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导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年经历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18年—1883年），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市。普鲁士的莱茵省是德国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也是受法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地方。现代资本主义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地方才会非常明显地显露出来，因此，置身于德国最富庶的莱茵地区的马克思才有可能接触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并经过自己的深入观察和细致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之道，这正是马克思与其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思想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不同之处。此外，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对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十分推崇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人权思想，而且还深受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他主张德意志的统一以及实行代议制政府。马克思对父亲非常尊重，父亲的思想对马克思的一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837年，马克思转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在此期间，马克思阅读了法律、历史、哲学等许多领域的书籍，尤其是投入了许多精力来研读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并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主要是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中获得了哲学上的启发，奠定了此后理论研究的基础。1841年，马克思以一篇名为《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842年5月，马克思参加了科隆《莱茵报》的编辑工作。由于马克思的卓越才能，当年10月，他就成为了《莱茵报》的主编。在马克思的带领下，《莱茵报》越来越带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马克思相继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多篇文章，抨击普鲁士政府的统治，捍卫农民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一系列举动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严重不满，1843年4月1日，普鲁士政府下令查封了《莱茵报》。马克思从这一事件中更加认清了普鲁士君主统治的反动本质，促使他坚定地走向了革命的道路。

1843年秋，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卢格一起移居巴黎，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德法年鉴》，继续用自己的笔进行理论研究和政治战斗。由于马克思与卢格的思想存在着分歧，该杂志只出版了一期即告停刊。虽然如此，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于1844年2月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重要的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完成。熟悉德国古典哲学的读者都知道，《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论述政治、法律和国家制度的代表作，典型地体现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马克思用唯物主义观点对黑格尔的论述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特别是批判了黑格尔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阐述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同对德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的关系，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9]此外，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首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问题。总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代表性作品。

与此同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的这篇文章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称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10]，该文的发表同样标志着恩格斯已经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844年9月，恩格斯在从他父亲设在英国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返回德国的途中，在巴黎和马克思相处了10天，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和交流以后，他们发现彼此的观点和见解非常接近，自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开始了相伴一生的伟大合作。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肩战斗，陆续合作写出了《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秋—1846年5月）等重量级的经典著作。这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德意志意识形态》共有两卷：第一卷，批判了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卷，批判了当时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并指出了这种思潮的哲学基础和阶级本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对自己的唯物史观作了系统的阐述：著作中论述了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分工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论证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运动关系，并据此揭示了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以上这些论述都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基本的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被人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其意义是极为重大的。可惜的是，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扰，以及出版商对书中所批判的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鲍威尔等人的同情，虽经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方努力，《德意志意识形态》最终也未能出版，而流传到今天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只是一部手稿。

正是缘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正式出版的这一情由，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就成为了公开阐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明确提到过《哲学的贫困》在自己的思想发展历程中所占据的位置，他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11]既然是论战性的论述，则必然会有论战对象，《哲学的贫困》主要是用来批判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学说的。1846年12月，马克思读到了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的新著《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7年1月至4月，马克思便撰写了《哲学的贫困》一文，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取消社会革命的改良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阐发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哲学的贫困》进一步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澄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些不够确切的表述。比如，明确界定了生产力的定义，对生产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概念，《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并没有确定生产关系的定义，而且生产关系也往往和社会关系、交往关系等混同使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界定了生产关系的概念，那就是人们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除此之外，《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中也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该文中，马克思比较规范地解释了劳动价值论，指出价值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价值和价值规律都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出现而出现的，也必然会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而消失。此外，马克思已经非常接近揭示出剩余价值的来源了，他认识到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与他们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工资报酬之间存在着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则构成了资本家财富积累的来源，后来，马克思将此差额更准确地称之为“剩余价值”。还有一点，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同时，论证了阶级斗争的重要历史作用，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直接目标和最终目的，这些思想随后在《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了更为具体、更为明确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