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激战百日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八月
邯郸 鲁西南 晋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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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清脆的枪响过后，靶标处小红旗摇摆着告诉射击的人：“十环！”靶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完成射击的刘伯承正了一下眼镜，以严格的操典动作，收枪，起身，立正，而后将步枪递给身边的警卫战士。
刘伯承神情严肃地摆了摆手，靶场上立时安静下来。
“同志们，我年纪大了，又是一只眼，打的成绩不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的是一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激发的是你们的革命斗志！”刘伯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几名打靶成绩过差的纵队和旅级干部，而后语调深沉地说，“目前，《停战协议》虽然签订半年了，可是在华东、陕西、中原前线，蒋介石一天也没有停止他的进攻和全面内战的准备。我们晋冀鲁豫经过上党、平汉战役，相对平静一些。可我们绝不能因此盲目骄傲，冲昏头脑；更不能因此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要你往南走一百公里，你就会知道你所看到的平静是水面上的鸭子，而敌人的双脚正在水下紧划哩。如果你到了新乡，你就会知道形势的紧迫、敌人的嚣张；更会知道你那和平麻痹的思想有多么危险！”刘伯承宽厚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他要把前不久在新乡的所见所闻告诉给在场的每一个人。
《停战协议》公布后，为了参加三人谈判小组的会谈以及移交平汉战役中俘虏的马法五，刘伯承率人亲赴新乡。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建筑物被国民党军队用油漆涂上了“青天白日”的图案，用白漆写成的大幅标语更是历历在目：“戡乱才能救国，华北必须收复”“三个月消灭共产党”“打通平汉线，运兵大东北”“踏平太平，生擒刘邓”……
新乡的空气更为紧张。这个国民党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前哨阵地如同一个装得满满的火药桶，战争的气氛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一辆又一辆满载着国民党士兵的军用卡车，由南向北风驰电掣般开过；南来的军用列车卸下来的都是大炮、坦克。在一个旧飞机场的跑道上，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正在演习，他们刺杀的靶子，一律戴着“八路”的臂章；他们投弹、炮击的命中线框内，一律用白灰写下“邯郸”“延安”的字样……
在这个几近歇斯底里的战争魔窟中，会谈自然冒着火星，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刘伯承回到邯郸，见到邓小平的头一句话就是：“新乡火药味很浓，要做好大打的准备。”
邓小平说：“我已把全区主要领导干部调到邯郸，目的就是动员打掉和平幻想，准备投入残酷斗争。”
于是，有了今天的打靶，有了这次全区的练兵誓师大会。
大会的地点设在马头镇外，这是邓小平选定的。从这里透过一排排垂柳青杨，便可以看到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的丛台。那气势宏伟的丛台掩映在古柏苍松之间，向人们讲述着一段古老的故事——
武灵王继位之初，赵国势衰，经常受秦、齐等国的威胁和匈奴、胡等外族侵扰。赵国无力抵抗，经常吃败仗。赵武灵王在率兵抗战中发现，胡人穿的衣服短小，骑马射箭十分方便；而自己的将士都是宽袍博带，乘的是笨重的战车，行动极其迟缓。于是赵武灵王决心趋利避害，改革部队的服装，要部队离开战车，也学骑马射箭。但他的主张立刻受到王公大臣的反对。赵武灵王知道不改革很难战胜敌人，于是便身先士卒，自己带头穿起胡服，骑马射箭。赵国从此强大起来，军队屡战屡胜。赵武灵王为了观看操演，庆祝胜利，就在这里大兴土木，筑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丛台。
邓小平望了一眼被刘伯承批评得抬不起头来的干部，用手指着远处的丛台说道：“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个人听了刘师长的批评后，都要好好看一看这座丛台，想一想这样一个问题——两千五百年前，赵武灵王都知道要胡服骑射，难道我们共产党人，不更应该懂得实施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抗日战争胜利后，作战对象变了，作战方式也变了，由分散的游击战变成了大兵团的运动战。如果指挥员不从思想上来个战略转变，你又怎样适应形势？全面内战已经箭在弦上，你马放南山，那还了得？！那是要死人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要丢掉和平幻想，准备进行残酷斗争！”
李达前来报告，誓师大会已经入场完毕。刘伯承、邓小平带着精神振奋的干部们走向会场，登上了高高的检阅台。
天气晴朗，和风习习。偌大的广场，上万部队全副武装，肩上的刺刀闪着耀眼的光芒。一排排轻重机枪整齐地摆放在队列前，一匹匹战马驮着幽蓝的迫击炮昂首队尾……远远望去，这一切仿佛是凝固的钢铁组成的。但只要看一眼每个士兵的目光，看一看那目光中燃烧的火苗，你就会相信，只要一声号令，这支看来凝固的队伍就会变成浩浩荡荡的钢铁洪流，无坚不摧，势不可当。
邓小平精神振奋，声若洪钟。他把当前战争的形势告诉给部队，又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进行了战斗动员：“……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人民胜利了。人人希望把大炮打成犁头，将坦克改成拖拉机下地耕田。但战争与和平一样，不能仅仅是一相情愿。蒋介石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只有奉陪到底！”
就在刘伯承、邓小平结束了全区高级干部练兵会议的第二天，即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轰隆隆的炮声终于打破了大战前夕短暂的沉寂，蒋介石又一次悍然撕毁了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停战令”，集中二十五个旅的兵力，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犯。
