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外戚篡国农民起义
一 阶级矛盾的激化
封建王朝作为阶级压迫的机关，基本职能是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镇压农民使之服从。另两个职能是对外作战保卫国土和调节社会关系推进生产建设。三个方面能不能协调地实施往往是治乱兴衰的关键。汉武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对外作战胜利，却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激化。经济繁荣带来贫富差距的扩大。贵族高官地主富商积聚了巨大的财富，生产物质财富的农民反而陷于贫穷。连年作战取得胜利，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因向大宛索取善马不得，出兵数万人侵掠，遭到大宛人民的坚决抵抗，汉军伤亡惨重。汉武帝因怕兵败为外国笑，不听群臣劝阻，再发兵十八万，侵大宛。与大宛议和，获得善马数十匹，中等以下马三千余匹。出兵大宛完全是以强凌弱的侵略行径。为了几十匹好马，动用十几万兵力，前后三年也耗费了巨大资财。武帝在位期间不断有臣僚上书劝谏，不要再犯秦始皇不恤民力的错误。武帝晚年面对农民贫困的现实，也自知反悔。征和四年（前89年）向群臣公开承认错误，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今后有伤害百姓和浪费资财的事，都要停罢。”同年，又拒绝在匈奴边境屯田的建议，下诏休兵力农。诏中说到大宛之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随便加税）、力本农”。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赵过为搜粟都尉，专力管理农民生计和农业生产。
汉武帝在后元二年（前87年）正月病死，年七十一岁。死前立最小的儿子、八岁的弗陵为太子，继承帝位，为防止后家乱政，把弗陵的生母赵妃处死。诏命霍去病弟奉车都尉（皇帝的卫官）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车骑将军匈奴降将金日（音ｍì ｄī）、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同理朝政。弗陵（昭帝）在位十四年死，无子。霍光等立武帝曾孙询（宣帝）继位，年二十二岁。昭、宣时期，秉承武帝休兵力农的遗训，再行“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政，出现暂时的宁静。但轻徭薄赋只能减少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并不能限制地主豪商对农民的掠夺。朝廷无所作为，富豪的巧取豪夺，更加肆无忌惮。昭帝、宣帝及其继承者元帝、成帝时期，社会阶级矛盾不断激化，越来越严重了。
土地兼并汉初农村凋敝，轻徭薄赋鼓励农民开辟无主荒田，恢复了生产。经济发展后，农民开垦的田地，逐渐被地主购买或强占，转而出租给农民耕作。朝廷收地税三十取一，地主收地租十分取五。到期不能交租，作为债务，次年加倍收利息。地主低额交税高额收租收息，不费经营即坐享大利。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地主兼并土地成为风气。武帝时已有人指出，富人田连阡陌，穷人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以后，贫富差距越来越厉害。大地主可有田几百顷上千顷。史书记载，一个官员一次就买田四百顷。大地主兼并大片良田，成为本地的豪强，权势显赫，独断专行，地方官吏都不敢惹他。刚正的郡守敢于打击豪强，是载入史册的稀有的事例。
