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事件》

 

【基本信息】

作者：完颜亮 编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6月

【内容简介】

开国前后，共产党人面临着从革命军事斗争到新中国建设的历史任务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一代领袖的决策令人拍案叫绝。

中国共产党人以胜利者的自信、卓绝的智慧、雷霆的手段、开放的胸怀，一方面悉理政事，使中国充满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魄，涤荡河山，内除顽匪，外御强敌，维护国家统一。同时，镇压心怀鬼蜮的破坏分子，清除贪腐蛀虫，维护国家稳定。正所谓“文治”、“武功”双峰并峙，而本书以生动的文字和珍贵的历史图片，真实地再现了这段精彩的历史。

【作者简介】

完颜亮，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从事国史、清史的研究和写作，曾任编辑，现为某公司文案策划。国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雷锋：一座时代的灯塔》《王进喜：一个朝气蓬勃时代的象征》《险些被埋没的英雄王杰》《焦裕禄：县委书记的榜样》《时传祥：宁愿脏一人，换来万家净》《陈景润：醉心于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戏比天大的豫剧大师常香玉》《孔繁森：领导干部的楷模》《邓稼先：隐姓埋名三十年的两弹元勋》《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好战士》《张秉贵：“一团火”精神光耀神州》《钱学森：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史来贺：农民心中鲜红的旗帜》《毛泽东与新疆的和平解放》等。清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王府的前世今生》《康熙的大墙》。

 

【目录】

第一篇 新中国标识诞生记

第一章　共和与民主：中国的新名字

国名费斟酌

命名红色政权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各界热议新中国国名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四种意见

是否使用“中华民国”

第二章　五星红旗：中国的颜色和格调

谁绘出了首幅“五星红旗”

专家的三点意见和四类国旗初稿

较晚寄到的曾联松设计稿中选

张治中向毛泽东当面建言

五星红旗方案全票通过

对原设计稿的局部修改

第三章　海选不成找专家：设计国徽忙坏了梁思成和林徽因

中国共产党曾经使用的国徽

国徽“海选”

毛泽东的话确定了国徽设计方向

林徽因为主设计的图案看好

文人审美情趣行不通

国徽图案基本要素的确定

清华大学设计小组设计的国徽方案中选

第四章　前进，前进：《义勇军进行曲》

中国的第一首国歌始于清末

新中国要用自己的国歌

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毛泽东说：还是保持原有歌词好

《义勇军进行曲》在开国大典上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在“文革”中的命运

《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第五章　从北平到北京：共和国定都记

中共中央最早想定都哈尔滨

毛泽东把目光停在北平

“最好北平不要打”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第六章　纪念死者，鼓舞生者：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与建造

决定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

倾注毛泽东、周恩来心血的碑文

纪念死者，鼓舞生者

多种设计方案反复比较

为做浮雕，解放军被拉去做模特

精心选材、精心施工

 

第二篇 开国大典历史大揭秘

第一章　国旗飘扬：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何升起

天安门城楼里竟藏炸药

赶修升国旗的场所——天安门城楼和广场

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

彭真点将张致祥负责开国大典现场布置工作

李岩献计自动升旗

苏冶奉命制作升旗装置

午夜预演升旗

聂荣臻在升旗按钮前设岗哨

毛泽东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

第二章　万众瞩目：开国大典阅兵内幕

最初并没有在开国大典上阅兵的打算

聂荣臻、薄一波向中央提出要在开国大典上阅兵

周恩来决定开国大典举行大规模阅兵式

刘伯承、陈毅为杨成武解压

毛泽东说“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对参加阅兵者的选拔十分严格

练习走正步的步兵平均每人踢破了三双鞋

战车部队和骑兵的训练也十分艰苦

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空袭解除要照常受阅

受阅飞机竟是携弹飞行

长安街大点兵

四个梯队的战机实际上由17架飞机组成

“万国牌”武器亮相阅兵式

朱德说：从现在起我才名副其实

 

第三篇 下马治江山

第一章　收拾旧河山：开国前后毛泽东的几个经济决策

开国前夕，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受质疑

倚重陈云

“三年五年恢复，十年八年发展”

“四面八方”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吃”

“飞鸟尽，良弓变”

“不看僧面看佛面”

