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震撼瞬间》

就历史的真实来说，北平城内的老百姓对解放军接受确实有一个心理过程。

1994年4月24日，《戏剧电影报》（《北京娱乐信报》的前身）发表了一篇《解放北平有两次入城式》的文章。同年5月上旬，《作家文摘》转载了此文。

该文写道：“2月3日的北平入城式，我是目睹者。那天，天色阴沉，很冷，马路两旁驻足观看的人并不多，也没有欢呼场面，大家只是默无一言地瞧。”对照我们一些亲历者的回忆，这样的说法显然存有偏颇。

但是，正如该文的题目所透露的信息，有过两次入城式，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我所知，北平入城式那天，东北电影队（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在前门箭楼设了一个机位在拍电影。有人说在前门只拍了照片，没有拍电影是不对的。只是拍电影用的硝酸片基容易着火，着火时就受了损失。正好在第二年苏联要来拍纪录电影，就按照当年的地点和场景进行了补拍。由于对“补拍”的理解不同，自然产生了解放北平有两次入城式的说法。而《解放北平有两次入城式》遭人诟病的一点是，人们欢迎解放军的笑脸是后来为了拍电影特意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组织拍摄出来的，与入城式的实际情形有很大的距离。

摄影师苏忠义说：“我们摄影队是根据东北局的命令，跟随四野入关，拍摄整个华北战役的情况的。”

在南苑那一带还出了一点险情。就在他们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一个解放军战士坚决地拦住了他们，问往哪儿去？苏忠义回答到良乡。那战士说：“你不要命了？这里可是前线，前面二百米就是敌人！回回回，赶快往回走。”

摄影队到北平军管会所在地良乡的时间是在1月6日的晚上。按道理说，应该拍下有关良乡的画面，但影像资料里遍寻无着。原来是胶片少，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不敢多拍。不然该拍到的没有拍到，那是失职。

果然，攻打天津的决心下定之后，摄影队就接到了从北平到天津拍摄天津战役的命令。

天津之战是在14日打响的，不到三十个小时解放，1月16日，摄影队又赶回了北平，准备拍摄北平和平解放。但是等了好几天，仍没有接到进入北平的命令。因为到1月25日，傅作义的部队基本上就撤完了。本应在1月29日正式交接，因为正逢春节，决定解放军进城的时间推迟到1月31日。

为了交接顺利，在1月30日的下午，负责接管北平防务的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一师特意到西直门进行了实地勘察，摄影师石益民就跟去了。

1月31日，防务交接在西直门进行。

当时的一个细节，让摄影助理赵化记忆深刻。好多群众拿着脸盆，在解放军的车前净水泼街，也就是接风洗尘的意思，是一种很高的礼遇。

摄影师石益民回忆说，西直门越往里走，人就越多……有扭秧歌的，有唱歌的，唱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那首歌。

赵化说：“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一些国民党兵，他们三五成群排在一起，呼喊着‘欢迎解放军来解放我们’。”

北平入城式是在1949年2月3日举行的，而这一天正是农历正月初六。在入城式开始之前，街道两边就挤满了人，这一点从我拍摄的照片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机械化部队从永定门开往前门大街

最热情的就数青年学生了。他们见炮车过来，一蹿就坐在了上面。其中被摄入镜头的就有已故北京大碗茶集团创始人尹胜喜，他当时还是个孩子。

据说，当时拍北平入城式的有三个单位，一是东北电影厂摄影队，二是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三是北平原国民党中电三厂。纪录片《北平入城式》就是由东北电影制片厂和华北军区电影队联合摄制的。鉴于这次拍摄的重要性，在2月2日，摄影队的领导同志就对各个摄影队分配了任务，即将他们分配在了部队经过的不同段点。石益民他们是在前门，有的在城门楼下，有的在城门楼上，有的就在大栅栏，那里是入城式的主会场。摄影队领队刘德源他们的拍摄重点则在东交民巷。解放军通过东交民巷时，为拍摄部队通过的全景，需要一个高点，但在四周却没能找到这么一个制高点。结果，摄影助理庄威就趴在地上当了这个制高点，刘德源站在他的双肩上拍下了全景和远景。

而苏联派出的两个摄影队是在开国大典之前。他们要拍摄的是两部片子，即《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

《中国人民的胜利》表现的主要是战争场面。可那时候北平已经解放了。于是，就组织按照当时的路线，各界人士穿上当时的衣服进行了补拍。但是这种补拍是有条件的，哪一个军队参加了入城式，就把哪一个军队再调回来，从原地再走一次。补拍也是有原则的，那就是要保证真人、真事以及真实的地点。目的，就是要保证历史的真实。

指挥此次补拍的是北平军管会秘书长薛子正，美术设计是漫画家钟灵。

解放北平后，从东北调到华北军区文工团的周凤山，曾披露过另外一件事：由于受到当时实际条件的限制，1月31日国共两军换防时没能拍下电影资料，这也是后来补拍的。补拍的地点在朝阳门，当时还按照战争环境布置了场景，垒上了沙包，放上了铁丝网，设置了拒马。国共双方的军队都是由华北军区文工团的人扮的，周凤山当时扮演的是国民党士兵。当时的领队是葛振邦。

