海，住在堂叔任理卿家。奶奶陈琮英想去看看，爷爷任弼时总是说：“找个机会”。这是因为爷爷担心暴露了自己工作机关的地点，为革命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所以连去看望亲戚也很小心谨慎……

　　此时，南方政府北伐的工作准备就绪，革命形势日益高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也即将开学。爷爷任弼时撰写的《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结果》一文发表在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青年》杂志上，署名PS，以敦促国民党人实施议案草案，不要失信于民。

　　另一篇是在团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联合战线问题》。在文章里他强调：“凡在有群众的地方，我们总须设法打进我们的势力。”在理论上及斗争口号上不应出现妥协。“对于他们的理论与错误，并不因此而停止批评，不过去批评他们的理论和错误时，仍须保持共同口号下联合战线之继续。”“注意以引导国民党左派及无党派的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甚至可以使右派代表参加，但以能保持我们取得指导地位为让步的最低限度，”至此，“我们方可以达到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各社会阶级革命力量之集中统一。”

　　这种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促进了国共联合，避免了分裂。这些文章，为党员和团员们开辟了视野，增强了他们为革命事业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据一九二六年七月统计，经过“五卅运动”后一年的努力和深入细致的共青团工作，全国共青团人数继续增加，发展到一万零七十二人。在反帝反军阀的斗争中，共青团是“实际领导群众站在前线指挥斗争的组织”。

　　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中，八位英勇的共青团员被段祺瑞杀害。在安源遇难的李静源，在青岛牺牲的李慰农，在上海牺性的刘华，都是共产党和共青团中的中坚分子，共青团在革命运动中起到了非常坚决和忠诚的作用。

　　领导青年团参加“五卅运动”

　　一九二五年二月初，日商内外棉八厂的日籍领班，毒打中国女工，同时又开除大批工人。该工厂的工人立刻举行罢工，形成了著名的“二月罢工”。

　　为了在群众中发展团的组织，中共上海地委派李立三、邓中夏去领导罢工。一时间，上海各界纷纷成立了罢工工人后援会。团中央宣传部联合学生总会等团体进行声援。罢工取得成功，爷爷任弼时在写给莫斯科同志们的信中说：“我们完全得到指导的地位。”

　　在“二月罢工”中，爷爷任弼时深深感到，没有党和团的组织，工人运动缺乏核心，工作难于开展。在如何开展生动具体的团的宣传上，他说：“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他的这种深入浅出、发现问题的工作方法，为共青团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开拓了道路。

　　五月十五日，共产党员顾正红和内外棉七厂的工人们，进厂要求复工。日本资本家竟然下令枪杀了顾正红。这时群情激愤，内外棉厂的工人们立刻成立罢工委员会，要求惩办凶手。

　　五月二十五日，“以任弼时为首的团中央向全国发出通告，号召掀起一个反对日本人暴行的‘大运动’”。一场伟大的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斗争已经势不可挡。

　　五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要求把此次工人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帝的政治斗争。为了进一步领导上海学生运动，爷爷任弼时和恽代英挺身而出，和全国学生总会一起直接领导学运。

　　五月二十九日，中共上海地委决定，由任弼时、郭景仁、张蕴良和任作民五人组成指导委员会。第二天，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学生涌上街头示威，先后有百余名群众在老闸巡捕房被捕。当愤怒的群众来到巡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群众时，英籍巡捕头子爱活生下令开枪，造成十三人被杀，伤者无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中共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六月一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学生，又一次联合起来，反帝爱国主义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此时，爷爷任弼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到研究斗争策略、制定文件，以指导斗争不断深入。六月二日，爷爷任弼时在以他的俄文名字布林斯基签发的团中央通告(第五十二号)中指出：要把“此次反帝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

