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尹家民
出版时间：2015年1月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价：39.00元
【作者简介】
尹家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早年写诗与评论，后以纪实、传记文学为主，其“黄埔•红墙”系列具有广泛影响。该纪实系列生动传神，真实感人，别具一格。主要著作有：《红墙见证录》（三卷本）、《红墙知情录》（三卷本）、《国共往事风云录》（四卷本）等。
【内容简介】
本书为陈赓将军的纪实文学传记。
陈赓（1903—1961），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早年参加过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后历经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参与指挥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战争，领导创建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的个性鲜明，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目录】
第一章 从陈家大屋走出的名人
一切都从14岁离家出走开始
传奇的爷爷和侠女继祖母
陈家牧童后来也当上八路军旅长
妹夫竟是后来的大将谭政
在湘军中认识了彭德怀
结识毛泽东
求爱信贴上墙
第二章 在周恩来与蒋介石之间
带领百余人报考军校
周恩来派陈赓过江
危难中救了蒋介石一命
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和周恩来“互相帮助”
参加南昌起义
初遇傅连暲
……
【精彩书摘】
第三章 上海滩秘事
中统特派员成了眼线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转入地下斗争，成立特科组织，以打击敌人保卫自己。陈赓担任特科第二科科长，即情报科长，化名王庸，时常改变装扮，有时像商人，有时像乞丐，有时像算命先生。他和警察、特务、巡捕、包探交朋友，与上层人物及三教九流的人拉关系，获取情报。
陈赓开始了反间谍人员的选派工作，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正在他费神之际，情报科的陈养山跟他谈起一人，倒引起了陈赓的极大兴趣。
陈养山说的这个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
1925年末，中共党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他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也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
而此时，杨登瀛有一个好朋友杨剑虹，成了陈立夫的亲信。蒋介石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和共产党，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杨登瀛本身是一位有正义感的青年，在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当陈养山在他家中寄宿时，杨登瀛就向他征求意见。陈养山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有文章可做，便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报告给陈赓。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代说：“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
陈赓马上主动约杨登瀛见面。
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可能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20世纪20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习西洋油画，和徐悲鸿可谓师兄弟。这时，他一边私下追求画坛宗师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一边又在上海宣布与一名法国女人结婚。为了把婚礼办得轰轰烈烈、风风光光，他特地邀请洋派人物杨登瀛替他具体操办婚事。