官商结纳汉初重农轻商，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经济发展后，经商容易发财，皇帝身边的近侍也参与经商。上行下效，各级官员贵族多经商谋利。汉高帝废除异姓王，只封宗室同姓王。异姓功臣子弟封为列侯，有一百四十三人，子孙世袭，收取封邑的租税。景帝、武帝改制后，王侯不能拥兵治民，王侯子弟却可以依仗权势谋利。他们结纳商人，非法参与商业买卖和高利贷经营。商人有王侯庇护，得以投机营利，高利放债，借债者不敢不还。汉武帝打击一批巨商，又有一批巨商继起。京师有姓名记载的资产一亿以上的巨商就有樊嘉等多人。洛阳、成都等地的亿万巨商也都有姓氏记载。无姓氏可考的富商分在各地，不计其数。他们有钱和王侯交朋友，无权而有势。贵族子弟和富商大贾也可以购置田产，称霸乡里。贪官受贿任凭驱使，清官想管也管不了。
奴婢激增地主兼并土地，高利盘剥。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被迫卖掉田宅去还债，沦为地主的佃农，又要遭受高租高利的剥削，最后是卖妻子以至卖自身为奴。地主役使奴婢耕作，叫做“田僮”。据记载，买一个田僮，只要一万五千钱。终身为奴，收获全归地主。买田僮比出租田地获利更多。富商大贾经营工矿等手工业历来以使用奴隶为主。自皇室贵族以至富商大贾也都买奴婢供家内服役或生产。元帝初即位，谏大夫（议事官）贡禹上奏说，当时朝廷的官奴婢有十万多人，每年耗费五六亿钱。各地王侯富商也有自己的私奴婢，数百人至千人。商业都会有奴婢市，奴隶与牛马一同出卖。全国各地奴婢的总数没有记载可考，但有关纪事说明，经济发展后，奴婢数量在迅速增长。农民破产、奴婢增多，扰乱了原来的生产秩序，也影响了朝廷的赋税收入，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大量奴婢的来源不同于奴隶社会的对外掳掠，主要是由于广大农民不堪沉重的剥夺，沦为奴婢。奴婢问题实质上还是农民问题。
汉武帝在位时，已有人对上述的各种问题提出改革的建议。武帝以后不断有人奏上各种建策。如限制王侯吏民占有田地和奴婢的数额，占田不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限王二百人侯一百人，民间不超过三十人。又如建议强令各地豪强富商迁徙到边境，脱离本地等等。这些建策出于良好的愿望但都不可能付诸实行，也不可能清除积弊。地主豪强、富商大贾、王侯子弟都拥有巨额财富，又相互结纳，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朝廷难以驾驭了。
二 外戚王莽篡国
皇权专制世袭制度先天的弱点是世袭的子孙未必都有能力治理国政。年幼的或无能的皇帝袭位，就要依靠母后扶持。太后倚用娘家的兄弟子侄等所谓外戚（外家亲戚），参与执政，往往皇权旁落。汉武帝不惜处死昭帝的生母，以防后患。但子孙世袭仍然不能避免外戚掌权。
汉元帝刘奭（音ｓｈì）死后，太子刘骜（音àｏ，成帝）继位，年已二十二岁。为太子时读儒家经书，为人谨慎但缺少才能。即位后生母王太后任命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这是武帝加给霍光的最高官称，总管朝政。王凤兄弟六人都封为侯。王凤死后，王氏兄弟继续执掌国政。王凤的侄子王莽，也封侯执政。成帝的继承者哀帝在位六年病死，无子。太皇太后王后立元帝孙九岁的刘衎（音ｋàｎ，平帝）为帝，以王莽为大司马。朝政统归王莽，实际上已篡夺了皇权。平帝在位五年，十四岁病死。王莽与姑母王后和幸臣们策划，先来扶立宣帝曾孙刘显之子刚刚两岁的婴孩做名义上的皇帝，王莽代行皇权。两年后，王莽正式即位做真皇帝。通告小皇帝说：“以前，上天保祐你的太祖传十二世，享国二百一十年。现在天意在我。封你为定安公，到你的位子上去吧！”宣布废去汉朝国号，另立国号“新”，年号始建国，这年为新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
