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姐家的常客
龚全珍80岁高龄时，认识了一个大她约10岁、耳聋、靠捡垃圾为生的赵大姐。为了帮助赵大姐，从2002年底至2005年6月，龚全珍为她送食品、衣服、钱，请医生为赵大姐看病，并为其办低保，终于在赵大姐临终前几个月，将低保办了下来，并替赵大姐代领了前4个月的低保金640元。
“我把碰见老赵、看到她九十多岁还在捡垃圾、心里难过的事，向民政局反映，想把老赵送敬老院。”龚全珍写道。下雪天，她准备了棉衣棉裤棉鞋和她亲手织的毛袜子给赵大姐，因自己拿不动，就叫女儿女婿帮她提。“了却了我助老的心愿，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龚全珍经常为赵大姐送排骨、面条、饼干、肉、包子、盐水蛋。赵大姐不愿进敬老院，龚全珍就给民政局写报告，请求给赵大姐列入低保。报告写好后，又去问批了没有。赵大姐年事已高，需要信得过的人为她代领低保金，要办理相关手续，这又急坏了龚全珍，她四处奔波，找户口本、复印，全干上了。难怪她有此感慨：“为替老赵办低保，前后已两年多了。以前不知道如何办……直到现在才取得成效。”
老农为何挑粪桶挡路
每天为房东挑水，白天上山打柴、摘木梓、挑砂石铺路，晚上为学生补课，给村民义务扫盲。一个将军的妻子，一个大城市来的女人，交朋友不端架子，干农活不甘落后。龚全珍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还是被戴上了“特务嫌疑龚全珍”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就要开始，罚站、罚跪、搞“喷气式”，看来是少不了了。“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龚全珍想到了死。
平时住校的龚全珍，头一回那么想回家。她摸黑进了门，看到甘祖昌坐在椅子上烤火，眼睛盯着她看。
“这么晚了，回来有事？”“有事，我回来是想告诉你，明天我要到彬子山挨批斗。”“噢——带上两瓶白药，挨了打就吃，白药治外伤很顶事。”
“不是怕打，打我不在乎，听说要下跪，搞喷气式，我受不了这个。我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也没犯！这颗心全放在教育事业上，我咽不下这口气，士可杀不可辱。所以我想告诉你一声，孩子们靠你抚养成人了。你能理解就行了……”
说着，龚全珍伤心地哭了。甘祖昌抚摸着妻子的头，替她擦干了眼泪，轻声说：“有话慢慢说，不要急，不管碰到多大的磨难，都不能死。死了就讲不清了，孩子们不能没有娘，我也不同意你不明不白地去死。……人死了不能复活，以后要是搞清楚了，人却死了，多冤枉！你可千万不能有死的念头！下跪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没见过庙里的和尚尼姑，天天跪着念经也没都死。我们小时候过年还要给父母磕头，跪是向群众跪，不是给敌人下跪。我看算不上什么奇耻大辱，用不着为这事寻死，你说呢？”甘祖昌一番劝导，让龚全珍豁然开朗。
第二天，龚全珍挺胸出门。当她来到彬子山时，却看到批斗现场空落落的。一个村民告诉她说，在几个大的路口上，都有一些老农挑着粪桶挡在路中央，老农们喊道：“谁敢去批斗龚校长，就吃大粪！”很多不明就里的村民都退回去了。
共产党员网 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2499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