杨登瀛接受陈赓的指示后，很卖力气地帮张道藩布置洞房、筹备婚礼，忙得不亦乐乎。待到张成亲那天，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杨登瀛还亲手奉上了一份厚礼：100块大洋。须知，当时国民党一名正式特务的月薪才只有95块大洋！
婚礼结束后，张道藩自然对杨登瀛感激涕零。他极为爽快地说：“登瀛兄，以后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做事。凭你的才干，前途是无量的。记住，今后不管遇到什么麻烦，只管来找我就是！”
杨登瀛这次给张道藩操办喜事，留给大家的印象是：他是张道藩的贴心死党。
半年以后，张道藩升任国民党中组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后来历任国民党中宣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抗战时期还随蒋介石出席了开罗会议。但不管职务升迁与否，他始终对杨登瀛心存感激。因而，三年后因顾顺章叛变而被捕的杨登瀛仅坐了半年牢，就被他保释出来。当然，此是后话。
就在张道藩的婚礼过后不久的一天，杨剑虹突然指示杨登瀛陪同他前去办理洽请英巡捕房发拘票、派人会同搜捕的手续，事前什么情况都没有告诉杨登瀛。直到他俩会同英巡捕房包探到马立斯新村去搜捕时，杨登瀛才知道搜捕的地方是共产党人的住地。幸而住在那里的地下党员已经转移，他们扑了个空。
杨登瀛马上将此事告诉了陈赓。
陈赓听后，冷静地分析说：“这件事只能说明国民党正在‘考验’你，他们对你还不是充分的信任。古话说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想取得信任，没有表示怕是不行的。今后，我们会定期送给你一些我党的宣言、传单和公开的刊物，像《红旗》呀，《布尔什维克》呀，等等，作为你接近国民党、取得信任的资本。当然，我们还会竭力配合你，譬如到一定的时候，给你一点关于我党活动的情况。总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即便叫他们拿到手，也摸不到边。”
为了巩固杨登瀛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陈赓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甚至部署一些假机关让他带敌人去破坏。这下子，杨登瀛自然立下了许多的“功劳”。再加上杨登瀛学识渊博，谈吐高雅，故而很得国民党高官们的赏识。与杨登瀛住处毗邻的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两人常有来往，过从甚密，渐渐成了好朋友。但在与国民党要员的接触中，杨登瀛越来越感到在财力方面有些捉襟见肘了。因为他不像其他的国民党调查科的特务们能捞钱，甚至有时连自己的开销都支付不起。他几次想向陈赓开口，但都难以启齿。但是，他的这种窘境很快便被陈赓得知，陈赓通过组织，马上给他弄了一笔数目不小的活动经费。考虑到杨登瀛经常要陪同张道藩等人出入各巡捕房，又给杨配备了一辆福特轿车，并派去在苏联受过特殊训练的连德生担任保镖，专门负责他与陈赓间的联络。
在陈赓的资助下，杨登瀛俨然是一副阔老板的派头。这样，他便从容地出入于灯红酒绿的上海滩了。
1928年10月，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后，杨登瀛被陈立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这个命令是由蒋介石签署的：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同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于是，上海各警、特机关都把他当作“中央亲信的人”。这样一来，杨登瀛成为调查科派遣在外面仅有的三名特派员之一，这对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也就更有利了。
处决叛徒何家兴
杨登瀛根据陈赓的部署，开始与各方人士密切接触，以获取情报。劳伯森是英国巡捕房的政治处主任。陈赓非常重视这个关系，为了拉拢他，曾让杨登瀛送劳伯森很多东西。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好朋友。本来，劳伯森就把杨登瀛视为中国问题专家，这样一来，劳伯森便经常向杨登瀛请教，他的一些机密材料也常常向杨登瀛公开。
一天，杨登瀛坐车到老闸英租界去见劳伯森，刚刚走进英国巡捕房的办公室，劳伯森就迎上来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拥抱：“亲爱的杨，我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你一定想知道。”
