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

 

【基本信息】

作者：邓在军 主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内容简介】

2013年3月5日是周恩来诞辰105周年，为纪念周恩来而出版本书。本书由1998年拍摄电视文献片《百年恩来》主要采访记录整理而成。原采访200余人，本书选取有重要价值的34人的采访记录。这些讲述人均为与周恩来有亲密交往者，讲述人也大多不在人世了。本选题内容生动感人，再现了周恩来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和丰富的感情世界，对于老年读者是一种怀念，对于青年读者是一种教育。

【目录】

万里：十大建筑凝心血

薄一波：周总理的“举轻若重”

谷牧：周总理的功绩怎么估计也也不会过高

张震：军事家周恩来

李德生：念总理鞠躬尽瘁 学总理死而后已

张爱萍：周总理和“两弹”

程思远：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吴阶平：周总理在病重的日子里

赵朴初：相业史谁畴

邓朴方：周恩来和邓小平——二十世纪真正的知己

姚仲明：周总理在对缅甸的外交活动中

阎明复：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袁宝华：国家每出一件事就揪着他的心

顾明：不受浮夸风左右

熊向晖：心中珍藏的往事

孙平化：周总理与对日外交

戴镜元：我党我军机要的创始人 密码通讯事业的奠基者

童小鹏：在对敌斗争中亲自设计制定密码

周巍峙：周总理是我们全家人的朋友

李后：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周总理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

金志坚（爱新觉罗·韫欢）：周总理与末代皇帝的一家

舒乙：我跟老舍一般大

张瑞芳：对他什么话都可以说

秦怡：我认识了一个我爱戴的人

高振普：关于处理周总理后事的一些回忆

韩福裕：总理卫士的回忆

王士琴：严格教育亲属 不许沾光毫分

周尔均：看似无情胜有情

周秉德：不循私情只为公

[柬]诺罗敦·西哈努克：中华民族永垂不朽的英雄

[日]二阶堂进：第一次看到他眼睛时，就被他的眼光所压倒

[日]木村一三：我是他的徒弟、学生

[日] [池田大作]：见面印象像名画，永留脑海

[意]焦尔乔·洛迪：他朝着中国的未来看

【章节选读】

周恩来、邓小平——20世纪真正的知己

邓朴方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邓小平长子

要讲周总理和我父亲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一起共同参加革命工作，共同奋斗，确实比较难讲。半个世纪是个很长的时间，提起周总理来，我父亲曾经讲过：“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前后脚。我父亲到了法国以后，开始上学，后来到工厂做工。周总理到了法国以后就已经从事社会活动了。1921年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我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

1922年父亲只有18岁，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是个小弟弟。

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总理当选书记。这次临时代表大会我父亲参加了。据当时有些人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那个时候的支部工作当然是周总理主要负责，父亲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办《少年》、《赤光》，刻蜡版，做具体工作。根据父亲讲，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又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

那个时候，法国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周总理和我父亲那时都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争。这段历史很长了，当事人回忆得不多，就我们知道一点，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父亲爱看足球，周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ASANG），周总理也喜欢吃；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几十年以后他仍然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富春、蔡畅。据蔡妈妈回忆：周总理是做全天工作，我父亲和李大章、傅钟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晚上工作，叫做“半脱产”吧。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一年。1924年9月周总理回国。

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父亲想过以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周总理负责中央的具体事务，中央有什么大事都向他请示。我父亲处理的也是日常工作。政治局的会议父亲列席，但他也有发言权，在会上周总理发言很多，我父亲偶而发言。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解放以后蔡妈妈说：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后来我妹妹就问父亲：那时候老听到你们那么欢笑。父亲说：“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

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在婚礼上，周总理，邓妈妈，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非常艰难。

周恩来和邓小平在北京出席招待会（1963年）

父亲和周总理接触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工作，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到后来，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父亲谈到周总理时候，他那种神态呀，都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我妈妈还给我讲过说：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妈妈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我妈妈学会吃螃蟹是周总理亲自教的。

就我们看到的，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家伙们，也包括我父亲、刘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总理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周总理在见新疆代表团的时候，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说：“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邓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这个风散出去。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我父亲那时候刚出来，就和母亲一块儿到一些老朋友家里面去串门，当时到了好多老同志家。据妈妈说，4月9日她和父亲到周总理那儿去，周总理在玉泉山养病，也正在做治疗。那天，他们到了玉泉山一下车，邓妈妈就在门口等着，我父亲打过招呼之后，我妈妈激动，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他们进屋后，周总理在里面，这是我妈妈被“解放”后第一次见周总理。这时周总理特别交代了一句，他说：“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他还告诉我妈妈：“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我想他是对父亲的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4月12日，我父亲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据有关材料讲，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

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这对他来说，我想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做事考虑问题都非常周到的。

但是就在1973年，父亲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争。8月6日，江青就闹着要把儒法斗争写进十大的报告里面去。周总理说要消化消化。党的十大上，我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了，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父亲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事情看着好像越来越顺利，但毛主席对周总理又提出批评。从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江青就讲，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总理迫不及待。但开完会，主席讲这次会议开得好，但他也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父亲恢复政治局委员，恢复军委委员，参加军委的工作，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父亲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是1927年年底。主席还特别讲了我父亲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这样父亲才算是恢复到领导职位上，参加主要领导工作，这时候才正式定下来。

1974年一开年，周总理就开始大量便血，身体明显地坏了。这年1月，他又主持军委会议，落实我父亲参加军委工作，成立军委五人小组。1月底，“四人帮”开始向总理发出新的进攻，开始是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将矛头对着周总理，批现代的大儒，发动了袭击。2月，毛主席就讲了话，说迟群、小谢讲话有缺点，讲话不宜下发。后来，周总理又根据这一个精神，进行了传达，作出了决议。江青大闹一场。这是1974年“四人帮”第一次向周总理和我父亲发难。

3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四人帮”开始不同意，江青大闹政治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了，她不同意。毛主席给她传话，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她也不答应。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个风波平息下来。

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从飞机的航线，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民航怎么试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另外，对父亲的欢送仪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他还交代，要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周总理又打起精神，始终鼓掌。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4月19日，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总理又到机场迎接。4月20日，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谈他的病，紧跟着又是检查、治疗。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6月1日，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总理这样支持父亲工作，保证父亲完成任务，他做出这样安排，做出这种牺牲，不只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将来，为了我们国家。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材料，19日晚，把父亲接回来，20日凌晨2时，他见医疗组，我内心这种震动啊！

周总理住院后，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会议，6月中旬“四人帮”又发动进攻，组织批“现代大儒”，矛头也是直指周总理。到7月中旬，毛主席又把这个事制止了。在政治局会上毛主席讲，她（指江青）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又重复说：总之，她不代表我。

8月，经过医生检查，发现周总理的癌症又转移了，8月10日第二次做了手术 。

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毛主席10月4日打电话给周总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别对周总理说：四届人大，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这是主席开始下决心了，已经下决心了。在周总理病重的时候，毛主席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

10月11日，毛主席又讲，还是要以安定团结为好。毛主席这个安排，一个是让我父亲接班，一个是要大家安定团结，是作为一种政治安排，他希望稳定下来。10月17日，江青开始有预谋地发动攻击，在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刁难我父亲，让我父亲表态。我父亲就一步也不让：这个事情我要调查。江青就在政治局骂起来。我父亲和“四人帮”一伙的矛盾非常尖锐了。

10月18日，当时毛主席在长沙。这天，王洪文跑到毛主席那儿去告状，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说：你不要跟他们搞在一起。王洪文回来，又找周总理做检讨，实际上并没有悔改。

10月19日周总理见王海容、唐闻生，讲“风庆轮”事件，说，这个事情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当然还要做工作。

