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就讲了：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时我父亲也在场。周总理这次见外宾的时候，脚已经肿得很大，鞋都穿不上。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

这次周总理又抢救过来了，但病情很重，生命始终在旦夕之间。我父亲来看周总理，也就待5分钟。后来，毛远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关情况，毛主席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让毛远新找我父亲谈。我父亲讲：“我昨天刚问过主席，这段工作怎么样？主席说还可以。”把毛远新顶回去了。谈话以后，我父亲马上就到周总理那儿去了一趟。此后政治局就开始批评我父亲。我妈妈问他：批评以后你怎么做？我父亲讲，到那儿就是宣布开会，然后就请大家批。他就泡杯茶。然后到点宣布散会，他抬起屁股来就走。他也不妥协。

整顿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来了。中央开了打招呼会，发文件叫大家学习，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周总理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实际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总理致了悼词。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我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周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周总理和我父亲两个人性格不同。周总理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事无巨细，认真负责。我父亲则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周总理知道我父亲的特点，知道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担起他的工作。我父亲对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心里想的是什么。

后来，我父亲多次讲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周总理讲过违心的话，但是，全国人民原谅他，他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甚至在“文革”期间他就跟周总理讲过：你那时候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这么多老干部。我父亲说：我的性格不同，我不会委屈求全。这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他跟我母亲讲的，说过这个话，周总理也体谅他。两个人心心相印，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他们自己的一生。

周总理逝世之后，我父亲就失去了工作的条件，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就在清明节的时候，4月5日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在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再次被打倒。我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赞成我父亲的这些做法，赞成周总理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父亲复出，开始改革开放局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1972至1975年，特别是1974至1975年这些年的斗争，我父亲和周总理共同战斗这段历程分不开的，也是和我父亲和周总理，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直努力分不开的。

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性格、作风都不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半个世纪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

就不用说领导人，就说我们这一生，有几个知己？有没有知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对周总理去世，我父亲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开，但是周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周总理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非常难过，我父亲在念稿子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候满场“呜呜……”全都哭了。

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的灵柩从天安门前经过到八宝山，一路上都是送行人们的哭声。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们家孩子都参加了追悼会。那时候我没去，因为我在医院里头。送葬那天，很多病号都冒着寒风跑到外面去，跑到301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去看。我那个时候弄了一瓶酒和一点酒菜，和病友王鲁光一块喝酒，把酒洒在地上。我记得我一直在说，一面哭一面说，真是痛苦啊！痛哭流涕。我说：前一段历史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将是新的一个局面了。

“文化大革命”总理那么忙，他还在关心我的治疗，亲自批准我回京治疗，这也是总理做的好事，受惠的何止我一个人。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不只是法国那么艰难，上海那么危险，一直到战争环境下，到解放以后，这么多路线斗争，这样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么惊心动魄，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