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时代：1870-1895》

    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日入侵台湾事件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
    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
    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 年1 月9 日），53 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更将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19 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
    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
    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
    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