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事件》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四种意见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分为六个小组，分别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项事宜。

会议一开始，代表们就新中国国名问题发表意见。意见主要分为四种。

一种意见，是主张新中国的国名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种意见，主要是延续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此前对于新中国国名的表述，基本依据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种意见，是从简化角度提出的，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可以简化为七个字，去掉“民主”二字，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这样提议的代表人物是张奚若，他的理由是：“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人，它已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张先生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

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用“中华民国”为新中国国名。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已经使用了3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基础，一战、二战中，中华民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国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不宜不用。他们还从简化角度认为，九字简化为七字，七字还可以简化为四字。就用“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国名，也很好。

一种意见，是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作为新中国国名。理由是：这个国名，节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译自英文“Republic”，而“Republic”与“Democracy”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这个国名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这个国名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还可以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对于上述四种意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都很重视，并且决定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小组会议研究此事。新中国建国在即，第四小组的会议也马上召开。在会上，张奚若明确表示：“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因此，他认为与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第四小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根据上述讨论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暂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该组织法草案中，就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第四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尊重。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这里所用国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于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董必武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作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这个意见，被绝大多数会议代表所接受。在此情况下，新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在提交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又加一个简称“中华民国”，并且用括号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