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

第一章 有关老龄社会与和谐社会关系的理论解释

第一节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处变不惊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峻形势，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才能做到有备无患，立足于不败之地；但是，仅仅基于中国已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多、增长快，老龄化、高龄化等把人口老龄化的形势说过头，甚至认为中国老龄化和高龄化程度之高是世界之“最”，就容易造成一种过分悲观情绪，不利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划分出老年型人口、老龄社会、人口发展是沿用过去西方树立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在今天看来并不标志是一个严峻的人口问题。现在流行作为老龄社会的界定，是根据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把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7%作为老年型人口标准，那时讲的只限于发达国家。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大会，把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在内，把60岁及以上人口定为老年，有的学者就把老年型人口折换成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定为老年型人口或老龄社会，也有人称为老龄化社会。由于老龄社会必须设有一个进入门槛数量界限，而不在于说明该人口是一个连续年龄增长的过程，称为老龄社会似乎比老龄化社会更为准确。

我国现在使用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是西方国家56年前界定的老年型人口标准。那时候大多数发达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不到70岁，全球只有瑞典、挪威、丹麦、冰岛、荷兰5个国家能够进入70岁“俱乐部”，而今发达国家预期寿命达到80岁。按既定的标准，进入老年型人口的国家已达90个，只有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不包括在内，预计到21世纪中期也都将进入人口老年型社会。2012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把40～70岁的死亡定为过早死亡。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前总干事布伦兰特夫人指出，在20世纪，人类平均寿命增长30岁，而增长主要在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后半叶，即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增长了30岁，2010年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是73.5岁，其中上海、北京等地已达80岁。现在仍然还在使用56年前国外界定的老年型人口标准，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门槛，大有商榷的余地。甚至有人认为，这是联合国的规定，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界定是联合国1956年出版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的作者在序言中提出的，作者本人也说这个界定是武断的，并没有经过广泛讨论，更不是联合国的决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寿命的不断提高，这个老年型人口标准，现在看来是很低的，像法国在19世纪中就已经达到了。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早已超过。到20世纪末，世界人口平均来说已经是老年型人口了。我国按这一标准进入老龄社会，没有必要震惊，但它作为一个里程碑，引起全党全民重视老龄人口问题和未来的严峻性是无可厚非的，但应该处变不惊。

一、科学认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处变不惊

进入21世纪，我国按60岁以上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达到10%的标准，被认为进入老龄社会。从2011年起，新中国成立后高出生的人口开始鱼贯进入老龄期，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人口老龄化，有人忧心忡忡。国外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发展的致命伤。那些敌视中国和平崛起的人甚至断言中国要栽在人口老龄化上。

人口老龄化是否是中国难以承受和无法摆脱之痛？为此，首先要有科学认识，认识了必然，才能自由，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愈来愈高。人口老龄化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概莫能外。不同的只是老年人数多少，老龄化出现的早晚，程度的高低和持续时间的长短不同。人类科学认识人口老龄化，至今不过半个多世纪。首先，出现人口老龄化的是西欧发达国家，如法国、比利时等。其后，遍及所有发达国家，如德国、日本等。随后也出现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中国在世纪之交也进入老年型人口。如果按世界第一本研究人口老龄化的著作《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经济社会影响》（1956，联合国）中规定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7%（后来有人折算为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10%）视为老年型人口的标准，进入21世纪后，全球人口平均已经开始老龄化了。预计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在21世纪中叶都会进入老年型人口。按现行通行的标准，老年型人口是今后人类社会的常规现象，没有什么可怕的。

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出生率下降、人类寿命延长（或说死亡率下降）。人类出生率、死亡率长期以来都处于很高的水平。经历了农业社会直到进入工业社会后，生产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交通运输发达，科学技术进步，医疗卫生事业改进后，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开始迅速增加。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及社会进步，人类对自身生产认识提高，出生率开始下降，经过一个时期后,开始人口老龄化，并逐步加快。人口老龄化伴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又进一步提高。在日本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今天60岁以上人口和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4和1/5；到21世纪中，平均达到1/3和1/4已很难避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出生率高、死亡率开始下降，人口进一步年轻化。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由1953年的4.4%下降到1964年的3.6%，是当时全世界人口增长最快，人口最年轻的国家之一。鉴于人口的高速增长，1970年以后我国在城乡开展计划生育，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我国采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人口高出生得到有效遏制，生育率开始迅速下降。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由1982年的4.9%，到2000年达到7%。我国开始进入老年型人口，成为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之一。