第二章　莫斯科之行：毛泽东首次跨出国门

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握住了机要秘书的手

当年毛泽东的一个夙愿

出访苏联之前的准备

穿过西伯利亚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首次见面

五个重大问题

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毛泽东

毛泽东发火了

“斯大林还是可以跟人家妥协的”

第三章　毛、黄经典问答：毛泽东的民主实践

“这是一件大事”

“不多不少则力量大”

“重视人民通信”

“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

“手掌是肉，手背是肉，不能有厚薄”

“我们要有气魄，不怕骂”

“包起来”和“招回来”

“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

第四章　少奇老亦奇：开国前夕的刘少奇

受毛泽东委托领导华北局

直接负责审看《人民日报》的大样

中央书记处的雏形

“少奇老亦奇”

天津之行

天津讲话被高岗抓住了小辫子

秘密访苏

斯大林赞赏刘少奇

刘少奇推辞斯大林敬酒

第五章　经济战线的“淮海战役”：陈云一战成名

周恩来向毛泽东推荐陈云

担任中财委主帅

要打一场经济仗

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陈云“撑死”囤粮资本家

争夺棉花市场

不法资本家操纵私人运输渠道，操纵上海商品市场

抑制通货膨胀之战

解决“两白一黑”，陈云再战成名

第六章　“国”之基本法：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突出民主，保留政协

率宪法起草班子下杭州

研究世界各类宪法

要有中国自己的特点

搞出了“四读稿”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搞宪法是搞科学”

第七章　“家”之基本法：《婚姻法》诞生记

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到《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王明为制定第一部《婚姻法》出过不少力

各阶层共同参与

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通过施行

 

第四篇 内荡穷寇外御强敌

第一章 剑指南中国：开国之际三战役

四野下中南

毛泽东对解放军作战方略的重大调整

“小诸葛”兵败衡宝

进军海南岛

四野王牌军木帆船摧敌立体防御

蒋介石寄望西南

毛泽东大手笔南线大迂回入川

刘伯承、邓小平强调二野各部要军政兼施，恩威并重

第二章 川西剿匪记：蒋介石“陆上台湾”的覆灭（上）

川西土匪十分猖獗

蒋介石要建“陆上台湾”

贺龙派兵进剿两县土匪

匪首勾结土司

争取阿坝藏区的“三雄”

华尔功成烈曾配合解放军剿匪

胡宗南与苏永和设诈降之计

政府工作组在黑水被软禁

天宝亲入虎穴

第三章 川西剿匪记：蒋介石“陆上台湾”的覆灭（下）

毛泽东要求贺龙研究乾隆两定金川

贺龙、邓小平亲定作战方案

动用新组建的轻装师和空军

马塘镇设“前指”

索观瀛投诚

打下麻窝

解放黑水

傅秉勋被捕后自杀

毛泽东说，黑水战役是军政双胜

蒋介石寄希望于马部土匪

双方都在拉拢华尔功成烈

白河再歼顽匪

捉住匪首

第四章 饮马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过程全观察（上）

美军大举压境，金日成急修书求救

斯大林给毛泽东写信，请求中国直接派兵入朝

毛泽东一开始在出兵朝鲜问题上十分犹豫

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力劝中国出兵

毛泽东对出兵朝鲜问题考虑得很多

毛泽东说了一段很有分量的话

彭德怀说：“迟打不如早打。”

毛泽东曾经考虑了出兵朝鲜的限度问题

聂、潘会谈后，周恩来讲了那句著名的话

三八线成为中国出兵的警戒线

第五章 饮马鸭绿江：抗美援朝决策过程全观察（下）

中央原定粟裕领军入朝

对于入朝作战，林彪态度消极

点将彭德怀

林彪“装病”、“拒不入朝”的说法并不准确

苏联一开始不肯出动空军 

苏联在出动空军方面反反复复

毛泽东说：“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

毛泽东送毛岸英入朝作战

毛岸英牺牲后，毛泽东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

 