10月20日，王、唐随着外宾见毛主席，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个情况，主席当时批评“四人帮”以后，决定：邓小平任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第一副总理。毛主席还讲：总理还是总理。原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是由王洪文负责，这次毛主席讲了，四届人大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两个人负责。

在这之后，周总理、父亲和其他同志们，围绕四届人大开始更紧张地工作。

我父亲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去，叶剑英、李先念这些同志，也都经常到周总理那儿，商量四届人大各项工作的安排。

12月，周总理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坏，医生希望周总理赶紧住院手术。而四届人大的安排基本上有眉目了，需要周总理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叶帅就交代医疗组成员，无论如何要保证周总理这趟行程的安全。医生认为，他无论如何不能走，不能再出差。但是作为周总理来说，重任在肩，无论如何他要亲自来做。

12月23日，周总理和王洪文飞长沙，跟毛主席谈了两天。这时候毛主席的心情也比较好，他还特别对周总理和王洪文讲到我父亲，“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这样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就安排妥当了。然后，毛主席又和周总理单独谈了一天。

这时总理身上的肿瘤开始全面转移了，总理他不是不明白，但这个时候他是拼命。

1975年1 月中旬，四届人大开幕了。

周总理在这个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提四个现代化。

此后，我父亲先后提出“整顿军队”、“整顿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国防工作”，反对派性，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听家里人讲，父亲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从早到晚，没有闲的时候，始终在连轴转地工作，以那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为了挽救这么样危险的局面，日以继夜地工作。

周总理始终支持父亲。重大的事情我父亲也都找周总理商量。我看到一个记录，我父亲几乎每周都要到医院那儿，和他单独谈话，谈工作，或是半个小时，或者是几十分钟。

但是，这一年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3月，张春桥提出“反经验主义”。4月，江青在政治局布置要“大反经验主义”。

我父亲见毛主席，反映了这个问题，提出不同看法。江青就跟我父亲顶起来了。毛主席同意父亲的看法，在姚文元送的一篇文章上批示：“反经验主义不妥，似乎应该提反修正主义，既要反经验主义，也要反教条主义，包括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样把“四人帮”的进攻打退了。毛主席让政治局批评“四人帮”。当时王洪文主持政治局会议，5月底6月初，我父亲两次组织批“四人帮”的会议。

5月3日，周总理到毛主席那儿开会，和主席讨论这个问题。5月4日，周总理又亲自写报告给毛主席，谈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整个情况，得到主席的批准，最后周总理又连夜召开会议，核对毛主席讲话的笔记，然后又主持开会研究，随后下发一个正式的文件，以正视听。那时，总理的病已经很重了。

9月7日，周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他就讲了：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今后的工作由小平同志担任，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我相信他完全能够胜任，完全能够继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可以完全相信小平同志一定能够完全贯彻中国共产党对内对外的方针。这时我父亲也在场。周总理这次见外宾的时候，脚已经肿得很大，鞋都穿不上。

9月20日，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要做第四次大手术。在用车推他进手术室之前，他喊了声“小平同志！”叫我父亲过来，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用很大的声音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这是他要让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他的话。总理认为他马上要去世了，他在用最后的力量来支持我父亲的工作，有人说这是最后的一搏。这是生命最后的一个吼声！

这次周总理又抢救过来了，但病情很重，生命始终在旦夕之间。我父亲来看周总理，也就待5分钟。后来，毛远新向毛主席反映了有关情况，毛主席开始对我父亲的工作不满意，认为是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让毛远新找我父亲谈。我父亲讲：“我昨天刚问过主席，这段工作怎么样？主席说还可以。”把毛远新顶回去了。谈话以后，我父亲马上就到周总理那儿去了一趟。此后政治局就开始批评我父亲。我妈妈问他：批评以后你怎么做？我父亲讲，到那儿就是宣布开会，然后就请大家批。他就泡杯茶。然后到点宣布散会，他抬起屁股来就走。他也不妥协。

整顿工作不到一年就停下来了。中央开了打招呼会，发文件叫大家学习，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时周总理的生命已经垂危了。

12月底，周总理心脏突然停止跳动了。我父亲、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都来了。这次又抢救过来了。大家来看周总理，张春桥走过来的时候，周总理说：“春桥同志，你和洪文要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这是他死而复生后的再次奋力一搏。他知道，形势很坏了，但就是在这种形势之下，他还要尽他生前最后的一点力量，希望起点作用。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不可能说动张春桥这些人。实际上他是在用最后的唯一的可能的方式，表明自己的态度，希望能够影响他们。总理用心之苦哇！这种事情想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非常地难过，这种事情也是很残酷的。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我父亲忍着巨大的悲痛，为周总理致了悼词。本来周总理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我父亲讲：这个人民不答应。我想由我父亲致悼词，如果周总理在天有灵，他是欣慰的，如果让周总理选择，他一定会选择我父亲。我父亲也愿意为他做。

周总理和我父亲两个人性格不同。周总理非常聪明，善于团结人，善于融合各种不同的意见，事无巨细，认真负责。我父亲则比他刚，比他硬，处事从大处着眼，但是容易被打倒。周总理知道我父亲的特点，知道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的工作，能承担起他的工作。我父亲对他也是非常理解的，知道这个兄长心里想的是什么。

后来，我父亲多次讲过，在“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周总理讲过违心的话，但是，全国人民原谅他，他得到全国人民的尊重。甚至在“文革”期间他就跟周总理讲过：你那时候不得不这样做，不这样，就不能保护这么多老干部。我父亲说：我的性格不同，我不会委屈求全。这话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讲的，是他跟我母亲讲的，说过这个话，周总理也体谅他。两个人心心相印，各自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出他们自己的一生。

周总理逝世之后，我父亲就失去了工作的条件，但是事情还没有完。就在清明节的时候，4月5日群众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不满意，在悼念周总理的时候，掀起了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四五”运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再次被打倒。我父亲的这次被打倒，又和纪念周总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正是这样，才显示了中国人赞成我父亲的这些做法，赞成周总理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之后，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父亲复出，开始改革开放局面，创造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和1972至1975年，特别是1974至1975年这些年的斗争，我父亲和周总理共同战斗这段历程分不开的，也是和我父亲和周总理，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一直努力分不开的。

要说我父亲和总理的关系，从中国现代史上找，有多少人能够这样密切？这么长的时间？他们的性格、作风都不同，但又那么心心相印几十年，半个世纪多，生死与共，风雨同舟。都说人生难得有知己，父亲和总理才真正是知己。

就不用说领导人，就说我们这一生，有几个知己？有没有知己？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我想，这也是他们的幸福。

对周总理去世，我父亲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的开，但是周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周总理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非常难过，我父亲在念稿子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时候满场“呜呜……”全都哭了。

我记得那时候，周总理的灵柩从天安门前经过到八宝山，一路上都是送行人们的哭声。在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母亲带着我们家孩子都参加了追悼会。那时候我没去，因为我在医院里头。送葬那天，很多病号都冒着寒风跑到外面去，跑到301医院门口的马路上去看。我那个时候弄了一瓶酒和一点酒菜，和病友王鲁光一块喝酒，把酒洒在地上。我记得我一直在说，一面哭一面说，真是痛苦啊！痛哭流涕。我说：前一段历史过去了，我们面临的将是新的一个局面了。

“文化大革命”总理那么忙，他还在关心我的治疗，亲自批准我回京治疗，这也是总理做的好事，受惠的何止我一个人。

我父亲和周总理这份友谊真是伟大，世上难找的。伟大的友谊，世人难找啊！不只是法国那么艰难，上海那么危险，一直到战争环境下，到解放以后，这么多路线斗争，这样曲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么惊心动魄，真是难以想象。他们俩这种关系如果写篇小说，其感人之深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袁宝华 国家计委原副主任

