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时代：1870-1895》

    【基本信息】

    作者：王鼎杰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内容简介】

    从1870年到1895年的25年，是李鸿章主政北洋，“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25年，也是全球权力格局巨变的25年，更是晚清错失战略机遇、加速进入下行曲线的25年。其间之内政外交，无论是成是败，为是为非，李鸿章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因而，这25年也就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李鸿章时代。
    如何认识这样一个时代？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给出的答案：“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也无法理解法国大革命。”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中国。本书广泛搜集中、日、法等多国史料，以19世纪后期的国际格局巨变为背景，以日本入侵台湾、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三大事件为波峰，穿插李鸿章主持的内部变革，强调从大历史与大战略的双重视角，全新解读这段似乎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其实依然非常陌生的往事。   

    【作者简介】

    王鼎杰，曾任某公立省重点高中历史教师三年，因痛感于基层教学之缺乏人文精神和创新理念而辞职，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著书立说，并致力于传统史学复兴。现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战略分析师，海南海洋安全与合作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战略学，战争史，儒学，中国传统史学。著有《当天朝遭遇帝国：大战略视野下的鸦片战争》（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数年来在《世界军事》战略纵论专栏、《航空档案》、《现代舰船》、《战场文集》、《百家讲坛》、《信报》（香港）、《成报》（香港）、《国学新视野》（香港）、《历史月刊》（台湾）等期刊发表战略、历史、传统文化类文章近百万言。   

     【章节选读】

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了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 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 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
    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

    教育改革走不动，李鸿章只好退而求其次。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不仅在地缘战略上揭示了日本的威胁，还在技术层面暴露了大清国的反应迟钝，既然如此，从技术革新入手，也是一条改革之路。正如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的附单中指出的那样，“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如果能像西洋列强那样，“有电线通报，经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无事”。可是，大清国全部没有，以这次日入侵台湾事件而言，“臣与沈葆桢协商调兵，月余而始定。及调轮船分起装运，又三月而始竣。而倭事业经定议矣。”假设日后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恐怕大清国的反应还是“缓不及事”。
    故而，仅从国防安全的寻求，就有大建电报、铁路的必要。而电报、铁路不仅有军事价值，还有益于经济发展。铁路的一个直接功效就在于可以更便捷地将山西的煤炭资源外运。而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风潮大起，煤铁复合体型经济大力发展的时候，故而煤炭资源的开发非常重要。同时，火车的动力来自于煤，建铁路本身需要钢铁业的大力支持，而钢铁业又对军事力量影响深远。故而修建电报、铁路线，开采煤铁矿，刺激经济发展，加强海防，改善国防环境就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形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一点突破，全盘皆活。
    就这样，李鸿章又与大清国的电报与铁路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初的转机发生在同治十三年的十二月。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二（1875 年1 月9 日），53 岁的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也即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两朝，大学士在政治权力架构中的法理地位并不高。说白了，就是皇上的一群高等秘书。但放在明清两朝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框架下，皇帝的鸡毛尚能当令箭，何况秘书与秘书长？所以大学士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又是绝对的位尊权重，往往在军国大计上发挥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出任首席大学士，无疑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从此之后，李中堂不仅仍将是地方督抚的龙头，同时他更将接近大清国的权力运作核心。
    就在李鸿章官运亨通的三天之后，刚刚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暴崩于养心殿，年仅19 岁。
    葬礼期间，李鸿章三次陛见皇太后，大谈他的煤矿、铁厂、电报、铁路、海防筹备、教育改革来。
    今天的读者一定会觉得，李鸿章选择的是一个再糟糕不过的机会。西太后刚死了儿子，哪有心思听他唠叨这些事情。
    可是，不要忘了，西太后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相对于母亲这个角色，她首先是一个女政治家，一个权利欲极强的女政治家。
    不错，同治是他的亲儿子。但却是一个非常不听话，个性极强的亲儿子。当这个儿子已经长大，并且亲政时，太后再想垂帘听政，那就不可能了。可现在不同了。同治的死，等于给了慈禧一个权力复活的机会。在她的努力坚持下，她妹子与醇亲王仅四岁的幼子载湉，被立为新帝（即光绪帝），两宫太后再次垂帘听政。
    在这权力交替的重大关头，朝中重臣与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至关重要。李鸿章坐镇直隶，身兼北洋通商大臣、协办大学士，无疑是西太后笼络的重点对象。李鸿章此时与之商讨新政推行，正是一个大好时机。
    果然，在向李鸿章展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悲伤后，慈禧同时又向李鸿章展现了一个女政治家出色的判断。她决定，大力支持李鸿章的自强大业。
    小皇帝死了。李鸿章的事业与官运反而都有了转机，历史就是这样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