“哦？”杨登瀛心中一动，马上问道，“是什么让大探长如此激动呢？”
劳伯森神秘地说：“杨先生，今天上午，法国巡捕房探长古邦来找我，说他可以破获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让我配合他行动。我想我们是朋友，所以，我先告诉你，等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以后，你们就立刻将他们引渡回去。还请杨先生在上海当局面前说些好话，多付些酬劳给我们的探员。”杨登瀛闻听此事，着实吓了一跳。
“劳伯森探长，首先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如果你们真的能帮助我们破获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我们政府将会重重感谢你们的！不过古邦探长的情报可靠吗？中共地下人员可是非常狡猾的，别上当。”
劳伯森哈哈大笑，然后兴冲冲地说：“昨天，有一对中国夫妇来到新闸捕房，向古邦探长自首，说是愿意提供一份有三百多名在上海的中共地下人员名单。他们并提出了条件：一是弄两张出国留洋的护照；二是要一次性付五万美元赏金；三是为他俩绝对保守秘密。起初，古邦探长并不相信他们，后来他们为表示诚意，说了一个地址让古邦探长派侦探抓人。结果按照他们的指引，古邦探长果然抓到一名赤色分子，你猜他是谁？原来是中共沪西区委书记罗觉。这回古邦相信了，正给他们筹集美元和申请护照。那两个人也狡猾得很，说是等条件都兑现了再交出那份名单。”劳伯森说得轻松自在，洋洋得意，可杨登瀛却听得心惊肉跳，十分紧张。这时，杨登瀛暗自命令自己一定要镇静。过了片刻，他开口问道：“能提供这样有价值的情报，这两个人一定有来头，他们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
劳伯森用眼睛瞅了一下杨登瀛，说：“我也不太清楚，只听古邦说是在中共内部工作，男的姓何，女的也姓何。”
离开英国巡捕房后，杨登瀛马上将情况报告给陈赓。
陈赓大吃一惊，立刻到上海地下党秘密办事处，找到军委负责领导彭湃。当气喘吁吁的陈赓出现在彭湃面前，彭湃不禁惊奇地问道：“陈赓，出什么事了？”
陈赓沉重地说：“沪西区委书记罗觉被捕了。我们的内线报告，是咱们内部一对姓何的夫妇出卖的，他们还答应交出两份有三百多人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名单。”
“一对姓何的夫妇？”彭湃摇头道，“我们的同志里面没有这两个人呀！”
陈赓想了想，道：“临时中央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姓何，叫何家兴。他的妻子姓贺，叫贺芝华。外国人听不懂咱们的发音，说不定都误以为姓何。会不会指的就是他俩？”
彭湃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何家兴在苏联留过学，是1926年回来参加工作的。贺芝华留学法国，通晓两国语言，专门保管上海地下组织的文件。那三百人的名单，恐怕就是中共上海党员干部登记表。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嫌疑最大，马上监视他们的住宅，一定要阻拦他们和任何人见面，如果证据确凿，立刻执行革命纪律。”
当天深夜，在何家兴的住处附近，闪出五个黑影，这一行人神不知鬼不觉，顺墙角摸到何家门口。何家兴住的是一座法式四层小楼，这里大多是法国侨民，共有七八户人家，何家兴就住在最高一层。
这五个人中为首的是顾顺章和陈赓，其他三名同志都是红队队员，他们个个都有攀房登高、倒卷珠帘、百步穿杨的绝技。
进入楼里，顾顺章带一个队员在一楼口警戒，其他的队员迅速拔枪，跟着陈赓飞步上了二楼、三楼、四楼。陈赓轻步走到四楼拐角处，恰遇一个法国巡捕在何家门口守卫，正朝这面探头探脑，听到了声音，感到不对劲，想过来看个究竟。陈赓当即用手枪指着他，要他不准出声，逼他退到楼梯外。队员们掏出绳子将他结结实实地绑在楼角转弯处，像裹一个粽子，再掏出毛巾塞了他的嘴。陈赓带其他队员向走廊里走去，他走到一个单元的门前问一个队员：“就是这间没错吧？”那个队员点了点头。
陈赓轻轻推了推门，门纹丝不动。两个红队队员赶紧从身上摸出短斧，轻轻劈门板……屋里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这时，门板锁头的位置上，被劈开一个一尺见方的窟窿。一个队员将手伸进去抽掉门锁，大家一齐摸进去。