1952年，我参加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开始和周总理接触。那年8月，我随周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9月22日周总理回国，我们到第二年5月才回来。

1953年3月8日，周总理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9日参加斯大林葬礼。他走了之后，我们到苏联各地参观，了解经济恢复情况。周总理每次来都要详细了解情况，他走了之后，我们也派人回国向他汇报，他听得很仔细，非常关心我们和苏联谈判的情况。在莫斯科，周总理很仔细，发现一些计划数字对不到一块儿，打电话批评搞计划数字的同志，第二天吃饭的时候，他主动与那个同志碰杯。经过谈判，最后达成苏联援建156个项目。这些项目构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骨干，现在还在起作用。总理花了大量心血。

周总理工作困难的时期是“大跃进”。他关心指标能否落实。他叫我们去，说：“你们有什么就说什么，要说真实情况。”我们讲了实际情况，他心情很沉重。但他说很高兴，因为心里有数了。他留我们吃饭，邓大姐也参加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通知我们去汇报1959年钢材产需情况。我们一上庐山，周总理当晚就找我们谈话，打招呼，告诉我们彭德怀的情况，怕我们乱发言，犯错误，因为大家对大跃进是有些意见，真是爱护干部。

1960年10月10日中央开会，专门讨论要不要完成1800万吨钢这个问题。谷牧每周两次召集我们到养蜂夹道汇报，都是周总理布置的。可是当时冷不下来，指标降不下来。

1961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八字方针”正式形成，周总理为此付出的心血比三年“大跃进”更多。调整之初，生产指标压不下来，周总理布置我们下去调查，了解情况，既要把指标压下来，又能保存生产能力。酒泉钢铁厂没有粮食吃，要停下来，周总理说粮食可以解决。我们去酒泉研究恢复酒钢问题，因为在西北搞这么个基地不容易。1964年酒钢开始恢复，1965年达到最高的生产水平。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周恩来在会上针对浮夸风等不良倾向，强调要“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这是他在大会主席台上。

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西楼会议），陈云同志详细分析经济情况，周总理发言表示同意。中央决定恢复“大跃进”开始不久就停止工作的中央财经小组，陈云任组长。中央财经小组在怀仁堂召集会议，听陈云报告，陈云提出“要准备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周总理十分赞成陈云的意见。

1964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毛主席提出建立小计委，周总理支持。他在西花厅开会，批评一些对小计委工作百般挑剔的同志。我是很少见到周总理发脾气，那次他把本子和铅笔都摔了。周总理力排重议，支持小计委，虽然有困难，但工作有成效。

1966年发生邢台地震，周总理亲自去灾区组织救灾，回来后多次找李四光谈地震预报问题，总要问个究竟，他是想摸索出规律来。周总理对建立地震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家关心“文革”搞多久，但谁也说不清。1967年我就靠边站了，周总理想保护我，五一节时要安排我上天安门，造反派不让。周总理让李富春找我谈话，试图再保护一下，5月要开订货会，让我出来，造反派还是不同意。

在各部部长中，我靠边时间最短，一年半。后来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给我们那个军管会主任打招呼，说，这个袁某人哪，我在延安认识他，这人历史比较简单，学生出身，参加革命，你很快把他审查审查，解放出来，我要用人。这个军管会主任不错，三个月时间把我解放出来。1968年我被“解放”，参与1969年计划的制订。“九大”以后调到国务院生产小组，做副组长。

“九大”之后，让我参加计划会议。总理就提出来，说你这个物资部啊，给各个地方拨了五千吨铝，做毛主席像章。毛主席不赞成，你把它收回来。我刚刚出来，怎么敢收回来呢！总理这个人他就是体谅你困难，讲话时点名说袁某人到了没有？我说：到了。他说：我让你收回五千吨铝，你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迟迟不动呀？！不收回，唯你是问。我心里明白，这就是支持我啊！所以会议散了以后，第二天早上我就起草了通知，通知各个省市一律收回。这五千吨铝很起作用，要不飞机厂都停工。

1970年，物资部在南昌召开基建会议，去了两万人，周总理批示，让我去解散这个会议。

1971年，陕西公安厅反映，宝鸡附近的渭河山谷山体裂缝，铁路和河谷都会出问题。周总理派我实地勘察，是铁道工程局在下面采石，已裂了一尺的缝子，赶快停了下来。到现在那里没有出过事。国家每出一件事都揪着他的心。

建不建葛洲坝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长江流域办公室的同志不主张建，湖北、武汉的同志主张建。为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不知召开了多少次会，倾听两方面意见。这件事周总理最后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周总理建议成立葛洲坝技术委员会，由持反对意见的林一山同志做主任委员，最后葛洲坝项目搞得不错。

1973年小平同志复出是毛主席下了决心，实际上是周总理做了工作。小平同志出来后，国务院新的领导班子组成，周总理在西大厅召开各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小平同志做第一副总理，张春桥做第二副总理，李先念同志做第三副总理。小平同志后来受批判他没想到，也无能为力了。

周总理办事非常认真，非常仔细，非常负责，非常周到，在细微处见精神。有一次我们去汇报，他拿出本子，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记。我们说，补一份书面材料，您就不用记了。周总理说：张治中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说他应该持盈保态。我说我和毛主席不一样，我是辅佐毛主席办事，我需要把这些情况都记下来，毛主席需要问时我能答得上来。

他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事说不完。李四光在地质部有争议，总理提议开全国地质工作会议，要李四光到场。总理讲话前让李四光先讲话，给李四光机会亮相，使对立的双方都能接受。康世恩出来也有争议，说军代表有意见。总理借渤海冰冻刮风危及钻井平台，派康世恩去处理。总理就是这样千方百计保护干部。

“大跃进”期间，造纸厂的碱不够用，周总理发现小学课本不白，黑乎乎的，找我去批评，要给纸厂调拨碱。他说：“这个纸会把孩子们的眼睛搞坏的。这些纸只能给咱们这些年纪大的人来看，咱们早晚眼睛要坏，小孩子不能让他们的眼睛坏。”轻工部的同志说：周总理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怎能不想办法解决。

心中珍藏的往事

熊向晖 周总理助理、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原副会长

搞情报工作的同志应该是无名英雄。由于一些同志一定要我讲，所以我写过一点东西，主要是体现周恩来同志对党的情报工作的领导和杰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根据国共合作的需要，布置了一些人到国民党军队中，帮助抗日，必要的时候，做我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被派到胡宗南那里。

最初，我没做什么，一直到胡宗南反共了，才开始做情报工作。所谓情报工作，就是把了解的情况，经过适当的途径，向中央报告。当时胡宗南主要的任务，是守卫黄河河防，从潼关到宜川以外，就是要包围陕甘宁边区。我的情报工作，主要是保卫延安。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想利用这个机会，对陕甘宁边区施行突然袭击。这个事情我当然知道了，报告了中央，由朱德通电，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再加上当时各方面的压力，英国、美国、包括苏联都不赞成，所以蒋介石就让胡宗南收兵了。

这时候正好周恩来从重庆回延安，随行有一百多人。7月9日，他们先到了西安，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7月10日下午，胡宗南在他的司令部举行酒会，欢迎周恩来，企图把恩来同志灌醉。他就让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接周恩来。我就跟恩来同志用英文讲了这个事情，他当然很警惕了。