王莽轻而易举地推倒汉朝，但新朝要得到民众拥戴，并不容易。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日益发展的豪强势力，不能没有应对的方略。王莽习读儒家经书，称帝前自比辅成王的周公，篡国后倡言恢复周礼。以周礼为依托，推行若干改革旧制的新政。
王侯削爵汉朝初年以来，宗室功臣子弟封为王侯，各有封邑，是新朝的威胁，也是改制的障碍。王莽始建国二年下诏，各地王侯一律把汉朝封授的印章交出，削爵为民。王侯无兵权，不敢不交。汉初封授的王侯有二三百人，经过二百多年子孙繁衍，推恩分封，已是千人以上的群体。削爵后仍然是结纳豪富、雄踞一方的豪强。
王莽依据周礼五等爵制，另行分封新朝的宗亲功臣，去掉王号，改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各有封邑，收取租税。受封爵者七百九十六人。
限制豪强豪强兼并土地、奴婢激增是严重的社会问题。王莽篡位后次年颁布诏令：“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诏书中举出强者占田千亩、弱者无地立锥的现实，改革的办法是恢复周朝的井田制。每个男丁占田不超过一百亩。八口男丁超过一井九百亩，要把多余的田交给乡里。没有田地的人，按此规制受田。诏书中所说的丁口，是自耕田地的农民，并不包括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在内，似乎是认为农民都有田可耕，禁止买卖，土地兼并便会自然停止。这当然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自耕农的土地，拿来平均分配当然也是空想。对于地主豪强占有的千万良田是否处置，成了文字游戏。奴婢更名“私属”也是文字游戏。贵族富豪占有成千上万奴婢并不禁止，只是有奴一口要交税三千六百钱，以后再不得买卖。从农民来说，出卖田地子孙以至卖身为奴是走投无路时仅有的生路。禁止买卖又断绝了这条生路。王莽的这道诏书颁布后，上下都反对，处处行不通，两年后不得不再颁诏书，说：“王田可以出卖，不算犯法。私下买卖平民，也都不管。”旨在限制豪强的改制，半途收场了。
工商六管王莽对工商业提出六项管理办法，称为“六管”。诏书中列举的六项中，盐、酒、铁、山泽资源等四项产业武帝时已归官营。但以后工商业者多有非法经营，王莽重行定制，收归官营。民间开采山泽要申报纳税。
第五项称为“五均赊贷”。“五均”的原意是指乐律五声的调节，用来比喻市场物价的调控，如调节五声高低那样，调控物价的涨落。赊贷出于周礼，指货物赊卖（缓付价）和钱财借贷。五均赊贷同属一项。大都会设市官，统管平抑物价（五均）、发放低息贷款兼管税收，以强化官府对市场的管理，抑制豪商的操纵。专设的市官称“五均司市师”（调节管理市场的专家），下设“交易丞”五人管理市场交易，“钱府”一人管贷款和税收。
“六管”的第六项是官府铸钱，严禁私铸。汉武帝时禁民间铸钱，朝廷统一铸造五铢钱历朝行用，很有信誉。王莽代行皇权时，说周朝有子母相权之制，另铸大钱，重十二铢，与五铢钱并行。称帝后又铸小钱五种，重一至九铢。旧五铢钱停用。又陆续铸造各种“刀布”（刀形铜币）、“宝货”（各种形制的金银铜币），多至几十种。行用不久，又不得不相继废止，只用大小钱。尔后，又停用大小钱，另造二十五铢的“货布”和五铢的“货泉”。七年之间，折腾了五次。每次废旧币用新币，富人和穷人都深受其害，造成大批农商破产，社会经济秩序陷于混乱。私铸钱因而更为流行，严禁而不能止，加重了混乱。
王莽所说“六管”是盐铁酒三项产业官营和自然资源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货币是社会经济的命脉，货币改铸失败，限制富商的改制全盘皆输了。
王莽篡国以来实行的新政，旨在消除结纳豪富的王侯，限制豪强兼并土地和豪商巧取豪夺。所谓“改制”并不是改变社会经济制度，只是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稍加限制和管理。但依托周礼措施不当，反而带来社会的不安和经济秩序的紊乱，受害最大的还是底层的农民。史书记载说，改制的后果是农商失业，百姓怨恨，户口减少。原来已经激化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一场农民起义的风暴终于到来了。
