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震撼瞬间》

我们身穿的是国民党军服，只有胸章标示着自己人民解放军的身份，非走近根本分不清。进入北平城区时，我们发现虽然仍在喜庆的春节里，但不少老百姓却愁容满面。

当时执行北平和平协议的最初行动就是防务交接。但这年的1月29日正值中国传统的春节，为了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北平人民能过一个安乐祥和的新年，双方的防务交接不得不推迟。

即使如此，平津前线司令部仍电令四十一军，要一个师提前进行准备，以便随时进城与傅作义部进行防务交接。军里接电后，当即研究决定由政委莫文骅率一二一师先期入城与傅部交接。

据原东野四纵新华社战地记者楚氾和王健汉两位老人回忆说，入城之前全军按照上级规定的一系列严格要求进行了检查。比如，平时说话是否和善，群众关系处理得好不好，服装是否整洁，妇女观是否正确（平时是否有不尊重妇女的行为或思想）等等。对进入北平的战士进行了检查，凡有一条不符合要求的，就不准先行入城。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一二一师接到了进城的命令。全师按照预定方案，在莫文骅率领下，自西直门进入北平。因此，莫文骅被称为“走进北平的第一位将军”。

入城时，部队排成三十六排。进城的卡车上架着高音喇叭。队列之前，有北平青年学生跳大秧歌。到处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这使战士们既惊奇又兴奋，想不到在北平这样的敌占区，会和解放区一样流行这首歌。

据说那天一早，全副美械装备的解放军部队就浩浩荡荡地开到了西直门城楼下，城门内外也聚满了各层各界群众。可是城门却迟迟不见打开，僵持足足有几个时辰之后，城门虽然打开了，但守卫城门的傅部士兵仍没有丝毫交接城门的意思。僵局并没有彻底解决，剑拔弩张的气氛仍在持续。解放军架起了轻重机枪后，对着城楼大喊：“交出城门！”对方并不退让：“我们没有接到上边的命令，不能交！”城里二十多万守军都放下了武器出城接受了改编，为什么这个城楼就拒不交接呢？

既然双方都互不相让，而且交涉也没有结果，莫文骅很清楚不能因为这样的小插曲扰乱顺利交接，他只得驱车前往东交民巷，找来随傅作义的谈判代表一起进城的军管会副主任陶铸商讨对策。

陶铸听了莫文骅说的情况，立即向傅方交涉。对方的答复是：“因为忙乱，确实忘了通知西城门的官兵进行交接。”

另有记载，一个戴着眼镜、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上来，对莫文骅说：“长官不要着急，解放军在东交民巷有谈判代表，找谈判代表去。”“年轻人很热情地跳上车给我们带路”。

等莫文骅返回西直门时，只见城门大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已换成了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在城楼上随风飘扬。显然，警卫西直门的士兵已经接到上级执行交接的命令。

四纵进城时，每名战士的胸前都缝上了白底胸牌，上面是“平警”两字。告知市民“我们是北平警备部队，负责维护全城治安”。同时也是给破坏分子以震慑。

就在1月31日这一天，我和齐观山（《东北画报》记者）也从通县乘坐了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开进北平城，提前考察拍摄北平入城式的地形和路线。

我们身穿的是国民党军服，只有胸章标示着自己人民解放军的身份，非走近根本分不清。进入北平城区时，我们发现虽然仍在喜庆的春节里，但不少老百姓却愁容满面。原来，他们还不知道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仍害怕会打仗。于是，我对他们说：“大家还不知道吧？解放军和傅作义将军已经签订和平协议了，北平再不会打仗了……”起初，大家还将信将疑，我们就现身说法：“我们穿的是国民党军服，但你们看看我们的胸章，我们就是人民解放军。你们看我们的相机，就是用来拍摄几天后解放军进城场面的。如果不达成和平协议，我们怎么能带着相机进来？”

“真的吗？”有人将信将疑地问。

“我们人民解放军就是来解放大家，保证大家都能过上和平生活。今天，西郊那边就已经开始交接防务了，傅作义的部队出城去，我们解放军的部队进城来。”大家听后，莫不兴高采烈，主动要为我们引路。

有一件小事，我至今仍记得。我们来到珠市口，走上一家商店的二楼寻找拍摄地点，店主不仅热情地迎接我们，还在前面引路，边走边说：“楼梯狭窄，小心碰头。”

四十一军完成北平的防务交接后，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市军管会决定举行入城式。

我们拍摄要先勘察路线，举行入城式当然也要先确定路线。实际上，几乎是北平和平协议签订的同一天，平津前线司令部即确定了刘亚楼为入城式总指挥，并在通县宋家庄召开了动员会议，决定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一个师和特种兵的六个团参加入城式。时任东北野战军特种兵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苏进，领受组织特种兵入城的任务后，即带领炮兵第二指挥所的摩托化炮兵第四、第五、第六团，高炮第一团，坦克团和装甲车团，开赴南苑机场集中进行入城式队形训练。当时，战士们刚刚走下战场，血、水、汗、泥浸透了棉军衣，因此必须清洗、修补，并搞好个人卫生。车炮也刚从战场上下来，溅满泥土，必须刷洗干净，让它们焕然一新。战士们白天排练队形，晚上则清洗、修补棉军衣，检修、擦拭车辆火炮。

为了确定部队行进路线，他们先进行图上作业。随后，又确定由炮四团团长徐昭、装甲团团长丁铁石，带两台车进城勘察。重点勘察美国等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可否通行炮车，平津前线司令部特别要求，参加入城式的部队必须经过东交民巷。

1月31日下午，苏进亲自带领五人，分乘一辆吉普和一辆中卡，再度进城勘察行进路线。他们由永定门、前门进城，经东交民巷到东单、东四，转地安门大街到西四、西单、宣武门，再一直南行到广安门出城，最终返回南苑驻地。两次勘察完毕之后，苏进将勘察结果电话汇报给刘亚楼参谋长，并由徐昭、王岳石两位团长起草了关于行进路线的书面报告。很快，平津前线司令部批示同意上述行进路线。

2月2日，北平市委和市军管会正式进城办公，这也为举行入城式准备了组织基础。

当时北平的地下党有三千多人，这些人都投入到动员各界迎接解放军入城的活动中。其中各大学的年轻学生是最积极的。当年在清华大学化学系就读的龚育之回忆说：“清华大学宣传队的大队人马赶在2月3日以前进城，为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驻北平的入城式。我们尖兵中队，住在崇文门内一条胡同里的汇文中学。寒冬腊月，在教室里打地铺，人多也不觉冷。2月3日那天早晨，同学们会聚在前门外的广场上，引颈企望着进城的正式部队。望着望着，排列整齐的扛着枪的步兵雄赳赳地走过来了……从前门、正阳门，转到东交民巷，穿过东交民巷……学生和市民，也从前门转到东交民巷，夹道欢迎解放军，有人还爬到坦克上。又随着解放军在城里游行，欢唱。那时我对北平的道路还不熟悉，只记得清华学生的队伍曾经从北海的玉带桥上走过。”

2月4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礼堂里召开解放军同北平地下党的会师大会。记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董必武、薄一波、李葆华，一个个党政军领导人都到台上讲话或者与大家见了面。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从报纸广播中大都已经熟悉，讲的什么却都不记得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不再是地下党，而是地上党了，完全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开会师大会了。”这样的豪言壮语，一直留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