胡宗南事先做了布置，在酒会上他的高级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分批地向周恩来敬酒，恩来同志都很巧妙地回绝了。最后，周恩来就问胡宗南：“我看到朱总司令的7·24电报，你要进攻延安，究竟是怎么回事情？”胡宗南说：“没有这个事情，我没有进攻延安的意图。”周恩来说：“这样好，我提议来敬一杯酒。”胡宗南让他的政治部主任提议：“我们为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干杯。”周恩来说：“你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主席。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我也提议在座的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国民党人都楞了。周恩来看到他们不好干杯，说：“大家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算了。”就这样用这种方式拒绝了。

最后周恩来提议：我们干杯！希望坚持抗战，坚持进步，坚持团结， 为收复一切失地干杯。他说，愿意的干杯，不愿意的不勉强。结果周恩来一饮而尽。胡宗南以及他的高级将领也都一饮而尽。周恩来具有高度的智慧。

那个时候，胡宗南的司令部设在西安小雁塔的一个庙里，胡宗南喜欢住庙。酒会完了以后，胡宗南又让我送周恩来回七贤庄。在车上恩来同志说：“我刚才跟胡总司令讲了，我要送他一些延安出版的书报杂志，请熊先生到办事处稍微停几分钟，我要准备杂志，请你带回去。”说着，他用手碰了我一下，我就知道他有话跟我说。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以后，车停在门外，我就跟着恩来同志到里边一个房子里，他就借这个机会说：“我们谈一刻钟。”趁这个机会，他就把胡宗南主要的情况向我问清楚了，然后就让办事处人员把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书报放到汽车上，把没有打包的书给我几本，我拿在手。

国民党军统西安站，是派人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就把这个情况向胡宗南报告了，说是：有一辆汽车，有一个人，到八路军办事处，几点几分去接，几点几分去送，送的时候几点几分出来，临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东西，手里拿的反动杂志。胡宗南看了以后哈哈大笑，说周恩来到西安 ，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是1946年了，当时胡宗南准备送我到美国留学。我在清华大学没有毕业，如果到美国进大学，太吃亏了，当时我已经26岁了。所以我想用我哥哥的文凭。我哥哥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我就去南京办这个文凭。那时我们在西安有电台，就报告了延安，也报告了周恩来。他说，我到南京以后，他要找我谈话。当时内战的气氛比较浓了。找我联系的人说：“到了南京以后，头一个星期上午都不要出去，很可能有人找你，找你的时候他说：‘胡公找你’，你就跟他走。”“胡公”是周恩来的代号。

6月初，我到了南京。6月10日上午，有一个人来了，个儿不高，说：“胡公找你。”我就跟他走了。走到很僻静的地方，他说他叫童小鹏。我上了车，就到了梅园新村30号，当时是中共代表团驻地。

见到董必武，他说：“有一件事情要恩来同志跟你谈，他马上就回来。”不久，周恩来回来了。他说：6月7日，我坐马歇尔的专机到延安，讨论研究东北停战。9日还是坐马歇尔的专机回南京。到延安以后由于一直开会，没睡觉，所以上了飞机以后，就很累了。当时因为要找你，我就把你住的地址写在一个小本上。小本子上写的其他事情无关紧要，就是写的你的地点，还写着一个“熊”字。这个小本子我就放在衬衣口袋里，以为这样很保险了。结果呢，由于太疲劳了，在飞机上睡着了，一直到飞机降落到南京我才醒来，醒来以后匆匆忙忙地回到梅园新村，结果一看，本子不见了。我想一定是睡着了，衬衣口袋没扣，掉到马歇尔专机上了。过了一会儿，马歇尔派他的副官，给我送了一份密件，拿火漆封了，当面交给我，里面就是这个小本子。他们是一定照了相的，小本子的内容他会知道的。现在的问题是，他会不会告诉蒋介石。如果告诉蒋介石，“军统”或者“中统”马上就会抓你。但是我跟董老反复商量，马歇尔也可能不告诉蒋介石。因为如果告诉了，抓了你，他这个调处人的面目就不存在了，那他就不是中立的了。但是从最坏处做打算，你还是做这个准备，离开南京到上海，到思南路找王炳南，我已经告诉王炳南了。你到上海住两个星期，你也向西安问问情况，我也通知西安，如果有什么动静，在南京有什么动静，就通知你马上到思南路找王炳南，送你到苏北。如果没有事，你还照样回西安。

两个星期以后没有事，我就又回西安了。

飞机上丢了小本子的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但是他对我讲，他已经报告了中央，请求处分。这让我确实感到非常震撼。这样的一个领导人，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不仅向我讲，而且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这种光明磊落，我确实从来没见过。

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讲，不想写。后来有些同志讲，这表现了周恩来伟大的一个侧面，还是讲吧，对大家有教育意义。

韩素音是周总理的外事秘书龚澎的同学，从1956年开始，经龚澎介绍她每年差不多都到中国来一次，有时候来两次。她是个作家，社会关系很广泛，可以向外国介绍新中国。1966年，她来中国参加亚洲作家会议，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起来。1967年她要求到中国来，当时的电报都送给“文革小组”了，康生看到了，说韩素音这个人要查一查。

韩素音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音“自传”里都写了的，她没有隐讳。她最初嫁给国民党的一个少将，曾经是驻英国的武官，解放战争时期做过国民党的师长，被我们打死了。然后她又跟一个美国记者恋爱，而这个记者在朝鲜战争中被打死了。她后来的丈夫陆文星，是印度工程兵上校，尼赫鲁的亲信。这个情况，康生一看，说：“这显然是国际特务，怎么对外友协邀请这样的人！”康生送给江青，又送给周总理。周总理画了个圈，没有说什么。

1969年，韩素音来了。周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我在英国当代办的时候，就跟韩素音认识。每次韩素音到国内来，都是对外友协派个翻译全程陪同。谈话，主要是龚澎。最后由中央领导，周总理或陈毅接见她。当时龚澎身体已经不太好了，所以周总理就让我跟龚澎一块儿接待她。周总理对龚澎和我说：“文化大革命”开始这几年来，我们使馆的大使都撤回来了，对外面的情况毫不了解。“文化大革命”，中国究竟怎么样，外国人也不了解。所以韩素音来了以后，可以向她多了解国际情况，让她在国内，要找什么人就找什么人，去几个地方，可以让她定。还说，她来了以后，在北京可以安排四个人：第一个，郭沫若，让郭老请她吃一次饭。第二个，你去找梁思成，让梁思成会见她。再找钱伟长和她谈一谈。还要让周培源夫妇在家里搞个小茶会，欢迎韩素音。你都不要参加，让她随便谈。

郭老好说。梁思成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正在害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就到北京医院告诉梁思成，说总理请你会见韩素音。他一听到这话就痛哭流涕。因为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让他会见个外宾，就等于解放他了。钱伟长当时是清华大学教授，由迟群管。1969年迟群还不像后来那么太坏，他同意钱伟长见，他要派人看着。我找了周培源夫妇。周培源夫人王蒂澂开始不同意，说：“唉，我到现在为止，海外关系还没搞清呐，又搞海外关系。”后来周培源说：“向晖同志来了，总理要我们办。”她说：“那有批件没有？”我应声说：“带着呢。”周培源说：“还要什么批件哪！”就同意了。

这个事情我深受感动，在那个时候，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正处于困难的情况下，钱伟长还没有行动自由。这件事体现了周恩来关心人，信任人，等于给这些人平了反。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确实有他独特的风格，他的话很能够为人接受。当时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关键问题。你要是这么原则地讲：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讲台湾归还中国，《波茨坦协议》也重申这一点。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已经把台湾收复了，美国都承认了。这些话都好讲，但这话在当时情况下，不容易打动人。

