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大国崛起》

【基本信息】

作者：李稻葵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6月第一版

【内容简介】

金融海啸、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北非动乱……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乱世。中国的崛起只能在这个乱世中谋求。

乱世如何崛起？这是本书所关心的核心话题。

作者以宏观视野解读当下乱世的世界格局与中国的应对。从多个角度对现在与未来的中国经济关键问题做了犀利剖析，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作了大胆的思考与预测。

作者睿智地指出中国的崛起根本在于自身站稳脚跟，务实地调控经济运行，坚定地推进改革，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改革。

【作者简介】

李稻葵：北京出生，湖南、江西农村长大，祖籍安徽凤阳。长江学者，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金融系主任。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委员会委员。198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遂赴美留学，师从科尔奈，施莱法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马斯金，攻读比较经济制度与公司金融，1992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先后任教于美国密西根大学及香港科技大学。曾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会长。

【编辑推荐】

今天的世界是名副其实的乱世：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

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繁如乱麻，危机蓄势待发。

中国如何在乱世中谋求崛起？

不管我们想不想、要不要，国际格局正在变化，而我们也只能接受这一事实，并努力将其转变为对崛起有利的客观环境。

当前世界经济的不平衡恰恰是中国经济大力改革调整，争取长期稳定繁荣发展，从而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历史良机。

乱世之中，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认真研究国际运行的基本规则，用规则改变格局，让格局改变规则。

【目录】

自序  乱世崛起的慎思 

第一章  乱世须预判

欧洲债务危机：预判与对策

世界经济下一轮危机在哪里？

世界经济下一轮是货币危机

富国、穷国和中国——当今世界的新格局

资产泡沫是全球经济回暖的必修课

“西方危机时代”的忧思：严阵以待更为严峻的国际环境

从“占领华尔街运动”看中国入世第二个10年的国际环境

达沃斯观察：“西方危机时代”大国博弈新格局

危机中国际金融高层如何看待中国 

第二章  调整宜务实 

宽财政、紧货币——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宏观政策取向

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条件、时机与方式

GDP增速、房地产、货币信贷：中国经济需要三个“软着陆”

“西方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与房地产业发展

论限购

房地产需要“软着陆”

流动性过剩：根本在于增加高质量资产的供给

扩库容，稳水位：疏堵并举，应对“热钱”

如何应对复杂国际环境下的通货膨胀

青春期的中国汽车产业必须头脑清醒

第三章  改革必坚定 

把改革搞对——中国30年经验对经济学的贡献

新中国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来自渐进式大规模制度改良的宝贵经验

改革是科学发展之本

超越日本后的中国经济：启动大国战略，杜绝“日本病”

守住底线，大胆改革，积极应对“西方危机时代”全球经济新格局

“西方危机时代”亟须做什么？二次房改！

调整收入分配：要真改革，不要瞎折腾

个税改革亟须新思维、大思路

大胆改革，破解民营经济“老三难”

第四章   崛起需谋略 

经济总量当了老二，更应韬光养晦

论战基辛格启示录：化解西方猜疑是中国崛起的必修课

欧债危机也是机遇，必须抓住

世界经济失衡是中国打破世界经济格局的最好机遇

以资本输出置换贸易顺差——解决中国与世界经济失衡的新思路

催生绿色产业：应对内需不足以及全球减碳压力的必然选择

以人民币国际化有力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人民币国际化要有明确的路线图

接近均衡的人民币汇率不应政治化

第五章  未来防风险 

展望未来10年的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未来10年风险预测

粮食、石油与金融：中国经济未来10年所面临的最大风险

严防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10年经济政策的底线

未来10年中国需要一场绿色产能革命

中国经济规模有可能在2020年超美国：大前提是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

 第六章  精神是根源 

中国与美国将是未来世界价值观的两极

21世纪有可能成为中国世纪——兼论大学的历史使命

论限购

房地产限购的本质就是局部性的资本管制，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有效甄别消费者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机制。房地产限购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在今天的环境下，它比传统的调节手段更为有效，但其成本也十分明显，即它阻碍或推迟了部分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必须进行全面系统的财税改革，改变地方政府的卖地财政；建立公共性住房的融资、建设、管理机制；借鉴德国、新加坡等国经验，合理调节投资需求。这三条做到了，房地产限购也就具备了退出的条件。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心目中，限购是大逆不道、倒行逆施、离经叛道的经济政策。的确，限购让大家很自然地回想起计划经济时代，回想起凭票购物的时代，所以，中国经济学界对于限购似乎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笔者的主要目的是从经济学的学理上分析限购的本质、理由、适用性及其后果，以求比较系统、精确地讨论问题。