一场席卷中国大地的全面内战爆发了，刘伯承、邓小平心急如焚。为了胁迫围追中原军区部队的国民党军回援，配合中原突围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作战，他们主动向中央请示，计划把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作战重点放到豫东方向的陇海路徐州至开封段，从战略上调动和歼灭敌人。用刘伯承的话说：“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计划和时间表！”
八月，在酷暑难当的豫东，刘邓指挥各路纵队以神奇的动作跨过黄河古道，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一百五十公里宽的正面，突然向敌人发起进攻。
陇海战役打响的时候，西北高原上的延安刚刚遭受了涂有“青天白日”标志的飞机的轰炸。暑热和爆炸的气浪交织在一起，灼烤着这个被外国人称作“红都”的小城。
枣园窑洞前的苹果树下，却有一片阴凉。毛泽东正在与来访的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笑风生，进行着一次颇有意味的答记者问。谈话开始时，这位始终关注着中国局势和革命前途的美国记者忧心忡忡。她的忧虑不无道理，因为刚刚在中国开始的全面内战，显然是一场力量悬殊的大战。
大战伊始，国民党方面的总兵力为四百三十万人，其中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旅，约二百万人；中共方面，总兵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人，其中正规军只占六十一万人。国共双方的兵力，为三点四比一。
国民党在军事方面的优势，还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上。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不但垄断了受降的权力，接收了将近一百万日军的武器，而且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在八十六个整编师中，有二十二个师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坦克、飞机、大炮、军舰应有尽有。中共军队有的，只是步枪、手榴弹和少量的机枪、火炮。
经济实力相差也很大。国民党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亿以上的人口，几乎控制着所有的大中城市，拥有现代工业及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还能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帮助。延安领导的解放区，面积只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人口约一亿三千万，城市都是小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基本上没有近代工业，也得不到外援，只能靠自力更生。
共产党只有“小米加步枪”，国民党拥有“飞机加大炮”，这种形象的说法并不夸张。无论在军事和经济哪个方面，国民党都占有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将领有恃无恐，自以为稳操胜券。斯特朗听说，蒋介石就在最近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宣布，“五个月之内打垮共产党”。
斯特朗还从她的记者朋友那里听说，蒋介石的参谋总长陈诚不久前在北平召开了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有记者问：“如果打起来，总长认为要多长时间才能解决？”
“三个月。”陈诚回答得十分爽快。
斯特朗虽然不完全相信蒋介石和陈诚的说法，但她确实认为形势对中共不利。在这种极端不利的形势下，中共即使不被消灭，也将遭受严重打击，十年内战的历史又要重演。
可是，坐在延安的窑洞前，就在这棵苹果树下与她面对面谈话的毛泽东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承认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占有优势，但是，在他看来，真正的优势并不在国民党方面。
斯特朗饶有兴致地望着这位身材魁伟、衣服宽大、举止稳重大方、有点像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似的中共领袖，和他探讨起美国的军事援助问题。毛泽东风趣地将美国的军事援助称为“输血”，他说：“由美国输给蒋介石，又由蒋介石输给我们。”
当他们谈到“反动统治者”的时候，毛泽东以轻蔑的口气笑道：“他们是纸老虎，看起来可怕，一场雨就完了。”说完这个比喻，他停下来，问斯特朗是否领会了他说的确切含义。
担任翻译的陆定一告诉毛泽东，他把“纸老虎”译成“scarecrow”。毛泽东又坚持让斯特朗解释“scarecrow”究竟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说：“英语里的‘scarecrow’就是‘稻草人’。”
毛泽东立刻摇摆着大手，表示不赞成用这个英文单词：“我所说的纸老虎不是呆立在地上用来赶鸟和吓唬小孩的稻草人，而是样子像一头凶猛的野兽，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见水就软了。”
“噢！这个比喻太妙了！”斯特朗弄清其中的真实含义之后，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请等一下，我是个记者，我是不是可以报道说，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纸老虎？”
“不要只是那么说。”毛泽东依旧笑着回答说，“你可以说，如果蒋介石维护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就是铁老虎；如果他背弃人民，发动反人民的战争，就像他现在做的那样，那么他就是纸老虎。”
这是一场使人兴趣盎然、回味无穷的谈话。谈话后没几天，斯特朗在《解放日报》上看到这样的消息：
……晋冀鲁豫野战军以急行军突然出现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在三百里的宽正面上，对铁路沿线的敌人发起了有重点的攻击。此役从八月十日起，历经十三天，至八月二十二日，歼敌一万六千余人，解放砀山、虞城、兰封、杞县、通许县城五座，占领火车站十三处，破坏铁路三百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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