周总理怎么讲呢？他说：台湾自古是中国的领土，在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了，被迫签定了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是中国领土，日本人为什么要订这个条约呢？1870年，普鲁士跟法国打仗，法国失败了，就把法国的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普鲁士。台湾割让给日本是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这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十四条中，第8条就是阿尔萨斯—洛林归还法国。阿尔萨斯—洛林被普鲁士德国占领，就比台湾少两年，48年。周总理说：阿尔萨斯—洛林，20年代我去过，当时叫作斯特拉斯堡，当地的居民多数已经讲德国话了。可是台湾虽然被日本占领50年，大多数、绝大多数居民还讲的是福建话，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嘛！这样的话最能说服人。因为基辛格的父亲就是德国人，以后移民到美国去的。这个阿尔萨斯—洛林在历史上很多人都清楚嘛。这么一讲就非常艺术，非常贴切。一个50年，一个48年，一个是《开罗宣言》，一个是威尔逊十四条，而且不同的地方，阿尔萨斯—洛林地方的人已经讲德国话了，但是台湾居民还是绝大多数讲福建话。

英国蒙哥马利元帅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1960年他来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时间太短，他就要求1961年再来一次。1961年蒙哥马利来华的接待工作，根据外交部提议，陈毅批准，是由李达上将以国防体委主任的身份带队，具体接待工作由外交部西欧司、礼宾司负责。因为蒙哥马利是第二次来华，陈毅先接见他并举行欢迎宴会。蒙哥马利提出缓和世界紧张局势的三原则，其中第一条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周总理看了以后就找我去，说蒙哥马利这个人很有政治头脑，他这次来，提出来要访问许多不对西方开放的城市，先从香港到广州到北京，然后准备到包头、太原、延安、西安、三门峡、洛阳、郑州，然后回到北京，再考虑毛泽东是不是接见。周恩来让我参加接待工作，所以我是中途参加进去的。当时正在困难时期，周总理说，我们建国以后有成绩，也有缺点错误，这都是客观存在，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你在必要的时候，或关键的时候点一点，让他从本质上了解中国的内外政策。

蒙哥马利确实很有观察能力。他作为一个英国的元帅，提出要搞世界和平，这很不简单的。所以周总理说要对他多做工作。在国内访问时给他安排了一架专机，伊尔-14，飞到包头，飞到太原，飞到延安，飞到西安，到西安以后坐火车。
回来以后，我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浦寿昌说，要向周总理汇报情况。浦寿昌说：“现在总理马上要开政治局会议，恐怕要到明天了，你就睡觉吧。”我刚睡下，后半夜两点钟左右，周总理把我找去了，问蒙哥马利的情况。我说蒙哥马利对中国很友好，但是也有战略观察。周恩来就问得很详细，政治问题问得特别详细。

我顺便说一下蒙哥马利的战略观察。他到洛阳拖拉机厂，拖拉机一开出来他就看，开了那么几圈，总工程师就告诉我：这是行家。他这么一看就证明，这个拖拉机可以做坦克。

这些情况我都给周总理讲了，周总理就问他一路上看了什么文艺节目。我说他先到包头，要看文艺节目，没有，看了电影《五朵金花》。到洛阳，当地预备晚会他不看，他要逛街，我就陪他逛街，街上一个戏院有灯，演豫剧《穆桂英挂帅》。进去以后，那个翻译给他稍微讲一讲，他不要一句句翻。后来就出来了，他说：这个戏不好，怎么女人做元帅。我讲，这是民间的传说，老百姓很愿意看。蒙哥马利说：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戏的女人，也不是真正的女人。听了这话以后，我又说：现在中国也还有解放军女少将李贞嘛！他说：红军、解放军我都非常钦佩，我不知道女人当少将，这有损于红军、解放军的声誉。这时候我就讲：“按照你们的体制，英国女王就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你这个元帅也要听她的。”这样他没话说了。

周总理听了后，说：“你顶得人家无话可说，就算你胜利了？人家搞‘三原则’，一个中国，一切外国军队从外国撤回去，很好嘛！你搞了那么些年的外交工作，你不懂得求同存异呀？你说民间传说就够了嘛，你何必说英国女王，你把他弄得无话可说，你就算胜利了？鲁迅曾经讲过：‘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讽刺挖苦也决不是我们的外交。”这一批评使我很受教育，还想多听几句批评。周总理说完从一个夹子里拿出第二天准备请蒙哥马利看晚会的节目，一看，连说：糟糕，又是个女的元帅，京剧折子戏《木兰从军》。幸亏问了你，不然又是个女元帅，好像我们故意讽刺他。周总理问，他喜欢看什么？我说他喜欢看杂技，我们在太原看了杂技，他很喜欢。周总理说，马上给外交部礼宾司长俞沛文打电话，把明天晚会的节目改了，不要《木兰从军》，加上杂技，要有口技。他问蒙哥马利看过“抢椅子”没有？我说：没看过。他说：北京杂技团的“抢椅子”很好，加上“抢椅子”。而且指定由哪个演员演，对演员情况他都熟悉。蒙哥马利看得很高兴。他回去写了本书，就把这次晚会“抢椅子”、口技等都写进去了。

周总理工作之细，不管什么外国人，都对他很是钦佩。

蒙哥马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候，打败了纳粹德国著名的元帅、“沙漠之狐”隆美尔，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元帅。蒙哥马利最后做到英国的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但是也很奇怪，他打了一辈子仗，最后却要和平，致力于和平。他认为：和平的关键在中国。中国的强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强大了，就能够达到全世界普通人所渴望的和平。这个人有他的战略眼光。这些都是跟周总理1960年跟他的谈话，1961年跟他的谈话不可分的。

1955年，中国代表团为参加万隆会议，租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本来周总理要从香港起飞，事先都准备好了。但是缅甸总理吴努临时邀请他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先到仰光开预备会。所以周总理先到昆明（当时周恩来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久），然后从昆明到仰光。当时我们已经接到情报，蒋介石特务集团要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主要是暗杀周总理。周总理就采取措施，有的人，比如冀朝铸，就从香港坐船走。“克什米尔公主”号是一个航班，从孟买起飞，经过加尔各答，到曼谷，再到香港，定期航线。事先商量好，照样卖票，到了香港以后，临时改为专机，加油一个钟头。临走之前，罗青长把有关单位的同志叫去，说他们肯定用炸药。当时周恩来就让外交部跟英国代办讲清楚，要注意机场，注意接近飞机的人，要绝对保险。但是交涉的人没看清电报，给英国人讲，有一架飞机要从香港起飞，国民党要准备捣乱。所以港英政府采取的是戒严措施，但就没有想到不让人接近飞机。于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收买了加油工人，把炸弹挂在油箱上。

说实话，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非常忙，但他一直领导处理这件事情。周总理考虑到我们单独和英国交涉很困难，于是就联合印度跟英国交涉。因为飞机是印度的，机组8个人死了5个，活着3个。周总理在万隆那么忙，仍几次接见英国方面调查事件情况的人，要求英国准许中印双方各派代表到香港去交涉，督促香港提供有关的情况。英国首相艾登先是不同意，最后还是同意了。印度尼赫鲁派了一个代表，周总理派我作为中国代表去了。

飞机爆炸的地方，都是鲨鱼成群的地方。按照国际法，那是印尼的海域，由印尼负责打捞。印度机组的3个人游泳到一个小岛上活下来了，其他打捞上来的人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周总理就让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到新加坡去，因为打捞上来的东西由英国军舰运到新加坡。捞上来的尸体是中国人，就火化了，把骨灰送到万隆，周总理亲自带回来。周总理让我到香港去，他说：稍有疏忽就死了人，本来讲清楚了，结果还是死了人。他非常难过，指示在八宝山专门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牺牲的同志的公墓，他还题了词，去祭奠。印度方面机组牺牲了5个人，周总理让我国驻印度使馆或总领事馆的同志，去慰问他们的家属。根据周恩来指示，国内在中山公园开了大规模的追悼会，毛主席送了花圈。