第五篇 西藏、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

第一章 布达拉宫之春：毛泽东与西藏的和平解放

“驱汉事件”的发生

回击分裂主义分子

毛泽东考虑经营西藏的四个原则

下决心发起昌都战役

消灭藏军主力后仍然贯彻和平解放的方针

团结西藏上层

西藏上层发生分化

毛泽东坚持解放军进驻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

第二章 润公再请文白：新疆和平解放

中山狼盛世才对共产党大开杀戒

反分裂，一野挺进大西北

斯大林建议中共向新疆大批移民

毛泽东与新疆“三区”领导人直接联系

毛泽东亲自请张治中出面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毛泽东派邓力群到迪化

陶峙岳遣走叶成等人

陶峙岳通电起义，新疆和平解放

 

第六篇 防灾患于未然

第一章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毛泽东治水患

毛泽东看到一份电报后，不禁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接连写了三个批示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荆江分洪，堪称世界水利工程史奇迹

毛泽东一直想驭马考察黄河全程

第二章 除恶务尽：大镇反

毛泽东批干部心慈手软

毛泽东说：“除恶就是行善”

稳、准、狠

镇压反革命，要运用法律武器

清理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对“杀”字十分慎重，亲自创立了“死缓”刑名

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实行人道主义

反“潜伏”

第三章 城狐社鼠毁基业：大力反腐败

我们不当李自成

高岗向毛泽东举报党内贪腐问题

发起“三反”斗争

毛泽东坦言：全国要枪毙一万至几万贪污犯

毛泽东元旦团拜会上的一席话令部级干部坐立不安

集中力量“打老虎”

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更多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三反”运动要“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进入“五反”战斗，毛泽东剥夺投机商的生存空间

施重典和搞团结，毛泽东理政张弛有度

第四章 新中国第一贪腐大案：刘青山、张子善的人生轨迹

家境贫寒，早年革命

当了大官，蜕化变质

不听忠言，一意孤行

东窗事发，双双被捕

案情严重，毛泽东亲自过问

是要他俩，还是要中国？

追悔莫及，保定伏法

第五章 一场风波：高、饶事件始末（上）

毛泽东曾救高岗一命

饶漱石的经历

毛泽东如何分析高、饶的关系

借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高、饶向刘少奇发难

毛泽东对高岗问题指示：“公开揭露！”

众人的批评与高岗的申辩

众人的发言和高岗的态度

饶漱石说：没有反刘少奇，只是对刘少奇不尊重

第六章 一场风波：高、饶事件始末（下）

关于高岗第一次自杀的三种说法

对高岗的批评仍在继续

周恩来亲赴东北说明高岗问题，与毛泽东商讨对高岗的下一步安排

“东北王”还是自杀了

华东局批饶漱石问题

高岗自杀之后，饶漱石在1954年底交出了书面检讨

毛泽东关于高、饶问题的结论性意见

饶漱石问题升级

饶漱石“文革”收监保命

参考资料

 

【章节选读】

第一篇　新中国标识诞生记

第一章　共和与民主：中国的新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称谓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总是令爱国者感受到一种激情。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的确定，经过了怎样的斟酌，其间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国名费斟酌

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都要确立一个符合国家性质的国名。国名是一个国家的标志，是对内行政及对外交往的原始标识，因此，对于用什么样的国名，古代的国君很重视，近代国家的元首也很重视。筹建新中国的中共领导人也是如此。

在中国近代，如果从晚清说起的话，清朝所用国名，就是“清”，史称“清国”，后来也有人称之为“大清帝国”。但从晚清一再丧权辱国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实在有点名不副实。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民国初期，所用国名为“中华民国”。但中华民国是军阀统治，各派军阀各自独立，形成“诸侯割据”、内战不断的局面，所谓“中华民国”也有点名不副实。蒋介石统一中国后，仍然沿用“中华民国”国名，因为这个国名是与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用的国名。

1948年，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中共的人民军队推翻国民党统治势所必然。这一点，无论是共产党一方，还是国民党一方，无论是当时的社会军政要人，还是普通百姓，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毛泽东当时预计到，在1949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建立一个新中国。随着这个预期的临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也开始考虑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名问题。

新中国取一个什么样的国名好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广泛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征求参与新政协创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通过与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谈话等方式，征求了他们关于新中国国名的意见。根据参与创建新政协的多数代表的意见，新中国一定要取一个既能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有区别，又能够更好体现新中国人民政权性质的新国名，但他们一时还提不出具体的意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同时，内部也在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他们也回忆起中国共产党创建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时所用过的国名。

