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龚全珍》

【基本信息】

作者：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 编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1月

【内容简介】

2013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亲切接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得者时，特别提到向龚老前辈致敬。龚老前辈就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同志。龚全珍同志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一生从教、淡泊名利、艰苦奋斗、乐于助人，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信念。为了让广大群众更好地了解龚全珍同志的先进事迹，更好地向龚全珍同志学习，更好地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江西省委组织部组织编写了本书。本书分为“探索追寻”“革命伴侣”“矢志不渝”“一心为民”“求真务实”“艰苦奋斗”“精神的力量”等几大板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简要讲述了龚全珍同志自少年时代就追求进步、热爱教育事业、为党的事业奋斗不息的光辉事迹。

【目录】

一、探索追寻

一个老师喜欢的学生

三哥，你在哪里

不做亡国奴

流亡路上的“先生娃”

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就是前途

二、革命伴侣

私塾里刻苦好学的伢子

“参加革命了，要不断学习”

铁脚板·铁算盘

爱上了大首长

跟着将军丈夫学毛选

走，回江西老家去！

你耕田来我教书

平板脚·平常人

附录 甘祖昌生平

三、一心为民

“龚全心啊龚全心”

奶奶龚全珍

幸福院里的老义工

赵大姐家的常客

老农为何挑粪桶挡路

为了疏通一条下水道

送书最多的人

“我的肝是最好的”

龚全珍工作室

让铺记

四、求真务实

深夜家访

生动的一课

不速之客

“要我编，我编不下去”

只想多捐点书

五、艰苦奋斗

馒头与油盐饭

缝缝补补又三年

最高限价三元钱

零食·早点·葡萄酒

手表的故事

“打的”的老太太

六、坚定信仰

勤学习，固党性

照镜子，保本色

不后悔，不相信

“特殊党费”

跋 镜子·标杆·力量

龚全珍事略

参考资料

【章节选读】

人老雄心在，万难脚下踩。无私便无畏，一心为他人。祖昌精神在，全珍永继承。

——民谣

一、探索追寻

一个老师喜欢的学生

1923年，一个小生命诞生在山东省烟台市大马路平安里21号，门口是一条2米宽30多米长的小巷，向北10多米就是著名的张裕酿酒公司。爸爸妈妈给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生命取名为龚全珍。龚全珍打小多病，还是个左撇子。大姐关心她的学习，一见她左手拿笔，就打她左手：“谁叫你用这个手写字的？”右手不会写，又打右手：“谁叫你这个手不写字的？”

读二年级时，龚全珍由差等生进入中等生的行列。渐渐地对学习产生了兴趣。特别是看了课外书《小朋友》、《儿童世界》后，更感到学习并不是件难事。龚全珍13岁时，大姐出嫁，妈妈对龚全珍说：“我手上的两个戒指是你外婆给我的，一个给你姐，这一个给你。”龚全珍说：“我不要戒指，我要上学。”

龚全珍上五年级了，学校里分来了几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女老师。她们对学生和蔼可亲，上课讲解清晰，学生有点进步就表扬，下了课还和同学们一块玩。从此，龚全珍学习变得非常认真，每次考试如在90分以下就感到愧对老师。

一天，老师第一次到龚全珍家进行家访。龚全珍躲在门背后。只听妈妈问：“老师，全珍在学校犯了什么错吗？”老师笑着说：“没有，她是个好学生，班上的前三名，爱干活，能团结同学，表现很好。”龚全珍的妈妈笑开了花，龚全珍赶紧跑出来给老师倒茶……

三哥，你在哪里

三哥龚文涛是龚全珍心目中的偶像。

三哥比龚全珍大两岁，在日寇进入烟台时，他加入了八路军行列。1938年初，三哥向父母告别的一幕，龚全珍永远也不会忘记。只听三哥对爸爸说：

“日本鬼子就要进烟台了，我要跟八路军去打鬼子，不能照顾你们了！”爸爸赞许地看着三哥说：“好孩子，保家卫国，匹夫有责。我老了走不动了，我的儿子能替我打鬼子，我很高兴！只是你才16岁，你两个哥哥在浙江上学没回来。在家你最大，尽忠不能尽孝，向岳飞学习，精忠报国！”龚全珍拉着三哥的手说：“哥，你也带我去吧，我也要打鬼子去！”

没想到三哥说：“不行，领导不准。我入伍时向领导请求过3次，他们嫌我小，文化低。你才14岁，小学还没毕业，到部队去干什么？好好学习，3年后我来领你参加革命！”

三哥走后不久，烟台就落入了日本人之手。龚全珍强忍着悲愤与仇恨读完了初中。她无时无刻不盼着三哥的到来。可是三哥并没有如约而至。她休了学，跑到一个老师家，老师是蓬莱人。龚全珍问：“老师，蓬莱有没有八路军？”老师说：“以前听说有，鬼子不断扫荡，他们都转移了。”龚全珍托人介绍，来到离烟台25里地的孙家滩，做了3年的小学教员。她在孙家滩一边教书，一边探听八路军和三哥的消息。