周总理在万隆接见了英国代表好几次，然后邀请他们到北京来，又让我同他一块儿到香港去。3个月后，英国方面发表声明，承认凶手到了台湾。周总理提出和印度方面联合起来调查这次事件，跟印度方面也是又团结又斗争。这个斗争艺术是太强了。这个事情台湾也承认了，不过他们没有讲得很清楚。

我们去香港之前，周总理说：这次事件牺牲了11个人，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牺牲人了。他和当时的西欧司司长黄华一块儿到万隆，回来以后就和英国代办杜威廉说，一定要保证安全。我当时还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电报。周总理当时特别提到香港大东电报局，通过上海海底电缆发电报（多少年不通了），24小时昼夜值班，随时电报来往。周总理特别交代我，你到那里的情况，随时报告。我到那里，香港当局派人到罗湖去接，前面是警卫车。我住的地方是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山摩岭，有几个岗，其中发现有不可靠的要换。我感到周总理对人的关心和做工作，全心全意，考虑周到。

我见证了周总理与田中首相的会谈

林丽韫 全国人大原常委，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1972年9月25日中午时分，这是北京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天高云淡风轻。首都机场上，少先队员们高举鲜花，载歌载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的到来。我紧随在周总理身后。对于年仅39岁的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自己牢记的日子。当田中角荣走下舷梯时，周总理说：“欢迎你来！”他和田中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那一刻，中日双方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领导下，经过20多年的民间推动，点点滴滴，细水长流，这一天终于有了结果。田中自己后来也说，轨道是百姓给铺起来的，他是顺着轨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谈判桌上的。

当时，日本历届政治家都紧跟着美国，也跟着美国敌视中国，美国的外交政策怎么样，就紧跟着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两国长期不能恢复邦交。尼克松同中国进行秘密外交，它的这些盟国也都看着呢。当时的说法是：不要赶不上最后一趟班车。日本的舆论有个形象的比喻：有的首相是“鸭子戏水”。但田中不是，从田中上台前的讲话中就看出他极有可能迈出这一步。于是，周总理就派出孙平化、萧向前当先锋，到日本去做准备工作。1972年7月，田中角荣在选举中获胜，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二阶堂进任内阁官房长官。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田中就公开宣布“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还表示：充分理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国邦交正常化三原则。周总理敏锐地抓住时机，作出了积极反应。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孙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剧团抵达东京，进行友好访问演出，并指示孙平化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他的邀请：“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7月16日，周总理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又表示：“如果日本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谈恢复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欢迎田中本人来。”

周恩来在上海机场欢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1972年9月30日）

日本方面的反应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会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孙平化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大平当即表示衷心感谢。他说：“日本政府也在考虑，到了一定阶段要实现政府首脑访华。这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日方正在为此做准备，如去北京，一定要有丰硕的成果。”还说：“因为田中首相和我都是政治家，这是有关我们政治生命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日本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日中两国也均事关重大”。8月15日，田中首相在东京的帝国饭店接见了孙平化和萧向前，表示感谢周总理的邀请，他已决定访华，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长官谈话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将于9月25日至29日访问中国。田中访华一事完全确定了下来。

9月25日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天气特别的好。机场礼节性的寒暄之后，周总理陪同田中一行到钓鱼台宾馆，一坐下来田中就问周总理：“这个钓鱼台宾馆什么时候盖的，这么好的宾馆。”周总理说，“这是建国10周年的十大建筑之一。”这么一来宾主就打开话题，谈笑风生了。周总理和田中角荣就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并正式签署联合声明，我有幸全程担任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谈翻译，并参加了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

在抵达北京的当晚，田中出席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时，发生了一个曲折。那天，我和唐闻生分别担任周总理的日文和英文翻译。按惯例，领导人的讲话由本国的译员来翻译。田中的随身翻译是在台北学的中文，他将田中在答谢辞的一句话：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轻描淡写地译成了“添了麻烦”。这时，宴会厅里立刻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站在周总理一侧的唐闻生立时表示不满：“怎么这么轻飘飘的？”周总理听到了小唐的话。我知道这句话日文的原词，也觉得翻译得不好。日文的那句话，如果翻译的时候在词汇的选择上更贴切些，更符合原意些，在词汇上带有道歉的成分，就是将道歉的意思表达得更好一些，也不是不可以。但翻译却选择了轻飘飘的“添了麻烦”的表达方式。周总理当时很平静，是在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才提了出来。当天，款待客人的礼节还是顾及到了。

第二天会谈时，周总理严肃地说：“你给路过的女孩子的裙子上洒了水，你可以说‘添了麻烦’，这个怎么能说‘添了麻烦’呢。日本军国主义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怎么是一句‘添了麻烦’就能解决的？！连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这是不能接受的！”

在这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为田中的这句话，我每每要接受日本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逢五逢十的纪念日，记者换了一批又一批，问题却总还是这一个：是不是田中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翻译也是这么翻的？你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我的回答也总是这样的：田中的原话用得不合适，翻译也不妥。如果翻译时带点道歉的词补救一下，也是可以的。原话本来比较暧昧，再加上翻译就更暧昧。什么叫“添了麻烦”，听上去轻飘飘的，给中国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没道歉，这是不能接受的！

当时我就想过，翻译不仅仅只是一个传声的机器。我们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老人家对我们翻译工作要求是很严谨的，他鼓励我们要做到博学多才，要努力学习，扩大知识面。对工作对象要做到十分了解。他自己更是做在了前面。田中来访前，周总理就特别要求我们看田中1972年6月担任首相前写的《日本列岛改造论》，里面有田中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方针。他还嘱咐我们，尤其是谈判时的翻译更要严谨，特别是条约性的译文，一点也马虎不得。他在日本留学过，我在翻译的时候他会仔细地听。他很体谅翻译。我在翻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第一条还没有翻译完，他就小声地帮我提示第二条，当时我特别地感动。

周总理跟毛主席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这是周总理一直以来的生活习惯，但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在家的时候有自己的豪宅，有院子，还养了锦鲤，他习惯早睡早起，每天5点起床，在自家院子里活动，生活很规律。田中要来华，周总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将我的生活习惯调整得跟他比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点钟之后就不要送简报了。”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尽管周总理要求工作人员在谈判期间10点之后不要再送简报了，可实际上还在送，他看材料还是看到很晚，有时候三更半夜要材料的情况都有。周总理在中日建交谈判中很辛苦，因为在田中来之前，有些细节没有完全谈妥，所以在谈的时候总有一些交锋，当时双方交锋最激烈的就是台湾问题，也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邦交不可能实现正常化。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日台之间还签订过所谓“和平条约”，而日本要实现同中国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与台湾“断交、废除条约”。田中此举是冒着政治与生命的双重危险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体谅他面临的实际困难，予以关照。最后，本着周总理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双方充分运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而《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则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台合约问题，是在两国联合声明签订后，由大平外相对外宣布废除日台条约，即与台湾断交。

周总理的外交风格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以理服人”，既坚持原则，又通过求同存异，累积共识，消除异见。周总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过这次谈判，田中对周总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会谈后对日本的记者书写了周总理给他的印象：“躯如杨柳摇微风，心似巨岩碎大涛。”