何家兴这时已起床，手里握着一把手枪。见陈赓等人进来，刚想举枪，一个队员一挥手中的德国造驳壳枪，子弹连珠发射。何家兴胸部连连中弹，密如蜂窝，立刻倒在血泊中。床上睡着的贺芝华也连中三弹，一颗在右腿，一颗在左臂，一颗在右胸。事后方知都不致命，让她溜掉了。陈赓指挥队员迅速进行查找，终于找到了那份名单。这时，顾顺章上楼催促大家快走，不一会儿，行动队队员们便一起溜下楼去。在巡捕房熟睡的古邦探长，忽被一阵爆豆似的枪声惊醒。正当他准备下床之际，那个负责守护何家的巡捕逃了回来，向他报告了何家兴夫妇被刺的经过。古邦大惊，急忙率众巡捕赶到出事地点。那幢法式小楼的侨民都被惊醒，有胆大的，沉不住气的，或探头，或走出来张望。古邦探长率人冲上四楼，推开何家的门一看，满屋狼藉。何家兴和贺芝华倒在血泊里。古邦上前察看，见贺芝华尚有气息，立刻吩咐巡捕将她送到医院。古邦回头对围观的侨民说：“大家都回去吧，是强盗入室抢劫，我们会定期破案的！”
叛徒何家兴的死，使反动当局受到了震动。女叛徒贺芝华在伤愈之后，偷偷离开了上海，从此隐姓埋名。
处决叛徒的事件平息后，陈赓发现，只依靠杨登瀛一个内线是远远不够的，他找到杨登瀛，让他想法子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统上海站等部门安插钉子。在陈赓、杨登瀛等人的运筹下，不久，一个名叫宋再生的年轻人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利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在英、法巡捕房和上海警察局、宪兵队、侦缉处开展了活动。
1928年底的一天，在街上有个叫王铁铮的人遇到宋再生。他神秘兮兮地对宋再生说：“宋先生，好事，天大的好事。”宋再生白了他一眼：“好事？这年头有什么好事？”王铁铮把宋再生拉到街道拐角的一处僻静的地方，悄声说道：“宋先生，我有位朋友，探听到了共党要人的行踪，他想亲自见你。”宋再生听罢，心里暗骂，这群势利小人，不知又想出卖哪位同志了。这时，宋再生装作不以为然的样子：“这样的情报我天天都有，有什么值得高兴的？”王铁铮见宋再生有些不愿理睬他，不免有些急了：“宋先生，我那位朋友探听到的，可是中共江苏省委大人物的行踪，千真万确，我敢以性命担保，绝无谎言。”
宋再生听他这么一说，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便说：“好吧，你带他立刻来见我。”
王铁铮带宋再生来到了长乐茶社，他俩刚坐下，一个身穿棉布长袍，头戴礼帽的年轻人便走了过来。王铁铮首先给那人介绍：“这位就是警备司令部的密查员宋先生。”然后又一指这个年轻人：“这是我的一位好友，黄先生。他有重要情报要向你禀报。”宋再生用手一指前面的座位：“坐吧！”
这个姓黄的家伙，长得倒很白净，一副书生气，可一开口，十足的小人腔：“我可以帮助你们抓到共产党江苏省委的重要负责人，请问赏金是多少？”宋再生一听，不由心里有些紧张，忙问：“你说的到底是哪一位共党要犯？”
“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罗迈！”
“罗迈！”宋再生的心立刻悬了起来，不禁失声重复了一句。罗迈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人之一。这家伙见宋再生没开口，便又小声地问：“宋先生，听说捕罗的赏钱是五万元，您晓不晓得，这里有无好处？”
宋再生浅浅一笑：“十足照付，不过事要稳当，可别出什么岔子。”
姓黄的一拍胸脯：“我愿以性命担保！”
“那好，后天你还到这儿来找我，我会给你消息的。不过，你可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宋先生，您放心，这事儿我对谁也没说。”
宋再生打发了那个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了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吧，到时候把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去，我自有安排。”
送走宋再生以后，陈赓来到了顾顺章的住处。他敲门进去，发现顾顺章正躺在床上吸鸦片。陈赓不由一怔，摇头道：“老顾，你怎么能吸这个！”顾顺章满不在乎地说：“咳，抽两口玩玩，有什么大不了的？有事找我？”陈赓用手扇了扇满屋的烟雾，皱着眉道：“老顾，有个姓黄的家伙要出卖罗迈同志，我找你研究一下对策。”顾顺章听后，仰天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这还有什么研究的，宰了他不就完了吗？”陈赓忙说：“最好是抓活的，我想知道他周围还有什么人。这样，我去把他引来，你把他捉住。”
“就让你去办吧，这种小事情还用得着我？”顾顺章摆摆手，又躺下去吸起来。
陈赓按捺住胸中的怒火，继续劝道：“老顾，你这样可真不应该，你是负责人，你要做主呀！”
顾顺章瞥了陈赓一眼，不耐烦地说：“不要烦了，我去办就是了！”
转眼到了宋再生和黄某约定的日期。这天上午，姓黄的果真来到长乐茶社，与宋再生见面。宋再生把他带到大东旅社，来到一个房间。