三 农民起义
王莽篡国七年之后，今湖北、山东、河北等地相继爆发了农民武装起义。起义者主要是贫苦的农民、逃亡奴隶和被治罪的刑徒。
新朝天凤四年（公元17年），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率领饥民五百人起义，附近农民前来参加，共有七八千人，进驻绿林山（湖北大洪山）聚集。地皇二年（公元21年），战胜来攻的官军。起义军发展到五万余人。次年，因绿林山大疫（传染病）流行，起义军出山，分道行进。西行军往南郡（湖北西部地区），号下江兵，北行军号新市兵。平林（湖北随县）人陈牧率领农民军响应新市兵起义，号平林兵。
天凤五年青州泰山农民百余人起义，以琅邪人樊崇为首领，一年之间即发展到万余人。附近东海郡起义农民前来会合，共有数万人。地皇二年，新朝大将景尚率官军来攻，次年，农民军反击获胜，杀景尚。王莽又派将军廉丹领兵十余万来攻，农民军杀廉丹。农民军战士以赤红色涂染眉毛作标志，号称赤眉军。对官军作战，接连获胜，声势大振，扩展到数十万人，雄踞黄河两岸。
农民起义有如星火燎原。黄河两岸的冀州、兖州等地到处出现农民起义军，小股有众数万，大股多至二十余万，各立旗号。总计已有数百万人，形成巨大的浪潮。
新市起义五年来，各地农民起义发展迅猛。新莽败局已定。汉朝宗室的后裔、南阳郡蔡阳（湖北枣阳）的豪强刘、刘秀等起兵，乘机恢复汉朝的统治。
刘、刘秀是兄弟，据说是汉高帝的九世孙，谱系不可详考。他们是南阳著名的豪强，母家樊氏有田三百余顷，是当地的巨富。农民军起，刘氏兄弟交结本地同姓和异姓的豪强。地皇三年发动刘氏族人七八千人起兵，称汉兵，发布文告，揭露王莽罪恶，与新市、平林、下江各部农民军联合作战，杀死新莽南阳的守将。次年，各部农民军共立刘的族兄刘玄为首领，称皇帝。刘玄此前已投依平林兵，参加起义，号称将军。称帝后立年号“更始”（重新开始），称更始帝。新市兵王匡、王凤封公爵。平林陈牧为大司空，刘为大司徒，各路军统由更始帝指挥。发布文告灭莽兴汉。各地豪强和汉后裔，纷起响应。刘领兵攻下宛城，作为更始帝的都城。
王莽派大兵四十余万攻宛，途经王凤、刘秀占领的昆阳，被刘秀军打得大败，全军溃散。昆阳之战王莽的主力军全部丧失，再无力抵抗。起义军内部却开始相互倾轧。更始帝借故杀刘，派刘秀往河北。地皇四年更始帝命王匡攻打洛阳，军将申屠建攻打长安。王匡攻占洛阳后，更始帝自宛迁都洛阳。申屠建军的前锋军攻下长安城，城内商民响应，焚烧宫殿，王莽藏到宫外的台下，被商民杀死。经军官辨认，才知道是王莽。王莽篡国十四年，前七年改制，连遭失败，终至灭亡。更始帝自洛阳到长安，封赏大小军将，分取城中财物。诸将领相互倾轧不止，更始帝杀申屠建，王匡投依赤眉。
樊崇领导的赤眉军是独立行动的大军，不属更始帝指挥。得知王莽灭亡，更始入长安，也找到一个十五岁的刘姓童子刘盆子，说是汉室后裔，立为汉帝作号召。乘更始军在长安立足未稳，更始三年（公元25年）九月，大举攻打长安。更始帝刘玄失两员大将，无力抗战，投降赤眉。
刘秀在河北，大力经营，合并各部农民军，发展到数十万人。王莽灭后，就在次年六月脱离更始，自立为皇帝，称建武元年（公元25年）。随即派兵攻下洛阳，在洛阳建都。次年，发兵攻打赤眉军。赤眉军多是贫苦农民，入长安后取得财物便想得胜回乡，领导者樊崇等人也没有建国的大志。建武三年，赤眉兵败，自长安东走，在宜阳遇到刘秀亲自率领的大军堵截。樊崇奉刘盆子率农民军十万人降刘秀。
自新市绿林起义到赤眉军降汉，农民起义前后经历了九年。百万农民殊死战斗，取得了推翻新莽的成果。豪强刘秀摘取这个成果，实现了汉朝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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