 

命名红色政权

20世纪30年代，中共的人民军队，创建了许多块革命根据地。为了表现人民政权的独立性，表示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根本决裂，并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与国民党领导的政权区别开来，共产党领导人民所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实行独立国名制。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是归共产国际领导的。所创建的革命政权，也是模仿苏联的苏维埃体制。因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决定，用“苏维埃”一词称谓国名。但是，为了与苏联等国区别开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又想到，要在“苏维埃”前边，加上“中华”二字。这样既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又能体现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光是如此也不行。中国是地域辽阔的国家，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许多阶级和阶层，到了中国近代，人民又普遍赞成共和，“共和国”这三个字，可以说深入人心。因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为，还要在国名中加上“共和国”三个字，这样才能切合民众需要，更有号召力。

于是，当年在中央苏区，共产党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为国名。1931年11月，中共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任主席。虽然当时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只占全国领土的一小部分，但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不仅限于代表共产党领导的地区政权，而是代表全中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一定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统一全中国的苏维埃国家，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全中国的国名。

但是，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共产党认识的深化，这个国名也在发生变化。1935年12月，毛泽东认为，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并且企图灭亡中国，已经使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一定变化，中国绝大多数人是要抗日的。为了团结绝大多数人抗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名，也应当有适当调整。根据这一点，他提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同意，在国名中加进了“人民”二字，成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全称。

无疑，“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已经与苏联的国名有很大不同，也与国民党政权的国名根本不同。后来，中国共产党还使用过“工农共和国”的国名。实际上，“工农共和国”就是“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因为“苏维埃”本身就代表工农专政的意思，而且工农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人民的主体，也是中国革命的主体，用“工农共和国”简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是适当的。

当日本侵略者加紧侵华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更广泛的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后又将“工农共和国”的国名改为“人民共和国”。毛泽东曾解释说，过去，我们提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没有错。现在，我们要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抗日，要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我们的事业是代表全民族的，用这个口号，是为了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帝反封建的势力一致抗日。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中国共产党又把国名改为“民主共和国”。这样做，是为了反对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一党专制。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位于边区，是统一中国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提出的国名，是共产党所主张的全中国的国名，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策略，是同国民党专制统治斗争的手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也是对将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人民民主国家性质的论述。毛泽东在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现阶段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将来建立的人民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实行工农联盟，有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多个阶级参与的政权。新民主主义社会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现在革命的最初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样的共和国，既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那样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根据这个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所创新的成果，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来要建立的新国家初步定名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由于当时尚处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中国共产党只是把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长远奋斗目标，而没有正式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只是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把它作为对未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目标的表述。如，“我们将来要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

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作为将来要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名，但这种提法已经在一些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电中使用过，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新中国的认识水平，也说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述，已经为后来给新中国取国名打下了一定基础。

 

“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947年，相对于国民党军队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占优势，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反攻的阶段，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947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新中国。他在为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公开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纲领：

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对将要建立的新国家进行政治性质上的表述，其中包含了新中国的政治含义。这个表述的核心是人民民主。当时，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光对于“民主”二字十分重视，而且对于民主的实质也十分重视。从当时的共产党内文件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认定，未来建立的新中国，一定要是民主的，国名也应该有“民主”两个字。

正是从人民民主这个基本点出发，毛泽东曾经在不同场合下对共产党即将建立的新国家的国名作了表述。表述中，毛泽东十分突出的是“民主”二字，这是此前中国共产党使用的国名中所没有的。当时毛泽东表述新中国国名的全称用语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点在毛泽东于1948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表述得最明确。在这个文件中，毛泽东两次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词。他写道：

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

这段话括号里的字，就是毛泽东两次表述新中国国名的话。十分明显，当时毛泽东已经考虑，即将建立的新中国，要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

1948年3月20日，毛泽东对建立新中国的大体时间作了预计。他在当年他亲笔起草的《关于情况的通报》一文中说：

本年内（指1948年——笔者注），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在本年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选举蒋介石当了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了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其时机大约在1949年。