房间里，陈赓身着黄呢军服，领口上缀着上校的军衔，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窍的告密者引进屋里，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的王参谋长，你可以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停下，说：“下车吧，黄先生。”那姓黄的环顾四周，有些疑惑地问：“王参谋长，这是哪里？不是带我去见司令吗？”陈赓用手推了他一把：“少啰嗦，快下车，我们司令在里面等着你呐。”
那姓黄的迟疑了片刻，方才下车。陈赓随后也跳下车，上前打开房门：“请吧！”
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
顾顺章见陈赓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客气地说：“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赓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俩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东指西指，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却未有醉意，唯独姓黄的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而且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后来顾顺章得意地向陈赓吹嘘，是他施了魔法，那把酒壶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而异致人于死的魔术道具。他让姓黄的喝了毒药。
后来查明，姓黄的所告密的“罗迈”并非李维汉，而是另一个同名人。
一场“绑架”戏救了张云逸
1929年8月24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五人，准时来到白鑫的家中开会。
白鑫夫妇非常殷勤地招待大家，会议按计划进行着。
下午4时许，突然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巡捕和敌探将会场团团围住。他们拿出一张名单逐个核对，把彭湃等五人全部带走，而后将白鑫夫妇也抓走。白鑫拼命挣扎，并高喊“你们这群刽子手，革命人民是抓不绝的！”显得异常激动。王英则一言不发，默默地走出去。
周恩来刚回到上海就得知了这个消息，陈赓也火速赶了回来，他们一起指挥与彭湃等人有联系的相关人等迅速撤退，这其中就有正准备去广西指挥百色起义的张云逸。
陈赓带领情报科的队员来到张云逸的住处外，发现周围有几个神色诡异的男子在四处活动。原来，张云逸孤身来上海，早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
怎么才能让张云逸脱险呢？陈赓灵机一动，想了个妙招。
几个小时后，四名警察突然闯进了张云逸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了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了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
“你们这是干什么？”张云逸大怒。
“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警察头目笑着说。
“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正经生意人？”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张云逸的皮箱，打开之后，张云逸目瞪口呆。皮箱里面真有十几袋“白面”。
“你们这是栽赃陷害！”张云逸大叫。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人拦住了去路。
“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得意扬扬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张云逸一看这阵势，申冤的机会来了，大喊起来：“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只手帕塞进他的嘴里。警察头目又扬起一只巴掌，照张云逸脸上劈了下来，又把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