不做亡国奴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时，龚全珍上小学五年级。老师教同学们唱抗日歌曲，喊抗日口号，还把棍棒当刀枪练刺杀，个个热情激昂，真像是抗日小战士。1938年春节刚过，日寇占领了烟台。

日本兵进城，家家关门闭户。市郊的老百姓遭日寇烧、杀、抢掠、强奸……学校在日寇威逼下开学。龚全珍考入了市立一中读初中。

学校在市郊，日本兵在离学校前一百余米设了个岗楼，有七八个日本兵站岗。日本兵规定学生给他们鞠躬后才能放行。一次，有几个女工过岗楼去上工，日本兵一窝蜂似地围上去，把女工往岗楼上拖，女工们拼命挣扎尖叫，抗拒日寇的侮辱，被枪杀在岗楼上。

第四年，龚全珍考入了市立女中，高一年级只有13个人，同学们选龚全珍当了班长。有一天，来了一个日本教官，教学生学日语，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同学们都说不知道，日本教官勃然大怒说：“9月18日都不知道？！思想大大的坏啦！是大日本皇军帮助东三省成立（伪）满洲国……”。又有一天，一位老师让同学们唱日本国歌。龚全珍和同学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为什么唱日本国歌？不唱！”老师只好一个人唱。课后老师把龚全珍叫到办公室，问她为什么不唱歌。龚全珍说：“我不是跟老师过不去，是对日本国歌讨厌。”老师又说：“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龚全珍马上回答说：“我们没在别人的屋檐下，是在自己屋檐下，为什么要低头？”

不久，学校突然停课，下令学生们参加日本人搞的“庆祝会”。种种遭遇让龚全珍下了决心：“这书不读了，我不愿任人宰割！”只有逃出虎口！她打听到班上一个同学逃到大后方了。于是她筹集了路费和两个同学冒着生命危险逃出了虎口，开始了漂泊流浪的生活。

流亡路上的“先生娃”

龚全珍在孙家滩教书时，同事对她说离孙家滩几十里地的地方有游击队，还告诉她大后方有专门招收沦陷区青年学生的国立中学。龚全珍和同事约好时间和地点，一起去找“大后方”。她拿出积攒下来的工资作为路费，来到汽车站，上了汽车，先到济南，买了火车票，直达安徽宿县（今宿州市），后走路到了阜阳。阜阳国立二十二中是专收山东沦陷区学生的学
校。龚全珍一进学校就领到了一套军装。和士兵一样，女生编一个中队，早晚要集合。早上有军训，有时跑步。晚上没灯不能上自习，就集体唱抗日歌曲。学校还组织了宣传抗日的话剧团，龚全珍在团里常演男角，学习生活过得很愉快。

好景不长，学校因经费问题停课。于是她和另一位女同学又到了河南叶县。叶县苗圃中学天天军训，有三四个女教官监视着女生，像看管犯人似的。龚全珍觉得学不到什么知识，又朝着下一个目标——河南省淅川县国立一中进发。

在这所中学，龚全珍遇到了初中时的史地老师王光甫。王老师收留了龚全珍和她的同学。学校师资紧张，龚全珍和她的同学两个人就去教教师子弟班。这个班上的29名学生，都是没考上初中的老师们的子女。

龚全珍和班上的同学年龄相差不大，所以全班同学都叫她“先生娃”。还别小看这个“先生娃”，她备课认真，上课负责，课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当了3个多月的“先生娃”后，正好赶上春季班招生，她教的这29个学生中，有28人考上初中，1人考取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和老师们都很高兴。

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就是前途

流亡途中，龚全珍每天除了晚饭后和好友吹吹口琴、唱唱歌，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

1944年冬，日寇进攻河南，逼近淅川。学校奉命南迁。老师们带着龚全珍他们走了20多天后，到达陕南小城城固县。淅川县国立一中和城固中学合并成城固县国立一中。

两校合并后，校舍紧张，教室里住满了像龚全珍这样的逃难来的学生。离学校100多米的地方，有一个青年馆，龚全珍几乎每天都到那里看书、写作业。

1945年，日本投降。这时候，龚全珍听说国立一中附近的西北大学新增设了教育系，全部公费。龚全珍决定不读高三，直接报考西北大学教育系，被录取了。

大学刚开学一个多月，一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向学校提意见，要求成立学生自治会，参与学校管理。校方不同意，80多名学生被捕，搞得人心惶惶，很多同学搬到外面去住。龚全珍向学校提建议，认为成立学生自治会是对的，大学生们参加学校管理，对学校改进工作有益。有人劝她说，那些被捕的人，都是有政治背景的，被开除了，他们可以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而你呢？开除了到哪里去？

龚全珍说：“开除了，我也去解放区！”

1949年，陕西解放，解放军接管了学校，龚全珍接触到了马列主义。三哥，八路军，延安，解放区，马列主义……她认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这就是前途。她报了名，参加了解放军。