时间很快就进入1949年。开年第一天，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名，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词。他写道：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当时，毛泽东多次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词表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名，显然不是即兴之语，而是有当时的政治背景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就是领导全国人民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推翻旧政权之后，我们所要建立的新国家，应该是与专制对立的，是民主的。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要团结一切反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力量，要团结这些力量，中共就要实行民主，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必然也完全延续这一民主的特质，是在人民民主基础上建立的政权。因此，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称呼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显然是中共中央高层的统一认识。但是，由于新中国尚未建立，毛泽东的这个表述，仍然不算是定案，还要在广泛征求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再最后确定。可见，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表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名时，也特别强调“民主”。

确定新中国国名，还要考虑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基础，体现新中国的经济特征，对此，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当1949年四五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势如破竹之势进军全国，在占领南方大部分地区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建立新中国的具体问题。此时，毛泽东在对新中国的经济形态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又对新中国的经济形态作了表述。他认为，我们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将由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构成。从此点来看，毛泽东筹备建立的新中国，在经济上也是公私并存的，在发展和管理经济方面，也要实行民主。在这种经济形态基础上建立的国家的国名，有“民主”二字，是合适的。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准备将“民主”二字写进新中国国名表述语，已经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了。但这仍然不是最后确定的新中国国名。

 

各界热议新中国国名

1949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城郊双清别墅。对于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名的考虑，已经提上日程。

自然，这是作为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毛泽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虽然此前毛泽东使用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一词来称呼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名，但这毕竟不是定案。现在新中国即将诞生了，要确定新中国国名了，他不能不再次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也要广泛征求党内外的意见。新中国要体现民主，在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国名问题上广泛征求意见，也是体现民主。

当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在考虑新中国国名问题。但这些中共中央领导人大体上还是主张以“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新中国国名。这一点体现在他们当时的一些讲话中，也体现在当时他们起草的一些电文中。

与此同时，许多反对国民党统治、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新中国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以及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也在考虑这个国名问题。

对于新国名，众多参与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有的方案简化一些，最简化的就是用“中国”两字；有的方案则用字很多；有的方案则有十多个字，把中华、民主、联合、人民、共和、新民主主义等词全部用上。但总的看来，当时大多数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赞成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称谓的。正是由于大多数人都赞成即将建立的新中国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因此，中共中央把这作为一个基本倾向性意见，在许多文件中公开使用。例如，在1949年6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布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各小组名单时，就有这样的字样：“第四小组（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当时，中共中央对于这个新国名的解释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不渝的追求。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到“人民共和国”、“民主共和国”口号的相继提出，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发展阶段的形势与任务相适应的。不过，我们党关于新中国政权性质和阶级基础的认识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人民民主的共和国”，“这种共和国的彻底完成，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有可能”。这也决定了新中国国名的基本走向。而使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名，也成了参与创建新政协多数代表的意见。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一次会议的致辞的最后，喊了三个口号，其中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关于新中国国名的四种意见

1949年6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分为六个小组，分别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诸项事宜。

会议一开始，代表们就新中国国名问题发表意见。意见主要分为四种。

一种意见，是主张新中国的国名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种意见，主要是延续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此前对于新中国国名的表述，基本依据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一种意见，是从简化角度提出的，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国名，可以简化为七个字，去掉“民主”二字，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作这样提议的代表人物是张奚若，他的理由是：“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两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人，它已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了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两字重复一次了。”张先生还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有几位老先生也认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

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用“中华民国”为新中国国名。提出这种意见的人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创立的，已经使用了38年，在中国民众中有广泛基础，一战、二战中，中华民国都是战胜国，这个国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不宜不用。他们还从简化角度认为，九字简化为七字，七字还可以简化为四字。就用“中华民国”作为新中国国名，也很好。

一种意见，是提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作为新中国国名。理由是：这个国名，节略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的“共和”，而保留了“人民”和“民主”。其词源依据是，汉语中的“共和国”，系译自英文“Republic”，而“Republic”与“Democracy”原无实质区别，也可译为“民主国”。这个国名也可以简称为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这个国名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时还可以改为“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对于上述四种意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都很重视，并且决定召开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小组会议研究此事。新中国建国在即，第四小组的会议也马上召开。在会上，张奚若明确表示：“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因此，他认为与其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过第四小组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人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根据上述讨论意见，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召开三次会议，并在征求一些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写成了政府组织法的草案初稿。暂时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8月17日，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该组织法草案中，就使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