　　《通告》明确了全国各个阶层斗争的方针：“组织并整顿学生会”，“租界及其他帝国主义资本所管理之企业，皆应举行政治罢市、罢工。租界内中国资本家之工厂，则应取总请假形式，不取罢工反抗形式，不提条件。对于外国资本家工厂，则可提必要的条件。内地概不罢市。内地凡非帝国主义者管理之企业，概不罢工”，“罢工中应极力进行组织工会，并发展团的组织。”

　　《通告》明确了对大资产阶级应采取的态度：“大资产阶级尚未公然背叛民族利益以前，应努力使之与民众合作，但同时我们要时时处处留意他们的妥协性，须联合小商人的群众逼之节节前进，至少也要使他们不即时反动。”

　　《通告》还明确了对军阀政府应采取的态度：“致电北京政府，向外交使团抗议此次惨杀，要求惩凶赔款，并提议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目前集全力于反帝运动，暂不向北京政府及地方政府进攻，但至其公然为帝国主义者压迫此运动，并且已触动民众愤怒时，那我们就要向之进攻。”

　　这些方针政策分工清晰、简而易懂、主次分明，便于群众在不同的阶段和历史环境中执行。

　　与此同时，爷爷任弼时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上海五卅惨杀及中国青年的责任》的署名文章，系统地阐明运动的性质、斗争的政策策略。他写道：

　　“我们如望此种惨剧不再重现于上海及帝国主义势力所侵入之中国各地，则非使中国脱离帝国主义压迫，废除一切过去所订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及关税权不可”，“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绝非部分的反抗力量所能做到，亦非现有的中国政府能以外交手段可解决的。能是帝国主义受打击，使其不能自由发展其侵略政策而至于退让者，就只有全民众一致的力量”。

　　上海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党中央即刻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八月十一日，爷爷任弼时签发了团中央通告(第七十一号)。《通告》指出：“停止工人阶级孤军急进，守住现得的阵地，以免溃败而储战斗实力。”

　　第二天，团中央又发布通告(第七十三号)。《通告》指出：“我们在没有取得政权以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秘密组织的必要，因为我们敌人是有武装的”“我们能离开军警和侦探及其它一切敌人愈远。则我们的活动范围愈能扩大，我们的指导愈能有力”。

　　一个月后，风暴果然来了。军阀政府强行解散上海总工会，下令通缉委员长李立三。革命工作就此转入地下。

　　在此危急时刻，爷爷任弼时又一次抓住历史时机，极有远见地强调：“在这次全国群众的行动中，实给我们以极好的发展机会。如果坐视过去，那就是我们极大的过错。我们要知道，将来斗争的途径长而且远，所以我们主观实力的预备至为重要，现在即是我们培植实力以应日后长期斗争之时。”

　　在这些正确的指导思想影响之下，共青团在“五卅运动”中发展壮大。团员已由“三大”时的两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了九千多人。共青团已成为团结广大青年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核心力量。

　　“率领广大团员和青年参加这场规模空前的五卅反帝斗争，是任弼时从国外归来后第一次斗争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党的领导和场面宏大的群众斗争有力地鼓舞了他，实际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又促使二十一岁的任弼时在政治上一步一步地成熟起来。在五卅运动的全过程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以及脚踏实地的在斗争中壮大革命力量的认识是比较深刻而自觉的。这种脚踏实地求实态度，成为任弼时工作作风的重要特点”。

　　爷爷任弼时当时担任团中央总书记，林育南任组织部主任，恽代英担任宣传部主任。

　　“五卅运动”以后，全国党员已达三千多人。而团员则由“三大”时的二千四百多人，发展到九千多人。为了更有力地壮大党，共青团立刻将二十岁以上的团员全部推荐入党，二十三岁以上的团员完全输送给党。这样就有三分之一的团员加入了党组织。

