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章节选读】

2013年4月9日，正在海南省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的习近平总书记就近到农村考察。在了解近年来当地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情况后，习近平十分感叹地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画龙点睛地道出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关系，明白无误地告诉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在我国真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切实解决好农业的持续发展、农村的社会进步、农民的生活宽余，由此也再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的深刻道理。

第一章 为什么说“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我国很早就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早在清朝的乾隆末年（18世纪末），我国总人口就已经突破3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1949年，我国总人口为54167万人；而到实行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我国总人口已经达到95809万人。2012年，我国总人口已经超过了13.5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20%。综观世界各国，但凡人口众多的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有两大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一是众多人口的吃饭问题。古今中外，“民以食为天”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其他所有的事情也就根本谈不上了。二是在人口总量中，如果农业人口所占比重高，那么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就只能由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状况来决定，城市建设得再漂亮，也代表不了这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而人口众多，其中农业人口所占比重甚高，这是迄今为止我国的基本国情。正是这样的国情才决定了我国“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一、农业发展：建设全面小康的短板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即便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和政治家们也都深深地懂得“粮安天下”的质朴道理；农业的状况，也始终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高度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焦点。自秦统一中国以后，国家鼓励民族融合，推进开疆拓土，实行屯垦戍边，传播农业文明，大力发展水利，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历史上不乏皇上亲自扶犁以示重农、颁布圣旨以推广粮食新品种、督导刊印耕织技术书籍以教化农民的实例，整个社会因此长期形成了“耕读传家”、“重农抑商”的思想和舆论氛围。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越接近现代，我国农业的发展越是停滞不前，乃至到了相当多的普通民众食不果腹的地步。

194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2264亿斤，按当年总人口计，人均拥有粮食仅为418斤。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更为重视农业。在制度上，实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体制，在生产上，大力发展水利，推行新式农具、优良品种、新的耕作和栽培方式等，促使农业生产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1978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95亿斤，比1949年增长了169.2%，2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3.47%，快于同期世界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约3%的水平，我国粮食产量由此在世界粮食总产量中的比重，也从1949年时的约占15%，提高到了1978年的约占18%。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我国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发展不可谓不快。但与我国人口增加、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相比，这一阶段的农业发展显然仍难以满足各方面的需求。1978年，我国人均拥有粮食636斤，虽比1949年的水平提高了52%，但与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的人均拥有800斤左右粮食才能满足我国人民营养需求的目标相比，尚有20%以上的差距。因此，自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我国对粮、棉、油、肉等主要农产品就一直实行着对农民计划收购、对居民定量销售的制度（俗称“统购统销”）。但即便如此，到1978年时，我国农村仍有2亿多人（约占当时农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处于温饱不足的贫困状态。

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由此拉开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幕。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相对较松、农民的贫困程度较城镇居民更甚这两大原因，导致农村成为中国改革的发轫之地。

农村的改革，最初是从改变人民公社的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体制入手的。通过实行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以集体所有的土地由农民家庭承包经营的方式，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实行了农民欢迎的农业经营体制，再加上国家采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对农业的资金和技术投入等政策措施，我国农业很快就有了很大发展。1984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8146亿斤，比1978年增产了2051亿斤，6年时间中，平均每年增长4.95%。此后，尽管年度之间粮食产量的波动不可避免，但始终保持着不断增产的趋势。1996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登上1万亿斤台阶，人均拥有粮食首次突破800斤，为828.8斤。进入21世纪，我国粮食生产从2004年到2012年连续9年增产，2011年粮食产量首次登上1.1万亿斤台阶，人均拥有粮食850.4斤；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11792亿斤，人均拥有粮食超过870斤。与此同时，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也有极大增长。以2012年与1978年相比，油料产量增长了5.59倍，棉花产量增长了2.15倍，糖料产量增长了4.66倍，水果产量增长了35.62倍，水产品产量增长了11.69倍。2012年的蔬菜产量比1995年增长了1.76倍；2012年的肉类和奶类产量，分别比1996年增长了82.97%和4.26倍。应该说，农村改革以来的三十多年，我国农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粮食产量增长了93.45%，其他各类重要农产品的产量更是成倍乃至成十倍地增长，我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由此得到了基本解决。

但近年来，我国农业也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的挑战。概括起来，主要矛盾表现在三大方面。

第一，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供求出现了新矛盾。近年来，一方面我国粮食连年增产，而另一方面却是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数量连创新高。这显示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我国农产品出现了供给增长速度赶不上需求增长速度的新矛盾。2012年，我国进口粮食（含大豆）8025万吨，扣除出口，净进口量为7233万吨；此外，还进口食用植物油845万吨，棉花513万吨，食糖375万吨，肉类及畜禽杂碎222万吨，奶制品107万吨。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按我国农业的生产水平计，上述进口的农作物产品数量，已相当于利用了境外6亿-7亿亩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而正常年景下，我国每年的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约为24亿多亩。我国人多地少，充分利用国际农业资源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对于缓解我国的人口资源压力不无益处。但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对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持较高的自给率，又是确保国家粮食和经济安全的必然要求。如何解决好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的粮食安全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显然是事关全局而不能掉以轻心的重大问题。

第二，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农业发展离不开科技进步、离不开增加使用各类矿物质肥料和化石能源，但这同时也增加了生态被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可能性。我国的化肥施用量，1978年时为884万吨，到2012年已增加到5838.8万吨，33年增长了560.50%，年均增长5.71%，远快于同期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96%的速度。同时，各种农药和动植物生长激素也在农业生产中被广泛使用。加上各类工矿企业向农村排放的污染物、农民生活的废弃物等成倍增加，使得农村耕地和水体的被污染程度明显加重，由此也导致了农产食品的安全性风险被大幅度提高。事实已经证明，单纯为提高农产品产量而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对食品安全的保证，农业将只能走向穷途末路。因此，我国的农业，已经走到了必须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刻。

第三，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使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下降。改革以来，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时期。1978年时，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而2012年已经达到了7917元。但一方面，相对于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而言，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却明显大于改革之前；另一方面，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在不断下降。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占75.56%，2000年降为63.34%，而2012年进一步降为44.63%。如果扣除农民家庭经营纯收入中来自非农业的部分，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左右，而来自种植业的人均纯收入，2012年为2107元，仅占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6.61%。不难想象，当来自农业（种植业）的纯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1/4略强时，多数农民会怎样看待农业（种植业）？他们会把自身增收的重点放到何处？由此可见，我国农业的经营体系已经到了非创新不可的关键时刻。但制约我国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农民向城镇和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