1950年春，龚全珍穿上了军装，随部队向新疆进发。

人生在世几十年，生命是短促的，应当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雷锋年轻、发光的生命，虽然牺牲了20多年，可能比他活着的时间还长，却永远闪光。祖昌也是如此，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永远激励我前进。

——龚全珍日记（1989年3月5日）

二、革命伴侣

私塾里刻苦好学的伢子

1905年，一个小生命在湘赣边界江西莲花县沿背村的甘家诞生了，父母希望他昌盛祖业，给他取名甘祖昌。

甘祖昌家靠务农纺织谋生，除耕种自家的几亩薄田外，还租种了地主家土地16亩。后来因父亲染上恶习，吸上了鸦片烟，家庭重担全靠母亲挑起。所以，甘祖昌从小敬仰母亲。

家境困难，甘祖昌舅舅出粮出炭出油供祖昌读了私塾。 6岁的祖昌在私塾最守规矩，也最刻苦。老师见他学习认真，记性很好，就加倍多教。

一天，母亲牵着甘祖昌来找老师：“老师，难为你教祖昌认了这么多字，真难为你了，家里太苦了，不学了。”

老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么好个伢子，你们不供他学书？我不收学费，我舍不得这个好弟子！”

甘祖昌母亲说：“谢谢老师好意，不收学费也不能学了。他是长子，要帮我干活挣吃呀！”

老师抓着祖昌的手，摸着他的头说：“老表嫂，这样吧，他白天没时间学，我晚上教他总行吧！我晚上到你家去教！”

“参加革命了，要不断学习”

井冈山上有个著名的八角楼， 1927年10月至1929年1月间，毛泽东曾在这里居住，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宁冈调查》、《永新调查》等光辉著作。

在八角楼，毛泽东和甘祖昌有过一次谈话。

1928年莲花县赤卫队改编为莲花红色独立团，甘祖昌成了一名红军战士。这年秋天，组织上派他到井冈山参加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听说毛委员会为他们讲课，万分激动。他日夜兼程，不顾霜重露冷，第二天近中午时到了井冈山。

来到八角楼，甘祖昌看到一位中年首长坐在那里写字。首长见甘祖昌来了，起身相迎：“来了，很好，你叫什么？”甘祖昌站得笔直，回答说：“甘祖昌，红军战士甘祖昌！”毛委员笑了，说：“你是江西老表，是莲花人对吗？快坐下来说，坐下来说。”毛委员就像是一位老大哥，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生活过得好不好。祖昌如实汇报。毛委员说：“我们去年 9月到了你们莲花，听说你们是一支枪闹革命起家的，现在怎么样了？”甘祖昌认真地说：“我们的赤卫队已扩编成莲花红色独立团了。”

“噢！由一支枪发展到一个团了？好！以后还能发展成一个师、一个军，革命不断发展，人民武装自然也要越来越发展。”甘祖昌不住点头。毛委员又问：“你认字吗？”甘祖昌说：“只学了一年半私塾，认得些字。”毛委员说：“不错，参加革命了，要不断学习。这一次办干部训练班，就是为了提高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的。可是敌人不让我们学，又要来捣乱了。他们‘围剿 ’我们，我们训练班只好改期了。”

铁脚板·铁算盘

甘祖昌参加革命后，一直在后勤部门工作，从军需处、总务科、材料科、供给部、财务处，直到新疆军区后勤部长。为什么部队后勤需要他？为什么三五九旅被誉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这要从甘祖昌的铁脚板和铁算盘说起。

甘祖昌10岁开始，学了3年烧砖瓦窑手艺。当时老百姓很穷，盖房子的很少，这门手艺自然没有前途。他转而做起了“挑脚”——靠挑担赚钱：把富人家的谷子挑到安源，碾成米，卖给安源煤矿的工人，每担可得两角脚力钱，再从安源给莲花的药店老板挑中药回来，又可以得一两角的脚力钱。一个来回，100多公里，天天走，走了两三年后，甘祖昌练出了一双“铁脚板”：走得快，走得久。货物出出进进，练就了一副“铁算盘”：算得快，算得准。

打仗要子弹，做子弹要铜铁。甘祖昌做“挑脚”时，路数熟悉，很容易收到破铜烂铁。做了子弹后，他这双铁脚板发挥了作用，一担一担把子弹挑上井冈山。收破铜烂铁的账和做子弹的账，他心里一清二楚，很少出差错。延安时期，甘祖昌为节约布料，他拆开一套衣裤和帽子，拼凑、拆开，再拼凑、拆开，研究出了一套节约面料的裁剪方法。用这一方法，一匹布可以多做两套军衣，老裁缝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甘祖昌回乡务农后，赤脚种田，用旱烟杆当尺子，得出桥梁、水库的一些数据，精准得连技术人员都自愧不如。建压力水管，技术人员一算，60米管道需资金18万元。甘祖昌一算，并没有这么多，技术员只好承认多报了经费。

