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时代：1870-1895》

     【章节选读】

李中堂呼吁教改

    同治十三年的日本入侵台湾事件给大清国敲响了警钟。
    日本，一个同样是东亚国家的蕞尔岛邦，仅仅只是进行了十年不到的维新，现在居然就敢于挑衅大清王朝，甚至图谋占领台湾。这件事情对清廷刺激很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促生了海防大筹议的展开。
    根据最直观的理解，这次危机被定义为一次“海防”危机。所以相关讨论也是在“海防”的题目下发起的。
    虽然已有上谕决定在高层内部来一次海防大讨论。但在李鸿章看来，“窃料奏议即多，仍是空话。农部及外省一毛不拔，必亦一事无成也。”但该说的话还是要说，正如李鸿章写给其兄李瀚章的信中所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于是也才有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的《筹议海防折》。
    在这份奏折里，李鸿章不仅说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观点，更本着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要用数千年未有之大转变应对的态度，提出了深度改革的建议。
    李鸿章指出，洋枪洋炮的引进，铁甲舰的购买，新式海防要塞的构筑，都只是应急之举，而非根本之图。关键的桎梏还是在于：“人才之难得（教育有问题——笔者注），经费之难筹（经济有问题——笔者注），畛域之难化（政治体系有问题——笔者注），故习之难除（文化导向有问题——笔者注）。循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所以“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其中，人才养成又是关键中的关键所在。
    在这份奏折的“附单”中，李鸿章郑重提出：“臣更有陈者，用人最是急务，储才尤为远图。”回顾历史，“洋人入中国已三十余年，驻京已十余年，以兵胁我，殆无虚岁”。可是国家依然严重缺乏“练达兵略，精通洋法”的人才，原因就在于普遍性的“不学”，而“下不学”又起源于“上不教”。核心障碍就是科举考试的内容与形式都已经高度不合时宜。关于这一点，早在同治三年（1864 年）的春天，在和恭亲王的通信中，李鸿章就感慨大清国里文则时文小楷，武则弓马刀箭，前者“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后者“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长期以往，“人才何由而出”？如此下去，“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故而要进行教育改革，科举的形式不必断然废除，但考试内容与考试方法，以及隐藏在内应与方法背后的对“人才”的界定，一定要改。改的方法就是在科举中增设洋务专科，再与遣派留学生，地方上设立西学机构相结合，“凡格致（物理）、测算（数学、几何学）、舆图（地理）、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有切于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原”的学科，都应列入。如此积以时日，20 年后当可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
    似乎是为了加强说服力度，激起同僚们的奋发之心，在同一天上呈的《筹议铁甲兼请遣使片》中，李鸿章又以日本为参照系，指出该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藐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更堪忧虑的是：“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
    李鸿章的发言在大清国官僚体系内迅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只不过争论的焦点既不在海防也不在教改，而在于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那些夜郎自大又甘做井底之蛙的官员们看来，李鸿章主张在科举考试中增加西洋内容，这就是要“以夷变夏”，是比物质层面的卖国贼更可怕的文化汉奸。
    结果就是群起而攻之。虽然这种围攻不能影响李鸿章个人的地位，但却已经足以打消掉中央政权进行教育改革的勇气与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