第四小组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尊重。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邀请新疆代表参加新政协，在给阿哈买提江的电文中使用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名称。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阐述党的性质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这里所用国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前，周恩来于9月7日向政协代表作了《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其中就国名问题解释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因此，我们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2日，董必武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拟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组织法草案的总纲作了几点说明，第一点就是关于国家名称的问题。董必武说：“本来过去许多人写文章或作演讲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它有确定的解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这个意见，被绝大多数会议代表所接受。在此情况下，新政协筹备会向大会提交的几个文件中，原来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均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考虑到另外一些人的意见也不无道理，在提交政协讨论的《共同纲领》草案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又加一个简称“中华民国”，并且用括号括起来。

 

是否使用“中华民国”

就在开国大典前几天，《共同纲领》草案的一些代表提出，用简称“中华民国”不好，要去掉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已经把“中华民国”搞得威信扫地，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有本质区别的，现在不宜再用这个国名简称。但有人则提出，仍应该用这个简称。他们的理由是，“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新中国应与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有一种延续关系。“中华民国”国名使用了38年，在普通民众中已经形成习惯了，应该用这个简称。提出这种意见的，是对辛亥革命有很深感情的人。

会上出现了这两种不同意见。而此时是9月25日，距开国大典日子已经很近了，确定新中国国名迫在眉睫。但是，毛泽东仍从容淡定，并没有立即下结论。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决定，由中共中央出面，再召集一些重要人物开会研究新中国国名问题。由于时间紧迫，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后决定，第二天就召集这次座谈会，周恩来、林伯渠受毛泽东委托，以邀请各位民主人士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出席午宴并商讨重要问题的方式出面召集，拟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名单连夜确定，并且连夜送出请柬。

9月26日，接到邀请的三十多位民主人士齐聚六国饭店。周恩来、林伯渠受毛泽东的委托召开的座谈会顺利举行。在与会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请他们来，主要是讨论新中国国名是否要用“中华民国”，是否简称为“中华民国”的问题。

座谈会一开始，周恩来就开门见山。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除几个人外，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新政协筹备会上有代表提出，还要用“中华民国”作为国名。有的代表则不同意用。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

首先发言的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黄炎培。黄先生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算是辛亥革命的老人了。他提出，国名还是留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好，理由是：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紧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名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这位辛亥革命的老人委婉地表达了她的意见。

黄炎培和何香凝的意见，基本上是代表保留“中华民国”国名的。他们也知道，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是与过去的“中华民国”不同的，但是，他们对于辛亥革命，对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感情很深，希望新中国国名能保留一点那个时代的标记。只是他们表达自己意见的方式比较委婉。

参加会议的另外一些人则反对保留“中华民国”国名简称。接着黄、何二位的话头而发言的，是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群众对这个名称没有好感，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司徒美堂发言，他说：“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则绝对无好感。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名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要什么简称。”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言说，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教育学家车向忱发言说：“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老百姓是不是反对呢？我看不见得。就是老百姓不适应，也是个教育的问题。”中国民主同盟会主席张澜发言，主张去掉“中华民国”简称。陈叔通也赞成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法律学家沈钧儒发言说，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名，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民主人士张元济发言，也表示赞成去掉“中华民国”简称的意见。

经过大家讨论，多数人的意见是不要用“中华民国”国名，也不用简称。周恩来最后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做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继续开会。这已经是新政协会议第六天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主席团常委会把国名问题拿到代表中讨论。

与会绝大多数代表不赞成用“中华民国”国名，也不赞成用“中华民国”简称。而且持这种意见的多数是来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代表。有的民主人士的反对意见很激烈。有的人说，难道说我们以后还要喊两个口号，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一个是中华民国万岁？难道我们以后在公文中还要用两个纪年，一个是公元纪年，一个是民国纪年？

经过代表们的认真讨论，绝大多数代表赞成新中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不赞成用“中华民国”，也不赞成国名简称为“中华民国”。过去坚持用“中华民国”国名或者至少用简称“中华民国”的人，思想上也想通了。他们在和与会代表的讨论中，进一步认识到，现在我们要建立的新中国，与过去的中华民国，性质完全不同，不宜再用“中华民国”的国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赞成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

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国名得到最终确定。新政协决定，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写进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正式公之于全世界。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以洪亮的声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