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回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警察把张云逸押上车，警察头目望着他，戏谑地笑道：“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张云逸已被扯掉手帕，他似乎觉得有什么蹊跷：“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贩毒，自然要把你押到警察局了。”
“我不是毒品贩子。”
“哼”，警察头目打开了张云逸的箱子。张云逸紧张起来。当警察头目拿出一沓文件时，他大叫一声，欲扑过去，无奈被反绑，动弹不得。
“哈哈，本来只想发点小财，没想到抓个共产党，大名鼎鼎的张云逸。兄弟们，发财了！”
张云逸现在只有后悔的份了。
过了一会儿，车停了下来。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牺牲的准备。
“报告局长，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是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委屈你了。”周恩来快步迎了上来，又扭头向警察头目训了一句，“你这个陈赓，都什么时候啦，还开玩笑！”
陈赓则哈哈大笑：“我这场戏演得好啊！”然后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拼命？”
“我要不这样，你会这么配合吗？我虽然打了你，我们还可以在一起笑，要是你也被活捉，谁也笑不起来了。”
营救彭湃失败
在陈赓等人的迅速反应下，所有相关人员都被安全转移了。
出事的第二天，被陈赓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杨登瀛回来了，他非常难过地说：“都怪我没及时侦察到敌人的行动，我昨天晚上才知道，你们的那位白秘书一个星期前就叛变了，他们夫妇俩还写了悔过书，这次彭湃他们被捕，就是他俩一手安排的。老王，你们要小心，我马上回去打听消息，以后再和你联络。”说完匆匆离去。
8月26日，彭湃等被从租界的新闸巡捕房引渡到上海公安局。晚10时左右审讯后，便被关押在局本部临时收容所里。
陈赓马上让杨登瀛到上海公安局去探探口风。当夜11时，杨登瀛假装路过上海公安局，跟值班的警官闲聊：“老弟，够辛苦的，深更半夜的还不睡！”那个警官抬头一看是杨登瀛，便说道：“噢，原来是杨特派员。唉，没办法，今天从租界押来一批要犯，都是共党重要人物，不得不严加防范。特派员，怎么你到这时还在忙？”
“老弟，跟你一样，都是在为党国事业奔波。咦，你说的那几个要犯，到底是什么人，在共党那里有地位吗？是不是你们手下的人瞎报功？”
“杨特派员！”那个警官凑到他跟前说，“这几个人可是有来头的。一个是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彭湃，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还有几个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干部。怎么样，我没骗你吧？想必干你们这行的，早就知道这几个人！”
杨登瀛假装关心地说：“噢，这几个人确实是共党的大人物，你们可要小心看管呀！”
那个警官“嘿嘿”一笑，说：“我们局子小，人手又不多，哪有力量看管他们。局长准备后天早晨就把他们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去，这样一来我们就轻松不少。要是照这样下去，我们早拖垮了。为了看管这些人，刑警队的兄弟们全都得在这陪着。咳，快点把他们弄走吧！”
杨登瀛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通知陈赓。陈赓马上把情报汇报给周恩来。
8月27日晚，周恩来、陈赓、康生、顾顺章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周恩来激动地说：“彭湃等同志都是我们党的栋梁，我们特科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救出。”
陈赓开口说：“明早大约5时，上海公安局的囚车去龙华，我们可以在途中劫车营救。”
这时，顾顺章也开口说：“我带几个红队队员去劫车，只要囚车一来，我一定担……”周恩来挥手打断他的话：“不，我要亲自率同志们去劫，你们在家里接应。”
8月28日凌晨4时，周恩来、陈赓、康生率十几名中央特科红队队员化装成拍电影的外景队，埋伏在囚车经过的路上。队员们怀揣驳壳枪，个个跃跃欲试，只等囚车一到就立刻冲上去，把彭湃等同志救下来。