　　有些在共青团里工作的同志，担心这样输送团员会削弱团的力量。爷爷任弼时是这样认为的：

　　“我们要知道，若是党的组织不能扩大，则政治工作和工人及农民运动不能充分的发展，仍然是使团没有发展的机会。反之，如党的组织扩大，各方面工作发展，则我们持有深入青年群众的更好机会。因此，党团分化的工作，我们应不犹豫地切实执行”。

　　这时的上海，一片白色恐怖。党、团组织在上海的工作，变得十分困难。中央机关以及瞿秋白、周恩来等负责人的驻地都非常隐蔽。经党组织批准，爷爷的未婚妻、我的奶奶陈琮英即从湖南乡下调上海来建立家庭并协助爷爷任弼时在上海进行秘密机要交通工作。

　　 第五章　在白区从事秘密工作

　　 出席“八七”会议

　　八月七日，爷爷任弼时出席了党中央紧急会议，也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八七”会议。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错误路线。爷爷任弼时继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之后，作了系统的发言。这次大会讨论制定了新的政治策略，在这次会议上，才23岁的爷爷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讨论“职工运动决议”草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草案时，爷爷任弼时还建议着手开展城市手工业者的组织工作，以保障以后的经济斗争和胜利。会议接受了他的意见，并分别在决议案中写道：

　　职工运动中手工工人店员的斗争占极重要的位置，中国大多数小城市中，甚至只有手工工人及店员。本党必须坚决的领导他们斗争，组织他们的职业工会，力争改良他们的生活及政治社会地位。

　　此时的大江南北，背叛国民革命的反革命势力仍在继续蔓延，工农群众损失严重。据军阀白崇禧自供，惨遭屠杀的群众就达十七万之众，其中学生有一万多人被杀。白色恐怖，席卷全国。

　　初入中央机关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调爷爷任弼时从团中央到党中央工作。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干部和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一致。为统一思想，“六大”的召开，已十分迫切。

　　爷爷任弼时认为，党需要把各地的斗争联系起来，在土地政策方面，联络中农，打击地主富农。在政治局“六大”筹备工作会议上，他建议大会应当制定一个新的党纲。

　　根据中央政治局工作需要，周恩来说“弼时一定要到中央来。”这样，爷爷任弼时调入中央工作。

　　四月二日，共产国际希望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任弼时、黄平立刻去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但政治局做出决定，“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任弼时和罗登贤留守国内，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协助工作”。

　　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共青团的工作，爷爷任弼时夜以继日地撰写题为《三年来中国共产青年团务的概况》一文，共三万余字。系统综合了自从五卅运动之后的发展及经验教训“八七会议”后团员的数量由一万五千余人，扩大到七万七千人。其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占了团员的较大比例。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保存、发展和壮大的确是团组织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时，由于叛徒出卖，使得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罗亦农不幸被捕遇难。但在上海工作的爷爷任弼时等人，仍不顾个人安危，继续在上海租界地坚持斗争。

　　在留守中央的工作刚刚开始时，“济南惨案”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军阀和日本在北方的利益，派三千侵略军占领济南，屠杀民众三千二百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

　　蒋介石进军北平，一面又“宣称不容共产党的存在”。在我党的革命工作中又出现了一些盲目暴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爷爷任弼时留守中央，继续发展革命力量。“在留守期间，任弼时为临时中央起草的指示、信件中，总结经验教训，指导当前工作，对于转变策略，整顿和恢复党组织，创造新的工作方法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他指示：“质量强健的党虽然党员数量不多，它必定比人数多过数倍而不活动的组织要强万倍”。

　　在党的白区联系方式上，他明确规定：

　　“除负责同志外，一个党员只知道五个同志，一遇破坏也不致影响全部组织。”

　　他要求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党的政策必须传达到每个同志，并且使他们有讨论的充分可能。”“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