我国人口老龄化快主要是由于生育率迅速下降。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我国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自觉选择。选择了生育率迅速下降,就等同于自觉选择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我国国情，认识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口过快增长，已严重妨碍我国迅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经过权衡利弊得失，中国宁可选择加速人口老龄化而不选择人口过快增长，因为那时人口已达10亿。新中国成立后两个人口高峰叠加起来正蓄势待发。如果不严格控制，每年增加人口2000万～2500万，持续二三十年的惯性增长很难避免，这对中国经济发展，诸如就业、吃饭、教育、健康和环境等各个方面更为严峻。如果我们能成功地较大程度地降低生育率，就能争取到最宝贵的时间，利用低抚养比的机遇期（有人称人口红利）发展经济，这就能为应对早晚必然出现的人口老龄化，做好各种物质准备和制度安排。可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国自觉接受提前和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确实已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确实是利大于弊。

首先，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最担忧的是，我国今后要负担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有必要指出，我国庞大的老年群体并不是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造成的，而是我国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不推行计划生育，高出生人口存活下来的庞大老年人群，与计划生育无关。不管是加速或延缓人口老龄化，这个老年人群都已存在，并且必须由我国子孙后代负担，要供养好、照顾好，这是我国中青年的历史责任。另一方面，老年人口增加由于老年人健康长寿，这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成就，是人们普遍的追求，应该欢迎。不应成为担心、悲观的理由。

其次，不少人担心，我国人口老龄化提高过快，有人甚至认为是全世界最快、程度最高，到21世纪中将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按目前大多数国内外可信度较高的人口预测，都确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很快，但不是最快，到21世纪中不会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于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如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起步晚，到2000年才跨进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7%的门槛。现在，只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即或到21世纪中也不会超过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平均水平。过后，新中国成立后高出生人口形成的庞大老年人群逐步消弭。按照“十二五”规划“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老年人口规模就相对稳定。何况，从现在开始还有两三代人的时间来调整，正如恩格斯所说，在人口问题上我们的子孙比我们更加聪明。我认为要关心人口老龄化，但不必过度担心，自我造成一种悲观的情绪，这不利于科学发展。

其三，20世纪中，人类认识人口老龄化问题后，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担心。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在所有担心中，最现实可见的是担心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结构老龄化。人口老龄化的特点，是老年人口及其比例增长最快，快于劳动力人口和青少年人口。至于劳动力短缺到什么程度，如何来协调这个问题，不同国家情况各异。我国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劳动力总量不足不会影响我国生产发展。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相对不足始终是个重大问题。我国一直是个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业问题始终是社会建设的头等大事。从现在起，到21世纪中，我国按15～64岁为劳动力人口算，一直保持9亿～10亿的规模，就是按15～59岁来计算，也有8亿～9亿的规模；按联合国人口老龄化（1950～2050年）的预测，到21世纪中，我国劳动力比那时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人口总和还多1亿左右，是那时日本劳动力的18倍左右。我国在21世纪中以前，不是劳动力总量不足，而是结构性的短缺。这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利用问题。我国要抓住当前有利机遇期，把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可以从容应对。

人们普遍担心，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但是，我国“十二五”规划中生育水平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稳定适度的低生育水平，并非越低越好。预计我国青少年人口（0～14岁）在今后一个长时期保持平均2.5亿以上。按联合国预测，到21世纪中，中国青少年人口仍保有2亿以上，超过所有发达国家那时全部青少年人口的1.8亿。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仍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来补充劳动力队伍。也有人担心，人口老龄化会使中国失去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现在还言之过早。我国今后长期保持9亿劳动力，如果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仍将持续。依靠低端劳动力发展，绝不是我国长期发展的目标。

 其四，发达国家对人口老龄化普遍担心的是养老金的入不敷出，因为他们担心已建立起比较规范的社会保障体系受到冲击。他们的社会保障，几乎都是建筑在高税收、高福利的基础上运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一代进入老年期，社会保障体系已感受到严重威胁。各国都采取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和提高领取社会保险金年龄等对策。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出人口老龄化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如英国和法国延长退休和领取年龄、削减一些福利引发的大罢工，希腊、爱尔兰引发财政赤字等。事实表明，没有相应的经济增长，无法适应不断提高的老龄化。国内外学者对我国老年人快速增加，领取养老金人数增加，担心社会保险难以为继。这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经验和教训，必须吸收为我所用。我国没有社会保障传统，也没有高福利的压力。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国情和认识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后，开始建立的，具有中国特色。“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全覆盖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已考虑了西方国家老龄化的经验教训，在经济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基础上，我国与时俱进的社会保障体系定能应对人口老龄化。

其五，国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个老龄化问题，是对老年人的照顾和护理，特别是对不能自理或半自理老人的长期照护问题。发达国家大多依靠社会养老机构，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养老机构少，很难依靠养老机构来解决。我国传统上，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来照护，并且在法律上也明文规定。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家庭照护老年能力弱化的现实，我国只能走一条居家养老为主，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道路。这条道路能适应我国人口多、老年人多，通过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社区开展生活服务业和小型微型企业，创造适合中老年人的劳动岗位，也能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一举几得。这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优点和特点。我国依靠党政主导，加强领导，加大投入，社会参与，群众积极行动，包括自主创业，志愿服务等，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长期护理难题，各地已创造出很多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