爱上了大首长

1952年冬，龚全珍在校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说是见，其实她连头都不敢抬。按校长指示，她向首长汇报了后勤部子弟在校表现情况。晚上校长问她：“你看甘部长怎么样？”她很奇怪地问：“什么怎么样？”这时，校长向她摊牌了：“龚老师，你才29岁，很年轻，应该有个幸福的家庭。甘祖昌是个思想意识很纯洁的老同志，他也受过痛苦婚姻的折磨，离婚了。这点你们有相似的遭遇。我给你们介绍认识。我相信你们感情会融洽的。”

龚全珍略微思索了一下说：“他是个大首长，这不合适。我见了首长就不会讲话，受拘束。”“首长有什么不好？老同志封建思想少。”“他见了我有什么看法呢？”龚全珍好奇地问。“他说你不错，健康，大方有礼貌。就是太年轻了。我对他说，你虽然年轻，却是个忠厚老实的好同志，我看你们能合得来。”这一夜，龚全珍失眠了。放寒假了，校长又找龚全珍谈心：“你和甘部长的事，考虑好了吗？主要的问题是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你年轻，身体健康，这样不太协调。甘部长是个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同志，你要考虑好……”

龚全珍一听这话，有些激动：“对老同志关心爱护是一个革命干部起码应有的思想品质。这一点我保证能做到。”校长听了这话很高兴：“我相信你能说到做到。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甘部长。你们俩单独谈谈。”

这一次，龚全珍总算看清了甘祖昌：一米七几的个子，很瘦，眼睛不大，满脸严肃，身板笔挺。甘祖昌给龚全珍倒了杯茶，从烟盒里抓了一撮烟丝放进小烟斗里，点着吸了一口，微笑着问：“你姓龚？”龚全珍点点头。“这个龚字我都写不拢。我的文化水平很低，只念了一年半私塾。现在大约有初小文化程度。”龚全珍心想：“早就听说他是个工作能力很强的老部长，却为什么这么谦虚呢？”“我今年48岁，身体不好，有脑震荡后遗症。还有气管炎、肺气肿，你知道吗？”停了一会儿，甘祖昌继续说：“我的学习嘛，也是乱弹琴，闲下来就学一点儿，忙起来就丢了。我们要坚定地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指南，离开了它就行不通……你有意见吗？”……龚全珍回到学校，老师们围着她问：“都谈了些什么？能公开吗？”龚全珍大声说：“当然能，谈了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老师们大笑：“老干部不会谈恋爱，只会谈马列主义。”

甘祖昌的坦诚，震撼了龚全珍的心灵，她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为甘祖昌牺牲一切。

跟着将军丈夫学毛选

龚全珍是西北大学教育系的高材生，甘祖昌只读过一年半的私塾，学历悬殊，但学力相同。婚后不久，甘祖昌脑震荡后遗症更加严重，军区让他疗养，学校也放了假，龚全珍去陪他。早饭后他俩坐在树荫下学习《毛泽东选集》。龚全珍看书速度快，3天就把第一卷看完了。

甘祖昌惊讶地问：“看完了？”

龚全珍得意地说：“假如是小说，我一天就能看完。”

甘祖昌严肃地说：“你不能像看小说那样看毛主席著作，要边看边想问题。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龚全珍感到奇怪，说没看出来。这时，甘祖昌当起老师来了：“问题可真不少，你以为革命像吃饭一样容易吗？你看《井冈山的斗争》就是记录了我们红军在大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光看不行，看过后要对照中国实际去想，才能弄清问题。”

龚全珍只得又从头看起，碰到搞不清的问题，就叫甘祖昌讲当时的情况。甘祖昌学得十分认真，碰到不认识的字，就问龚全珍读音、字义和用法……

那段时光，对龚全珍来说，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光。

走，回江西老家去！

1957年的一个周末，龚全珍对甘祖昌说：“我离家有15年了，想回山东探亲。”甘祖昌说：“好嘛，不过今年夏天我们准备回江西老家了，你要办好回江西的手续。”龚全珍惊呆了。龚全珍在甘祖昌的日记本里发现夹着3张请求回乡劳动的申请报告，从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张。其中一张上面写着：“自五一年我跌伤后，患脑震荡后遗症，经常发病，不能再担任领导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脚还是好的，我请求组织上批准，我回农村当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

结婚已4年多，龚全珍从没听甘祖昌说过回农村的事。连续请求了3年，回乡的决心坚不可摧！第二个周末，龚全珍刚到家，甘祖昌就迫不及待地问：“手续办了吗？”“办是办了，但没办好。我到军区办手续，他们说还没得到你要走的消息。你办了手续才给我办。”“那是老皇历了！现在情况变了。肖华同志来新疆了，我跟他当面谈了。他同意了。”看来，甘祖昌是铁了心要走，而且是带着家眷一起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1957年初秋，甘祖昌拖家带口，从新疆回江西。出发前，甘祖昌发布了一道命令：不准带棉花。

