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袁宝华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是他在大会主席台上。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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