有人也许要问，苏联方面为什么不用中国拍的素材呢？主要是因为苏联拍摄的是彩色片，中国拍摄的是黑白片。

《中国人民的胜利》的底片现存于俄罗斯，送给中国的拷贝现存放在中国电影资料馆。

以北平入城式为显著标志的北京和平解放已经载入史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闪射出其夺目的光彩。

但是就历史的真实来说，北平城内的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接受确实有一个心理过程。

我在1月31日进城勘察拍摄地点的时候，南城的许多老百姓并不知道国共双方——确切地说是解放军与傅作义之间已经签订了和平协议。

和平协定虽然在1月21日就已经签订，但在北平城内并没有马上全文公布，只是说达成了和平协议，其具体内容是逐步透露的。原因在于，当时城内还有不少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如石觉的十三军。如果不先稳定住这些部队，可能会出现武力破坏和平协议的情况。毕竟一纸协议难以约束几十万军队。稳定局势，分化军队，出城改编，都要由傅作义花时间去解决。石觉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就是在不愿意接受和平改编的情况下，被蒋介石用飞机接走的。当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按照傅作义的命令通过东直门调出城外，再无力闹事时，31日解放军才正式接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城内的老百姓才意识到北平和平解放了。但就当时的影响来说，只局限于西北城区，仍没有覆盖全城。

即使入了城，由于国民党多年的宣传，城内百姓对共产党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

那么，这种改变是在一二一师31日下午入城后开始的。

莫文骅将军回忆说：“我军……第一次进入像北平这样具有重大影响的城市，不能不说是面临着一场新的考验……北平的正月，寒风怒吼，滴水成冰，正是‘三九四九冰上走’的时节。进城后的第二天早上，我曾到各警备区域内看望部队。目睹的情景，实在令人感动。在西直门内，战士们顶着一条难以御寒的棉被，或穿一件很薄的大衣，挤在老乡家的门道里、屋檐下……我问战士们冷不冷？他们风趣地回答：‘不冷，我们有火龙衣！’细问起来，才知道战士们夜间冻得不能入睡，就在地上来回走动、跳跃……迎着凛冽的寒风，我们登上鼓楼，驻扎在那里的部队更艰苦。窗子没有糊，屋里没有生火，地铺上也没有干草，北风一吹，真可谓‘透心凉’。驻地的群众见子弟兵冷得不能入睡，心里很不安，多次来请，或派小孩来叫，邀请战士们到家里取暖，但战士们都婉言谢绝，坚持不进民房，不打扰群众。我们到了一二一师的‘长岭连’，他们‘三请三不进’的故事已经传开了。刚到驻地的当天夜晚，老乡请他们进屋去住，他们谢绝了。半夜，北风越刮越大，窗上的纸都被刮破了。群众不忍心子弟兵受冻，就采取‘合屋并床’的办法，腾出几间房子，公推几位老人来请部队去住。这个连的干部回答说：‘谢谢大家的关怀，我们年轻，火气旺，人多，挤着暖和。’第二次谢绝了。到了第三次，大娘、大婶、大嫂一起来请，不管怎么说也要让子弟兵进屋。连队没办法，只好实说：‘上级有规定，不得进民房，你们的心意我们领了，但房是不能进的。’解放军不进民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

“……牲口啃树皮，就用雨衣包起拴牲口的树干；怕牲口拉粪影响卫生，每匹马后头挂了个布粪兜。老百姓看着这一切，深为感动。”

解放军严格执行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旧军队凶恶蛮横的作风完全不同。最初，他们没有地方住，宁愿在寒夜中睡在街头，也绝不去打扰邻近的百姓。即使向老百姓借用生活用具，不论借来时什么样，还回去一定会刷洗得干干净净。有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借住在安徽会馆，星期日要改善生活包饺子，便向邻近的住户借个大盆拌馅。邻家主妇怕他们损坏或者不还，就把洗衣服的大瓦盆借出。待还回来时，瓦盆里里外外被刷洗得干干净净。这位主妇觉得很过意不去，自己当时怎么能拿洗衣服的盆让人家去弄吃的东西？这多对不起人啊，不觉潸然泪下。谁家没儿子，何况这些孩子都是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自己这么做不是缺德吗？真是一时想不开，怎么能这样对待人家？带着这种负疚心理和对解放军的全新认识，她与战士们的感情一下子拉近了。

但毕竟解放军才进城四天，就举行入城式了，这种亲身感受者，在短时间内仍属于少数。即使由他们极力宣扬，所影响的人群也还是少数。再说了，当时在城内的地下党员也只有三千多人，加上受党影响的外围组织，总共约有万人。最重要的一点是，敌特、匪帮、惯偷等趁防务交接之机，四处活动，人们仍处在惶恐之中。物价飞涨，生活困苦，即使在春节期间，人们仍为吃穿所困。所以2月3日解放军入城的时候，有不少人仍在观望之中，抱着看热闹的态度。这并非不可以理解。

仅仅十天之后，也就是2月12日，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并举行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的时候，局面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北平人民从四面八方拥向天安门广场，腰鼓队、秧歌队聚集在广场上载歌载舞。广场成为欢乐的海洋，红旗漫卷，歌声飞扬。

 清华大学与燕京大学师生爬到坦克车上，与人民解放军共享胜利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