“棉被棉衣只能带布面，不准带棉花。国家没有这么多旅差费，路这么远，路费比买新棉花还贵！”说完仔细检查行李箱和麻袋，检查完才让捆好。

一家人，3个箱子3个麻袋，此外还有8只笼子，装着6头约克猪种，15对安格拉长毛兔和15只来享鸡，连人带牲畜，浩浩荡荡。

前来送行的战友紧紧握着甘祖昌的手，含着热泪说：“老甘呀，你这个人劳动观念是很强的，回乡后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过分劳累。争取活到60岁！”

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一行人畜到了莲花县沿背村。落脚不久，甘祖昌就叫来了 3个弟弟，说：“我讲两件事。第一，我们回来了，是回家当农民搞生产的，回来就不走了。我和你们一块劳动生产，可不是当官的。和你们一样是平民百姓，没有什么权势。我们靠劳动过好生活。你们看我不是把外面优良品种的猪、鸡、兔都带回来了吗，就是为了发展生产。第二件事，我参加革命，在外面几十年，弟弟们在家，为我参加革命吃了苦，光房子就烧了4间。现在我回来了，可以有福同享有苦同当了。一块过吧！”

你耕田来我教书

甘祖昌回乡后，生龙活虎，简直是换了一个人。而龚全珍呢，几乎成了“外国人”：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什么都陌生，人陌生，房子陌生，稻田是第一次看到；三是生活陌生，辣椒吃不来，农活干不来。当初对自己说“祖昌种田我也种田”的话，看来是不实际的。因为她根本干不来农活。要参加队里的劳动，不仅拖累其他队员，还要挤占别人的工分。

思前想后，她觉得还是教书好。她背着铺盖，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县文教局找工作，文教局领导问她：“坊楼中学是新建的，基础不完善，只有3名老师，你去不去？”

“我去！”龚全珍又背起铺盖卷，到坊楼中学报到。开启了她在江西农村的教育生涯。

战场不同，辛苦紧张却一样——甘祖昌一到家乡，每天背个镢头出门劳动。龚全珍周一到周六住在学校。在小学当校长时，离家更近，就十几分钟路程，但她仍然吃住在学校。其他老师周六下午可以回家，她却利用下午时间家访，吃了晚饭才回。

战场不同，旺盛斗志却一样——甘祖昌回乡时52岁，与天斗，与地斗，与时间斗，活过了80岁。2010年，87岁的龚全珍向党支部递交承诺书：“健康时，每周去一次福利院，为孤寡老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去世后，生前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作为我此生最后的党费；生前捐助的5名贫困大学生，要求子女们继续捐助到毕业……”

战场不同，精神品质却一样——甘祖昌有工资，他出工不要工分，而且把工资拿出来办农业、捐钱建桥、建水库和电站。学校每次调工资，龚全珍首先声明她不调。小学校舍不够，她带领师生们建教室，木工和泥工的工钱都是她贴的。

平板脚·平常人

可能因为父亲是军人吧，甘祖昌的女儿们从小都想当兵。那时，部队不在莲花招女兵。老大甘平荣要甘祖昌给新疆军区写信，争取一个女兵名额。甘祖昌脸一拉：“征兵是有严格的计划和要求的，不能开后门、搞不正之风。”

老二甘仁荣在生产队表现特别好，被推荐上工农兵大学。当她回家报喜时，甘祖昌却对她说，村里有一个退伍兵，他家里生活很苦，还是推荐他上工农兵大学吧。甘仁荣哭了。龚全珍劝她，那个退伍兵没有母亲，家里苦，他去是对的。

老三甘公荣满18岁，一个人跑到人武部报名。一体检，什么都好，就是脚不行。负责招兵的同志告诉她：“你是平足，不合格。”甘公荣想不通，怎么是平足呢？晚上，等爸爸从地里回来，她提起甘祖昌的脚看了一下，大声叫：“呀！爸爸是平底脚！”

甘祖昌说：“平底脚怎么了？你能走得赢我？我是铁脚板！”甘公荣那个委屈啊，说：“就是因为我遗传了你的平底脚，去当兵，人家说不合格，不收我。”甘祖昌说：“现在当兵要求严格，女兵更是百里挑一，不收平底脚是对的。”公荣的参军梦也就没有实现。

甘祖昌去世以后，对待晚辈的工作，龚全珍多以劝导、鼓励为主。老四甘吉荣被单位精简下来，龚全珍说，冷静想一想，找熟人没有用，因为到处精简，领导不可能给她安排个什么工作，我们是普通人家，是平常人，要自己救自己。2005年2月，外孙在广东打了几年工后，回莲花参加教师考试，被录取了。龚全珍高兴地说，当老师是最好的选择，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很光荣艰巨的工作。不论分到哪个学校，教什么，都要高高兴兴接受。

贵在坚持。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是我活着的唯一宗旨。

——龚全珍日记（1992年4月1日）

三、一心为民

“龚全心啊龚全心”

龚全珍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秘密，就是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了一个字，叫“龚全心”。

中年时的龚全珍，是小学校长、乡村教师。无论是教学、参加生产劳动还是休息时间，她都时刻告诉自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她在日记中写道：