《中日联合声明》经过艰苦的谈判，台湾问题、战争赔款的问题基本达成一致后，毛主席决定接见田中一行。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时候，田中一进门就想要到洗手间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当时田中就很严肃了，说紧张也可以。他见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谨的样子。看到这种情境，毛主席当时就表示欢迎，然后很风趣地问：“吵架吵完了没有？”田中马上说：“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转向大平，幽默地说：“天下太平嘛。”大家马上就都笑了起来，气氛就轻松下来，才开始坐下来聊。毛主席所说的“吵架”，除了台湾问题之外，就是作为战胜国的赔款问题了。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周总理告诉我们：这是主席决定了，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从这个角度，觉得战后的日本，也是从战争的废墟当中重建起来，重新发展经济的，尽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他们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了。但是赔款毕竟还得从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来，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税赋。当时周总理还在我们内部讲过，实际上日本赔给印尼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款，都是一些物质赔偿。而且都不是拿最先进的东西来做赔偿的。比方说铁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旧的东西重新刷一刷，修补修补就算了。人家把破旧的东西赔给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以次充好给你，没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决定不要赔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日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联合声明，中日两国恢复邦交。第二天，周总理陪同田中飞往上海。在专机上，周总理给田中题了几个字——“言必信，行必果”。当时周总理拿了一张纸，将这几个字写了出来，很平和地交给了田中。意思就是说中日建交虽然有这么圆满的结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见诸行动！周总理这六个字的分量是很重的。

在上海的欢迎宴会上，大平外相显得异常高兴，在酒宴上频频敬酒。这时，我听到田中用很惊讶的口气说：“哟，大平君，不得了，这么能喝酒啊？大平君今天大功告成，太高兴了，开怀畅饮，从没看到他这么喝酒的，他酒量如此之大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啊。”我跟着周总理，一向是什么都要翻给他听，要把场面上的情况让老人家知道，于是，我就将田中的话翻给他听。田中这很普通的一段话，周总理就听进去了。不一会儿，他就对我说：小林，你跟我走。我当时还没有体会到老人家的意思，他就拿着酒杯，站起来走过去。走过去以后就陪着大平向那一桌的主人、客人敬酒，说了一些为中日友好、为客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然后，周总理十分巧妙地对大平说：“大平先生，请同我们一起回座位吧。”大平那时的酒也差不多了，但还没到喝醉失态的地步。周总理就很自然、很体面地在别人都还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将大平请回了座位，没让他再喝下去。别人都没注意到田中的一句话，偏偏周总理就注意到了，就细心到这个程度。当听到田中说“大平这么开怀畅饮，我是第一次看到”时，周总理就立即采取了措施。处于兴奋状态的大平外长如果那样喝下去，肯定会醉酒失态的。而周总理考虑到一国的外长，在这样一个大型的欢迎宴会上，失态后总是有失于这个国家的体面。所以就主动把他请回到座位上。周总理的这个办法真巧妙，不露声色。他就是特别为别人着想，这么大的场面，维护了大平的面子，没让他失态。外长喝醉了酒，那不是成了大笑话了吗？

周总理在大会堂东大厅会见日本客人，合影完毕，日本记者还在那里不停地照。这时，就有礼宾官让客人们入座，并请记者离开。结果呢，周总理就走向大厅外，他的一步差不多等于我的一步半，我就跑步紧跟着他。他出去，干吗呢？他去跟记者打招呼了。他说：“刚才没来得及跟你们握握手，没跟你们致意啊。”日本的记者都很高兴，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周总理会是这样的。他所做的诸如种种“小事”，每一个细节，都一次次打动着日本客人，也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小事，汇集成促进中日友好的力量。

就这样，在谈判期间，周总理还细心地安排了田中的饮食起居。对田中的生活细节，事先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包括国宴上的音乐，也是把田中家乡的音乐给奏出来了。田中听了很意外也很高兴，老家的音乐都出来了能不高兴吗？最后周总理还陪着他，到为田中演奏的我国军乐队那里去答谢。

送别田中时，周总理这样说：“我们和日本的交往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半个世纪的对立，20多年的工作。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时代螺旋式地前进了。”周总理十分欣赏田中角荣的决断能力和超凡勇气。的确，从田中上台到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仅仅用了84天，这种势如破竹的形势，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事后，周总理经常对我们讲，一个历史人物就是有勇气做到别人做不到的，就会名垂青史，我们要永远记住他们。说田中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别人当首相不一定有这个勇气，敢超在美国之前跟中国建交。周总理在会见日本客人时也高度评价田中：“田中先生一上任就立即作出决断，恢复邦交，这是了不起的，是值得称赞的，他比尼克松勇敢。”

安危与共 风雨同舟——周恩来与张冲化敌为友的传奇人生

张雪梅、邱清华 张冲的女儿、女婿

周恩来一生的朋友遍天下，他与我父亲（岳父）的关系，可以说是最具传奇色彩的。

张冲，字淮南，浙江乐清人，生于1904年2月。1930年初，张冲担任国民党“中统”的前身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总干事，是这个特务机构的二号人物。

1939年6月，张冲与周恩来、邓颖超在重庆机场     童小鹏摄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出了叛徒顾顺章，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地址，还供出了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方式和经常藏身的地方。当时，张冲奉命立即赶往上海搜捕，准备把共产党中央一网打尽。幸亏国民党中统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秘密党员，他截获这个秘密情报后，抢先一步通知了中共中央。周恩来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与陈云商讨对策，并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神速、果断、干净利落地处置了一切，使张冲处处落空，没抓到一个人。

组织上消灭不了，要设法在舆论上搞臭。于是，张冲又生一计，1932年2月，他和国民党中央调查科驻沪调查员黄凯合谋，炮制了一个所谓“伍豪等243人脱离共党启事”，在上海《时报》、《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相继刊出，企图用这个谣言制造“骨牌效应”，诱使意志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叛变。

其实，周恩来当时并不在上海，他早在2个多月前就已机敏地摆脱敌人追捕，到了江西苏区。所以，中共上海地下党立即识破了阴谋，及时给予反击，在《申报》上迅速作出辟谣举措，张冲的阴谋没能得逞。中共中央在2月下旬，还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发布公告，揭露此事“纯系国民党的谣言”，为周恩来作出公开澄清。但这一事件后来在“文革”中成为江青一伙诬陷周总理的“重磅炮弹”。

1935年11月，张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西安事变后，张冲更受蒋介石的重用，奉派到西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与周恩来之间的直接交往。

周恩来曾说：“我认识淮南先生甚晚，西安事变后，始相往来，然自相识之日始，直到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从西安开始，到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张冲和周恩来前后进行了五轮谈判。他陪同周恩来“一登莫干，两至匡庐”，面见蒋介石，为抗日救国大计奔走操劳。他和周恩来虽然政见不同，但为共赴国难，能够摒弃前嫌，存异求同。

周恩来与张冲的性格非常相似，两人都善于辞令，富有外交才能，都是既着眼大局又关注细节的谈判高手，用心缜密，善于借助各种合力来促成谈判。人的性格和品行，智慧和魅力，往往会在激烈冲突的时候，最能毫无遮掩地展现出来，让对手一览无余地看透心底。张冲正是在和周恩来的激烈冲撞与交锋中，逐渐估量对手，认识对手，发现在对手的身上，也有着自己所欣赏和认同的品质：为人诚恳谦和，处世认真有信，报国尽忠有恒，谋事才智过人。因此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建立起日渐深厚的友谊。

张冲从周恩来的身上，感受到了他的人格魅力。所以他后来说：“当前日寇侵略日亟，共产党也是有爱国心的，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一致对外？！”还说：“我深切认识到国共合作则兴，不合则亡。剿共剿了十余年，民力、财力耗尽；村舍为墟，民不聊生；外债高筑，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如再打下去，恐难免被日本蚕食俱尽。我自受命以来，夙夜忧惧，明知接受共产党提出两党合作抗日的主张，会遭到总裁的谴责，但念民族垂危，国将不国，如果有一点机会能挽狂澜于既倒，我当好自为之。至于个人的利害得失，非所计也。”