　　在党的保密工作方面，他强调：“必须保留一部分秘密的机关和负责的同志，以便反动后能继续活动”。他对斗争方式及制定策略细致入微。

　　首次狱中斗争

　　在党中央留守工作结束以后，党中央又派爷爷任弼时去安徽省委所在地芜湖巡视工作。不料在这期间，党、团委机关均被严重破坏，爷爷任弼时决定离开芜湖，巡视南陵县工作。当他来到当地香油寺召开城关地区党团骨干会议时，被国民党县党部发现。爷爷任弼时、林植夫、王德辉、刘显宗等四人当即被捕。但因有的同志不认识爷爷，所以没有公开爷爷任弼时的党内真实身份。面对敌人，爷爷任弼时冷静镇定，一口咬定是长沙伟伦纸庄来本地收账的学徒，敌人对他施行了“踩杠子”、“夹棍”等酷刑，但爷爷始终不改口。这样，敌人以“共党嫌疑分子”为名先将他押解到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之后，又将他押往饮马堂特种刑事法庭看守所。

　　在被押赴安庆的船上，他乘法警不备，将一封信通过在船上巧遇的长郡中学工友，同乡彭佑亭转给在长沙第一纱厂的任理卿堂叔，后来又转给奶奶陈琮英，尔后上报到中央。

　　党中央当即通过各种方式展开了积极营救，并为此向国际济难会申请了八千元营救经费。

　　爷爷任弼时在狱中，常会看到被捕的革命同志。但他还是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言行谨慎，并多方疏导同志们的思想，以保持正确的斗争态度和党的有生力量。

　　有一次，爷爷告诫他们，年轻人有急躁的缺点。他们在出去不成的情况下，大骂国民党。“你不承认是共产党，这一骂就变得承认是共产党了。要善于同敌人辩论，进行说理斗争，争取不判死刑，过好狱中生活。”

　　有人这样回忆：“在弼时同志的启发下，许多同志都能以正确态度对待狱中生活，狱中学习的空气浓厚起来”。后来还成立了两个学习小组，这样使大家的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了。

　　在法庭上，奶奶陈琮英积极配合营救。她说爷爷是纸庄的学徒，最后，爷爷任弼时终于被救出监狱。但不幸的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明，因患肺炎夭折了。

　　爷爷在逆境中沉着冷静，正确地分析问题，积极组织革命的有生力量。这让我对老一代革命家临危不惧、高风亮节的高尚品质有了深切的认识，使我感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艰辛和优良革命品质。

　　 第二次狱中斗争

　　十一月十七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爷爷任弼时上午冒雨去参加团省委扩大会议。当他看好环境，看清门牌，推门而入时，门里冲出几个暗探，不由分说地将他推上警车，送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在那里，他看到上海总工会的青工部长周朴农。周是共青团上海浦东区委书记。他是第一个到达会议地点被捕入狱的，尔后探子们又潜伏四周，逮捕了许多到会同志。爷爷任弼时暗示他不要出声，假装不认识。敌人未发现什么文件证据，而周朴农又得到爷爷的关照，假说是内山书店的职员。周朴农回忆道：

　　“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后来才知道，这次事件是由在反动派搜查“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张永和时，搜查到他带的记有这个地点的纸条，才根据这个线索，逮捕了许多革命同志，但敌人没有其他任何证据。

　　此时，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爷爷任弼时的活动。这是由中央特科一科具体负责安排的。组织上又请上海著名律师潘震亚出庭辩护。就这样，反动派在爷爷的背上留下了两块电击的伤痕。爷爷任弼时和周朴农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名，被关押了四十天以后离开了提篮桥监狱。

　　事后，周朴农回忆在监狱里的情况时写道：“当时，监狱里几乎天天有时事报告会，新犯人入狱，一般都要报告外面的政治时事，但弼时同志对我说，我们都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要尽量隐蔽自己，不能参加这种报告会。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这个意见是十分正确的。”

　　通过爷爷任弼时对事物的分析，对事态发展的预料和在逆境中的冷静观察能力，可以看到老一辈革命家在复杂的对敌斗争中英勇不屈、善于斗争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