——龚全心啊龚全心，你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么？这就是对你的考验！不许回避困难，不许“我”字当头，更不许向学生施加压力。你是真正的勤务员就一定会先当学生，谦虚谨慎，态度和气。对学生真心实诚。一定要从改变师生关系入手，假如说得到做不到，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是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人民教师。

——黎明前学习《整顿党的作风》，感到自己主观主义的作风很严重，返校后应当领导党小组的同志学习，整顿党员同志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

离休后，龚全珍仍然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几十年来，没有人记得她去过多少学校，讲过多少次课，但大家都记得，她从不要一分钱报酬，还经常自带馒头和白开水。

没有人能一一列出龚全珍帮助了多少人，只是知道在莲花有许多人跟她很亲热。正像莲花县琴亭镇金城社区居民彭云娥所说，龚老师经常来我们家，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比亲姐妹还亲。

——今天学了《为人民服务》，想到厕所很脏，应当扫扫。休息时间我上厕所，就扫了。——今早反复学习《为人民服务》时，我想，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起来了么？没有。我代五（二）班的课，纪律很乱，我的态度也很不好，急躁，有烦恶情绪。这些都是没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表现，今后一定认真改正。

——每天都认认真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今天算是打了个胜仗，3节课我没有发脾气，而且都为他们称了木梓。

——我为什么会对学生发脾气？我只想到他们是故意乱搞，是故意气我，忘记了我是人民的勤务员。龚全心同志，一个共产党员不应当有那种样子，这是我代三班课第二次出现这种怪样子，都是在五（三）班表演的，明天要到五（三）班检讨。

奶奶龚全珍

萍乡实验学校教师彭艳峰，是龚全珍帮助过的众多人中的一个。1992年，小艳艳才7岁，她妈妈因为残疾，由县民政部门安排到针织厂上班。针织厂紧靠幸福院和小学。为此，小艳艳成了龚全珍创办的幸福小组中的一员。

冬天，小艳艳的手长起了冻疮，手指肿得一个个胡萝卜似的，又疼又痒，字都写不了。没过几天，龚全珍找到她，帮她戴上亲手织的棕色小手套。小艳艳妈妈的针织厂倒闭了，龚全珍知道后对她妈妈说：“你不是会做裁缝吗？要不自己做点小生意？”龚全珍拿出500元钱给小艳艳的妈妈创业。不久，小艳艳妈妈的店开张了。

正当一家人对生活充满希望时，一个更大的不幸突然降临。小艳艳的妈妈得了白血病。她妈妈说，她不去治病了，把钱留给孩子读书。

就在艳艳一家最无助的时候，龚全珍来到了他们身边。她把仅有的4000元钱存款全部捐给了小艳艳的妈妈。这还不算，从 2005年11月到2006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80多岁的龚全珍来回奔走在医院、乡政府、县残联、电视台之间，发动社会各界为艳艳的妈妈捐款。

虽然，小艳艳最后还是没能留住妈妈，但她感觉到这个家并没有垮，没有了妈妈，她还有龚奶奶，小艳艳说她不怕。

幸福院里的老义工

1992年，年近70的龚全珍不顾女儿的劝阻，顶着人们的议论，住进了莲花县幸福院。

实际上，在此之前，龚全珍就萌发了进幸福院的主意。她有事没事就往幸福院跑。幸福院紧靠琴亭小学。1991年，龚全珍观察到，幸福院里有5位80岁以上的老人，中秋节后又进来了5位。看到这，她进幸福院的愿望更强烈了。她说：“到幸福院去，可以关照老人，可以方便研究学校师生的思想状况。”

1992年清明节这天，龚全珍终于如愿以偿，她默默对甘祖昌说：“祖昌，我真的到幸福院来了。这条路是你指的。我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地方。认准了方向就百折不挠，一直走到底。我将为你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服务，当光荣的义务服务员。 ”

龚全珍到幸福院，与其说是来休息的，不如说是来做义工的。她为老人们洗衣服，用工资为老人们买拖鞋、席子等。她还把聊天记录整理下来，写成文章投稿。她还开设了幸福小组，专收放学后无人看管的小学生，给他们讲故事，做游戏，照看孩子们做作业。哪个表现优秀，她就奖励学习书籍或是学习用品。幸福小组人多的时候，有近20个人。

在幸福院“服务”的几年中，女儿们常去看望龚全珍，后来发现她的血压升高，才“强行”把她接回了家。

赵大姐家的常客

龚全珍80岁高龄时，认识了一个大她约10岁、耳聋、靠捡垃圾为生的赵大姐。为了帮助赵大姐，从2002年底至2005年6月，龚全珍为她送食品、衣服、钱，请医生为赵大姐看病，并为其办低保，终于在赵大姐临终前几个月，将低保办了下来，并替赵大姐代领了前4个月的低保金640元。