谈判是妥协的艺术。张冲和周恩来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竭智尽力调合谈判的条件：有时还设身处地考虑对方的难处，想法提出善意的建议，推进问题的解决。1937年3月1日，张冲曾向周恩来建议，中共可通过蒋经国的关系来做蒋介石的工作。周恩来认为是个好主意，当天就电告中央，建议从速与共产国际商量。后来协力促成蒋经国回国。在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后，双方对共同宣言的发表方式又产生分歧。张冲提议派遣一个中央视察团，对延安等红军辖区进行调查了解，以此缓解僵局。周恩来赞同，但认为这一个团应改称为考察团，以示平等。经协商认同后，他们精心组织，促成了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考察团对延安等地的访问。这是国共内战十年后，国民党第一次正式实地考察中共和红军辖区。双方通过增进理解，营造合作氛围，对和谈起了促进作用，留下了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由于西安事变后国共谈判的成功，两党重新携手，二次合作，并肩投入了壮烈的抗日战争，周恩来与张冲为此做出了杰出贡献。

1937年8月初，鉴于抗战全面爆发的紧急形势，为寻求国际援助，张冲奉蒋介石之命，接受了与苏联进行军援谈判的任务；与中共谈判的后续事务，转由康泽接管。康泽是复兴社有名的十三太保之一，对中共怀有敌意，在谈判中经常为难找茬，与张冲形成鲜明对比。所以，周恩来感慨地说：“国内团结少先生参加者却近半年，接替之人竟至一翻成议，肇成以后纠纷不解之局。”周恩来对此感触至深，“引为憾事”，更觉得张冲“一身关系之重”。

张冲赴莫斯科谈判之前，曾与叶剑英商量，希望中共派人同行，后来因故未成，又请叶剑英代为联络，安排他在西安与周恩来见面，请周恩来介绍他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见面。张冲到西安后，得到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给了张冲一张名片，并与博古一起在上面写一句介绍语：“张冲先生奔走国共合作工作，卓著功勋，请以同志关系接待。”张冲凭着这张名片，后来在莫斯科与王明会见，为实现与斯大林的直接会谈，起了促进作用。

当时，国共关系经过短暂的蜜月期，由于国民党背信弃义，矛盾冲突越来越多，周恩来在重庆就国共在华北等地的军事摩擦事件，几次与蒋介石交涉无果，准备返回延安与中央研究解决办法。1939年6月18日早上，周恩来准备乘飞机去西安。当他在邓颖超、叶剑英、童小鹏等人陪同下，来到重庆珊瑚坝机场时，却受到阻拦。检查人员一定要周恩来出示离境证明才予放行。正在争执时，恰巧张冲送一位客人来到机场，得知情况后，张冲请周恩来等人稍候，由他去想办法解决。张冲立即驱车赶到蒋介石官邸，经他说明情况，终于拿到准予放行的手令。再回机场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叶剑英等十分高兴，连连道谢。在场的童小鹏恰好带着相机，为他们拍摄了几张合影。当天的飞机延至中午才起飞。张冲一直把周恩来送上飞机才离开。

周恩来回延安后不久，因坠马折臂，在延安治疗效果不佳，中共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医治。为解决出延安的交通困难，叶剑英和陈家康在重庆找张冲接洽，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派飞机把周恩来从延安接到兰州，然后搭苏机赴莫斯科。张冲联络安排，帮助解决了这件事。

在这之前，周恩来在2月上旬碰到一个难题，也因张冲的协助而解决。当时，新四军正副军长叶挺和项英在工作上产生分歧和矛盾，叶挺要求辞职，回到了重庆。为妥善解决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去皖南调解。然而，当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向蒋介石请假离重庆时，却未能获准。周恩来转而向张冲求助。张冲给他出主意，建议周恩来以回浙江绍兴老家祭祖为由，向注重孝道的蒋介石请假，然后顺道去皖南。此招果然有效，于是周恩来便有了1939年春天在抗日烽火中的东南之行。他在悼念张冲的文章中说：“民二十八年春，我有江南之行，是夏，复北返延安，均赖先生助其成。”

1941年8月11日，张冲不幸在重庆逝世，年仅38岁。周恩来闻讯极为悲痛，他亲致挽联：“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短短十个字，一个问号，一个感叹号，饱含深意和深情。周恩来当时还电告中央，建议捐款3万元资助张冲追悼会，以表明中共的态度。后来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都致挽联哀悼。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联名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始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朱德、彭德怀的挽联是：“国士无双，斯人不再；九原可作，万里相招。”

当年11月9日，张冲追悼会在重庆隆重举行。蒋介石表情肃穆，到场祭奠，会场内挂出他亲笔写下的挽联：“赴义至勇，秉节有方；斯人不永，干将沉光。”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率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前往吊唁。周恩来含泪致辞，沉痛哀悼，还在当天《新华日报》头版发表亲自撰写的《悼张淮南先生》作为代社论。这篇2200多字的悼文，充分肯定张冲“奔走团结勠力御侮”的历史功绩，称赞他“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文中说：“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碧血丹心，精忠报国，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淮南先生正是其中杰出的一个。” 周恩来在这篇文章中，还详尽记述了他和张冲从相识到相知的经过，充满真挚的情感。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辞时，说到动情处，几度哽咽。他说：“先生虽非决最后大计者，然其任事之勇，奔走之劳，已匪异人任了。”他感叹道：“先生既逝，联络乃似中断。嗣每遇风波，辄增先生不在之思，而每念先生，更兴安危谁共之感。”“淮南先生虽死，其至勇至谨有恒有方的精神，犹照后人，必有许多继起者补其岗位，替其职守。这是我们最所企祷，也是全中国人民最所热望的了。“

家父能够得到周恩来这样的高度评价，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如此厚爱，这在国民党人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作为后辈、亲属，我们深受感动和教育，也使后人对他们超越党派的友谊，有了深切的体会。我们每次诵读，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暖流回肠。“历尽劫难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周恩来与张冲的故事，是诠释这一个诗句最为经典的范本。

父亲不幸逝世后，远在家乡乐清的雪梅和兄长张炎被急电召往重庆奔丧。遗憾的是，雪梅刚上路不久就病倒了，没能成行。张炎到重庆后，在追悼会上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对年方20岁的张炎很是关心，安慰他说，张冲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今后有什么困难尽管来找。

50年代初，张炎因工作无着，贸然到北京找周总理求助。周总理在家里接见了张炎，把他安排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文革”中张炎去世，他的遗孀在1972年12月又写信向周总理求助，周总理指示：对张炎的逝世向家属表示亲切慰问。同意信中提出的要求，张炎的女儿可到山西落户并安排工作。这件事让我们感念至深。周恩来在“文革”时，每天有多少国家大事要操心啊，可是张冲后人的这么一件小事，他还记挂在心，亲自给予帮助。当时周总理自己也身患癌症、身陷险境，想到他在这样的境遇下还关怀我们，真是感激涕零。

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张冲的名字又重新出现在报刊媒体上。1991年，家父的遗骸在重庆找到，迎回家乡，准备实现他归葬故里的遗愿。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92年11月25日发文，同意以乐清市人民政府的名义，修筑张冲墓，并拨款予以资助。1995年5月，家父终于魂归故里，安葬在故乡琯头村旁的狮子山上。墓地背靠青山，面对瓯江，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的手迹“张淮南先生”几个大字。

周恩来与父亲张冲肝胆相照的友谊，留下了两个阵营对手化敌为友的传世佳话。

（注：张雪梅与邱清华抗战初期参加革命，曾是我游击队的领导人。邱清华后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本稿系马雨农代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