限购的基本概念

什么是限购？其本质是什么？限购指的是在市场上对买方或者投资方的数量进行限制，其本质是对市场的一种干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用数量限制的方式比完全市场化自由买卖（即出价高者得）来得更合理呢？回答这一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即，必须定义什么是合理。为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社会选择函数（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它演变为社会福利函数），以下第一种限购理论的讨论如果仅仅使用帕累托改进的原则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会涉及各人之间的福利或效用比较。我们的分析采用消费者效用之和极大化这个相对常用的社会福利函数（所谓功利社会福利函数）。也就是说，我们的判断标准是消费者效用之和是否最大。事实上，只要采用涉及人际间福利（效用）比较的社会选择函数（极端的情况是罗尔斯社会福利函数，它是定义在最低福利的人的福利之上的），第一种限购理论都应该定性地成立。但是，如果采用哈耶克等人所认同的个人意志主义（libertarian）的社会选择函数，第一种限购理论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个人意志主义的社会选择函数要求社会选择不能违背任何个人的偏好，而限购短期内显然是违背了部分人的利益和偏好的。限购的第二个理论是基于长期经济表现，所以如果辅之以一些技术条件，用帕累托改进的标准原则上就够了，不必考虑个体间福利比较。

那么当今中国社会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函数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这是一个实证问题，不是一个规范问题。任何共识性的社会选择函数都是历史、文化、哲学、政治等因素综合影响所形成的，并不是单个学者的个人意志所决定的。林林总总的证据表明，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选择函数似乎不是罗尔斯主义也不是个人意志主义。而功利社会福利函数是这两个极端之中的一个情况，所以由此得出的各种结论（如限购）至少在定性意义上是符合社会共识的，是应该可以被社会接受的。

传统限购逻辑三要素：短缺、收入差距过大、特殊需求

限购的传统理论是收入差距大，同时，限购的产品出现了供给不足，而且该产品是生活必需品（边际效用下降较快），或者该产品在各个消费者之间效用差距极大。另一个产品是其他普通产品，其边际效用是常数。这个理论在经济学界应该不必太多解释，也没有太多争议，有点类似博弈论的百姓定理（Folk Theorem），结论都知道，表述和证明各不同。生活必需品（例如粮食）的情形是这样的。设想社会由两人组成，其收入不均。如果粮食供给充足，低收入者有足够收入，于是，两位均以市场价消费粮食，以至各自都达到一定的粮食消费量，余下收入消费其他产品。因此，每人的粮食边际效用均等，粮食的分配达到效用之和极大化。而假如粮食供给非常不足，远远达不到以上的粮食消费量之和，这时，如果继续按照市场原则分配，粮食价格会飙涨，收入低者倾囊消费于粮食，其消费量还是比不上高收入者。于是，低收入者粮食消费的边际效用明显大于高收入者（即更加饥饿），社会福利没有极大化。现在如果引入限购，即每人限量购买一半的粮食供应量，此时粮食需求下降，价格下降，结果会是拉平粮食消费，拉平边际效用，使得社会福利极大化。注意，如果收入是均等的，那么即便不限购，粮食消费也会平等，社会福利也是极大化的。所以，凭票供应，如粮票制度合理性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收入不均。

第二个例子是挽救生命的高端医疗服务。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可以延长乃至挽救生命的医疗技术。但由于是新技术，其供应往往短缺，这些也是高成本的医疗技术。假设每个消费者的偏好相同，即大家对延长生命所赋予的效用是一样的。如果按照价格机制分配的话，那么，高收入者得到的更多。现实情况往往如此，但不是社会福利极大化的。后者要求限制对高端医疗服务的消费，不是出价高者得，以此拉平消费，均等边际效用。要达到这个目的，办法很多，比如用排队的方式来解决。这也是限购的一种方式，因为有钱不一定买得到。

第三个例子稍微与众不同一些，模型稍微复杂一点。那就是美国在越战时期的强制征兵制度。当时的办法就是按照出生年月抽签。笔者在密歇根大学工作时的一位同事罗杰·戈登（Roger Gordon）不幸被抽中，当过兵，但他有一技之长，在军乐队吹单簧管，没上第一线。因此，他对征兵问题感受极深。笔者与他以及清华大学同事白重恩曾经合写过一篇文章。该文是谈经济改革中的税收问题，原本与征兵无关，但写作过程中，罗杰特别谈到征兵问题，随后以此为灵感创造了模型。笔者和白重恩开始略感突兀，但还是欣然接受。该模型描述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使用市场机制，逃避征兵的指标会有个价格，那么，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花钱逃避征兵，低收入家庭则做不到，至少当时银行不会为此借钱。这种分配方式很显然不是福利极大化的。因为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对征兵的厌恶感可能还高于高收入家庭，比如罗杰的家庭收入不高，但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学者，特别不喜欢军营生活。于是，市场机制会导致如下的扭曲现象，即，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被征兵，而他们被征兵的负效用明显大于逃避征兵的富家子弟的负效用，因为他们收入低，不得已还是得当兵。因此，即使不考虑道义问题，仅仅是从经济学福利极大化的角度来看，按价格机制来购买逃避征兵义务的办法也不是最好的。相对而言，限购（在此是指不许购买）之下，社会福利来得更好。抽签是一个替代办法，它让每个家庭以同一概率避免征兵，有钱也买不到避免征兵的指标。事后来看，罗杰本人虽然运气不好，不幸被抽中当兵，但他还是认为抽签比自由买卖指标要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