“我把碰见老赵、看到她九十多岁还在捡垃圾、心里难过的事，向民政局反映，想把老赵送敬老院。”龚全珍写道。下雪天，她准备了棉衣棉裤棉鞋和她亲手织的毛袜子给赵大姐，因自己拿不动，就叫女儿女婿帮她提。“了却了我助老的心愿，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龚全珍经常为赵大姐送排骨、面条、饼干、肉、包子、盐水蛋。赵大姐不愿进敬老院，龚全珍就给民政局写报告，请求给赵大姐列入低保。报告写好后，又去问批了没有。赵大姐年事已高，需要信得过的人为她代领低保金，要办理相关手续，这又急坏了龚全珍，她四处奔波，找户口本、复印，全干上了。难怪她有此感慨：“为替老赵办低保，前后已两年多了。以前不知道如何办……直到现在才取得成效。”

老农为何挑粪桶挡路

每天为房东挑水，白天上山打柴、摘木梓、挑砂石铺路，晚上为学生补课，给村民义务扫盲。一个将军的妻子，一个大城市来的女人，交朋友不端架子，干农活不甘落后。龚全珍走到哪里都受欢迎。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她还是被戴上了“特务嫌疑龚全珍”的帽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大会就要开始，罚站、罚跪、搞“喷气式”，看来是少不了了。“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龚全珍想到了死。

平时住校的龚全珍，头一回那么想回家。她摸黑进了门，看到甘祖昌坐在椅子上烤火，眼睛盯着她看。

“这么晚了，回来有事？”“有事，我回来是想告诉你，明天我要到彬子山挨批斗。”“噢——带上两瓶白药，挨了打就吃，白药治外伤很顶事。”

“不是怕打，打我不在乎，听说要下跪，搞喷气式，我受不了这个。我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也没犯！这颗心全放在教育事业上，我咽不下这口气，士可杀不可辱。所以我想告诉你一声，孩子们靠你抚养成人了。你能理解就行了……”

说着，龚全珍伤心地哭了。甘祖昌抚摸着妻子的头，替她擦干了眼泪，轻声说：“有话慢慢说，不要急，不管碰到多大的磨难，都不能死。死了就讲不清了，孩子们不能没有娘，我也不同意你不明不白地去死。……人死了不能复活，以后要是搞清楚了，人却死了，多冤枉！你可千万不能有死的念头！下跪又有什么了不起，你没见过庙里的和尚尼姑，天天跪着念经也没都死。我们小时候过年还要给父母磕头，跪是向群众跪，不是给敌人下跪。我看算不上什么奇耻大辱，用不着为这事寻死，你说呢？”甘祖昌一番劝导，让龚全珍豁然开朗。

第二天，龚全珍挺胸出门。当她来到彬子山时，却看到批斗现场空落落的。一个村民告诉她说，在几个大的路口上，都有一些老农挑着粪桶挡在路中央，老农们喊道：“谁敢去批斗龚校长，就吃大粪！”很多不明就里的村民都退回去了。

为了疏通一条下水道

离龚全珍住处不远，有一条下水道给堵住了。污水常漫到道路上，气味难闻，影响了居民的生活。龚全珍感到非常不安。为疏通这条下水道，她带头捐钱，忙乎了一个多月。

2004年4月25日，龚全珍和好友陈美惠找到了堵塞污水出口的居民。这户居民说，下水道不是他一家排放的，提出大家各出100元，约800元就可疏通它。龚全珍替他人想：“他家刚做新房，困难更多些，他家的钱，我可以来出；力，他出。”好心的邻居劝她：“你家不受益，你出什么钱？”龚全珍说：“环境好了，大家都受益。”她和居民们拿出了几个可行性方案，选出其中一条省力省钱省时的。集资过程中，个别居民不主动，不配合。5月18日，龚全珍写下当天的经历：“不集资就算了，不够的钱我付。我应准备好钱。”

5月20日，经龚全珍动员，疏通下水道的钱共筹得了700元。剩下的105元钱，由龚全珍一个人捐出。为什么是105元？原来，有一位带着 3个孩子的女居民，生活艰苦，她出了5元。龚全珍接受了她的出资款，自己拿出5元钱，还给了这位女居民。

6月7日，下水道总算疏通了，龚全珍松了一口气。

送书最多的人

龚全珍喜欢阅读。毛泽东选集，党史，传记，龚全珍挑选报刊杂志摘类刊物，养生保健，她都看。看完后，大多数书刊杂志，她都送了出去。她送出的书有4个去向：一是亲戚朋友。1993年，《萍乡古今》上刊登了一篇《甘祖昌轶事秘闻》，她一下买了25本，分寄给新疆、山东、西北大学、南昌等地的亲戚朋友。二是学校。她为偏远山区孩子们自费订阅课外读物。经常买上几百块钱的书籍送给学校。三是贫困学生。她在幸福院开办幸福小组，订阅很多杂志。书店里新来了《儿童百科全书》，她买上数套，送给贫困孩子。四是龚全珍工作室。龚全珍把看完的书刊杂志收集起来，达到一定数量时，就让小女儿甘吉荣提着，陪她一起送到龚全珍工作室。

