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大国崛起》

论限购

房地产限购的本质就是局部性的资本管制，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有效甄别消费者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机制。房地产限购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比传统的调节手段更为有效，但其成本也十分明显，即它阻碍或推迟了部分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财税改革，改变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建立公共性住房的融资、建设、管理机制；借鉴德国、新加坡等国经验，合理调节投资需求。这三条做到了，房地产限购也就具备了退出的条件。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心目中，限购是大逆不道、倒行逆施、离经叛道的经济政策。的确，限购让大家很自然地回想起计划经济时代，回想起凭票购物的时代，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限购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笔者的主要目的是从经济学的学理上分析限购的本质、理由、适用性及其后果，以求比较系统、精确地讨论问题。

限购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限购？其本质是什么？限购指的是在市场上对买方或者投资方的数量进行限制，其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干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数量限制的方式比完全市场化自由买卖（即出价高者得）来得更合理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即，必须定义什么是合理。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选择函数（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它演变为社会福利函数），以下第一种限购理论的讨论如果仅仅使用帕累托改进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会涉及各人之间的福利或效用比较。我们的分析采用消费者效用之和极大化这个相对常用的社会福利函数（所谓功利社会福利函数）。也就是说，我们的判断标准是消费者效用之和是否最大。事实上，只要采用涉及人际间福利（效用）比较的社会选择函数（极端的情况是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它是定义在最低福利的人的福利之上的），第一种限购理论都应该定性地成立。但是，如果采用哈耶克等人所认同的个人意志主义（libertarian）的社会选择函数，第一种限购理论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个人意志主义的社会选择函数要求社会选择不能违背任何个人的偏好，而限购短期内显然是违背了部分人的利益和偏好的。限购的第二个理论是基于长期经济表现，所以如果辅之以一些技术条件，用帕累托改进的标准原则上就够了，不必考虑个体间福利比较。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函数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不是一个规范问题。任何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函数都是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因素综合影响所形成的，并不是单个学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林林总总的证据表明，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选择函数似乎不是罗尔斯主义也不是个人意志主义。而功利社会福利函数是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情况，所以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如限购）至少在定性意义上是符合社会共识的，是应该可以被社会接受的。

传统限购逻辑三要素：短缺、收入差距过大、特殊需求

限购的传统理论是收入差距大，同时，限购的产品出现了供给不足，而且该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边际效用下降较快），或者该产品在各个消费者之间效用差距极大。另一个产品是其他普通产品，其边际效用是常数。这个理论在经济学界应该不必太多解释，也没有太多争议，有点类似博弈论的百姓定理（Folk Theorem），结论都知道，表述和证明各不同。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的情形是这样的。设想社会由两人组成，其收入不均。如果粮食供给充足，低收入者有足够收入，于是，两位均以市场价消费粮食，以至各自都达到一定的粮食消费量，余下收入消费其他产品。因此，每人的粮食边际效用均等，粮食的分配达到效用之和极大化。而假如粮食供给非常不足，远远达不到以上的粮食消费量之和，这时，如果继续按照市场原则分配，粮食价格会飙涨，收入低者倾囊消费于粮食，其消费量还是比不上高收入者。于是，低收入者粮食消费的边际效用明显大于高收入者（即更加饥饿），社会福利没有极大化。现在如果引入限购，即每人限量购买一半的粮食供应量，此时粮食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结果会是拉平粮食消费，拉平边际效用，使得社会福利极大化。注意，如果收入是均等的，那么即便不限购，粮食消费也会平等，社会福利也是极大化的。所以，凭票供应，如粮票制度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收入不均。

第二个例子是挽救生命的高端医疗服务。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可以延长乃至挽救生命的医疗技术。但由于是新技术，其供应往往短缺，这些也是高成本的医疗技术。假设每个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即大家对延长生命所赋予的效用是一样的。如果按照价格机制分配的话，那么，高收入者得到的更多。现实情况往往如此，但不是社会福利极大化的。后者要求限制对高端医疗服务的消费，不是出价高者得，以此拉平消费，均等边际效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办法很多，比如用排队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限购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第三个例子稍微与众不同一些，模型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美国在越战时期的强制征兵制度。当时的办法就是按照出生年月抽签。笔者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时的一位同事罗杰·戈登（Roger Gordon）不幸被抽中，当过兵，但他有一技之长，在军乐队吹单簧管，没上第一线。因此，他对征兵问题感受极深。笔者与他以及清华大学同事白重恩曾经合写过一篇文章。该文是谈经济改革中的税收问题，原本与征兵无关，但写作过程中，罗杰特别谈到征兵问题，随后以此为灵感创造了模型。笔者和白重恩开始略感突兀，但还是欣然接受。该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使用市场机制，逃避征兵的指标会有个价格，那么，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花钱逃避征兵，低收入家庭则做不到，至少当时银行不会为此借钱。这种分配方式很显然不是福利极大化的。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对征兵的厌恶感可能还高于高收入家庭，比如罗杰的家庭收入不高，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学者，特别不喜欢军营生活。于是，市场机制会导致如下的扭曲现象，即，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征兵，而他们被征兵的负效用明显大于逃避征兵的富家子弟的负效用，因为他们收入低，不得已还是得当兵。因此，即使不考虑道义问题，仅仅是从经济学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按价格机制来购买逃避征兵义务的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相对而言，限购（在此是指不许购买）之下，社会福利来得更好。抽签是一个替代办法，它让每个家庭以同一概率避免征兵，有钱也买不到避免征兵的指标。事后来看，罗杰本人虽然运气不好，不幸被抽中当兵，但他还是认为抽签比自由买卖指标要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