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心中珍藏的往事

熊向晖 周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

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无名英雄。由于一些同志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写过一点东西，主要是体现周恩来同志对党的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