2013年2月22日，龚全珍在日记里写道：“我看过的书、杂志，想赠送，又拿不动。我年纪大了走路都难，其实可以让孩子们帮助。”3月24日，她这样写：“近两天发现脚有点肿，不疼。……连这几本杂志要捐，还要靠吉荣来帮我送去，我自己提不动，实在太力不从心了。”

3月28日，她又写道：“早晨和吉荣散步时，顺带了10多本时事杂志，送到社区。明天如果不下雨，把余下的杂志分两次送去。”

“我的肝是最好的”

甘祖昌和龚全珍都是无神论者。1986年，甘祖昌病逝后遗体火化，过了9年才移葬在县城的玉壶山上。龚全珍在日记里写道：“我想，我已年迈，应向老干局写张遗书，死后火化，骨灰撒在玉壶山上，不必举行任何仪式，回归自然。”

2005年5月，龚全珍看到报道，四川一名19岁的青年女工罗玮，自愿为一位素不相识的30多岁的女士捐肝，引起亲人的反对和外界的不理解。但罗玮排除阻力，献肝成功。龚全珍为罗玮的事迹而感动，她说：“我要争取捐献遗体，我可捐眼角膜，还可捐肝。我的肝太好了，它对甲肝、乙肝都具抗力，它已有了免疫力，这是世界上最好的肝了。”过了两个月，龚全珍要到红十字会去，亲人们不理解，以为她是去问一问血脂高怎么治的问题。龚全珍对家人说：“我想联系一下捐遗体的事。我的肝很棒，对甲、乙肝都有抗力，但必须预先和红十字会联系。想通过他们与有关医院联系。不然虽有愿望也无法实现。”

“我心目中的英雄丛飞，他是一位歌手，有着美好声音的平凡歌手，他在生命垂危时依然惦念他供养的178个孩子……他含笑走了，他不会死，他活在我心里。”

写完以上一段话，龚全珍提醒自己：“应该着手为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捐献遗体做好准备工作，不然一切将成为泡影。”

龚全珍工作室

甘祖昌、龚全珍夫妇联系群众、一心为公、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了子孙后代，感动了莲花儿女。大女儿甘平荣在读卫校时，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二女儿甘仁荣高中毕业后在家务农，由于表现突出，当上了村妇女主任；三女儿甘公荣2000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多年来资助困难群众5万余元；四女儿甘吉荣和贫困户结对子……

2011年11月，莲花县琴亭镇在社区建立了龚全珍工作室，聘请龚全珍为辅导员，搭建对党员干部和居民进行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的平台，邀请龚全珍自愿参加活动。截至目前，龚全珍工作室共开展革命传统和理想信念教育活动100多场，有60多名党员自愿参加到龚全珍工作室中来。

现在，龚全珍工作室已成为对党员干部和居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个阵地，对龚全珍无私奉献、淡泊名利、一心为民的感人事迹进行展示宣传。

龚全珍工作室下设阳光驿站和温馨驿站。现在，一支由龚全珍、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热心居民、驻社区共建机关单位党员干部为主要力量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志愿者服务队，正活跃在莲花县城乡，成为龚全珍精神的宣传者和实践者，成为传递正能量的使者。

让铺记

2013年，龚全珍被评为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陪她去北京领奖的有四女儿甘吉荣和莲花县文明办副主任贺治斌等。此次上北京，龚全珍并没有当成是去领奖，而当作是“学习之旅”。9月22日晚，一路奔波来到首都的她，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离家赴京学习，认识第一位老师是我们的向导贺治斌主任。他三四十岁，办事认真，是位忠诚的年轻人。他带着吉荣为我买了一双轻快合脚的布鞋，50元，真是价廉物美，我很喜欢。”

她还认识了两位新朋友，第一位是抚养5个孤老的廖月娥，龚全珍留下了她的手机号码。第二位是张丽莉。龚全珍特别注明：“佳木斯19中老师，为救学生被汽车压（轧）伤。”

27日晚，要离开北京了。贺治斌把两张北京至南昌的火车票交给了甘吉荣。上了火车，对票入铺。龚全珍是下铺，她对面的下铺，是女儿甘吉荣。龚全珍对女儿说：“吉荣，你把下铺让给别人。你睡中铺。”贺治斌连忙解释，这是特意这么安排的，目的是方便吉荣照顾您老人家。但龚全珍还是要女儿让出下铺来，给更需要的人。

吉荣面露难色，住中铺，她不放心妈妈，加上她自己比较胖，爬上爬下很不方便，所以没有立即按照妈妈的指示办。众人又客气了一番后，甘吉荣还是在下铺睡了下来。没想到，龚全珍竟一个晚上没有搭理女儿。

回到南昌，在整理妈妈的行李时，甘吉荣看到一本妈妈的笔记本，只见上面写着这几句话：“今天是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人家帮我们买了两张下铺票，我要吉荣把下铺让给别人，她没听我的话，这哪里像是我的女儿？刚刚开了道德模范会，她竟不听话，我很失望。”

我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假如不思不想，也算幸福，但我无法满足。物质生活简单些，我无所谓，可以忍受；我希望精神生活充实些，过得踏实、愉快。

——龚全珍日记（1991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