5时已过，也未见囚车踪影。6时，杨登瀛驱车来到特科预伏地点。他气喘吁吁地告诉大家，敌人也害怕囚车被劫，临时改变行车路线，彭湃等已被敌人提前押走。周恩来听后，心情沉重地命令大家撤离伏击地点。至此，营救行动失败。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龙华国民党的警备司令部中被敌人秘密杀害。噩耗传来，周恩来为党失去优秀的领袖和干部、自己失去亲密的战友而极度悲痛。他随即代党中央起草了题为《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号召全党同志以实际行动回答反革命的屠杀。
9月2日，陈赓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他一进门，就激动地说：“大家的情绪都很不稳定，一致要求为烈士报仇。”
周恩来冷静地注视着陈赓，坚定地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但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彭湃等同志是经历了无数次的斗争，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和锻炼出来的革命领袖，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损失，但必将唤起更多的人民走上革命道路。”周恩来停了一会儿，又语重心长地说：“告诉同志们，阶级斗争剧烈的今日中国，革命的群众、革命的领袖死在敌人明枪暗箭中的不知有多少，这是革命成功前在所难免的事变，没有前赴后继的革命战士，筑不起伟大的革命胜利之途！”
然后，周恩来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些银元交给陈赓：“彭湃烈士的老母流落在澳门，你立刻派人把老人家接到上海。这点银元，是我对老人家的一点心意。还有彭湃的幼子彭洪原在他的身边，现在失散，你也一定将他找回。”
听了周恩来对革命烈士的高度评价，看到他对烈士家属的亲切关怀，陈赓感慨万千，他坚定地说：“我们会继承烈士的遗志，踏着烈士的足迹，一直向前。烈士家属的慰藉工作，我也一定会做好的。”
这时，周恩来走到窗前，凝视着外边阴沉沉的天空：“我们虽然不提倡暗杀、绑票那一套做法，但对革命的叛徒我们绝不能手软！白鑫在党内工作多年，竟干出这等残害同志的勾当，实在令我痛心。没想到他终于在这场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中，成了革命的敌人。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啊！”突然，周恩来转过身来，面对陈赓一字一句地说：“我代表中央，宣布：处决叛徒白鑫！”陈赓向前走了两步，庄严地说：“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保证完成任务！”
白鑫被打死在弄堂里
陈赓让杨登瀛打听白鑫藏处。
约摸过了十天，白鑫带着两个保镖，一头闯进地下党柯麟家，说：“柯大夫，我病了好几天，你给看看吧。”
“哎哟，你这是疟疾，不轻啊！”柯麟看了看说。
诊断完，柯麟趁开处方的机会不停地打着主意。随后他对白鑫说：“你先稍坐一会儿，我去楼下抓药……”
柯麟下楼后，脚底生风，去找联络员通报。
白鑫坐了一会儿，见柯大夫迟迟不归，心生疑虑。他旋即站起来，召唤两个保镖：“走！”待到柯麟回来，白鑫早已不见踪影。柯麟又等了很长时间，还不见白鑫回来，便乘着夜色，找到陈赓家。
陈赓想了想，判定白鑫还会再来，便对柯麟说：“你明天照常开门营业，切勿回避，免得他怀疑。要是听到枪声，你马上跑开。”
第二天，陈赓派出地下党的几个同志，在柯麟的诊所附近埋伏，以便捕捉白鑫。
然而，陈赓和几名同志在诊所附近整整埋伏了一星期，却始终不见白鑫踪影。陈赓退回新世界饭店，焦急得不能自持。他想了又想：是打草惊蛇还是网张得太大？恐怕白鑫不会再上诊所。可是他有病……最大的可能是请柯麟上他家出诊。对，他一定会这样干！陈赓把一部分队员撤走，只留下两个同志在附近监视。
又过了两星期。
白鑫给柯麟打电话，约他到法租界白宫饭店看病。柯麟背上药箱，乘车去法租界，找到白宫饭店那个约定的房间。敲门进去，屋里有不少人，除保镖以外，还有白鑫的老婆和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委员范争波。他是白鑫叛变的牵线人，现在是他的保护人。白鑫主动上前与柯麟寒暄，又将柯麟引荐给范争波。并打起哈哈：“上次我有急事，先走一步，请勿见怪。”看完病，打完针，白鑫问：“诊所近来生意可好？”柯麟笑道：“不过是混口饭吃罢了。这样小的门面，哪有大主顾。”
范争波弹了弹烟灰，说：“老兄医道精深，学贯中西，何不趁此盛世发发财呀？”
“我和贺大夫合开的小诊所，连本带利不过尔尔，经费短缺，难以周转，能维持门面已经不错，哪敢存发财的念头。”
白鑫听了，眼珠一转，回头吩咐他的老婆：“你拿500块钱来。”
500块钱送来。白鑫便不顾柯麟阻拦，硬把银元塞进了药箱。
当天晚上，柯麟从饭店出来，背着沉甸甸的药箱，故意在路上绕来绕去，在确知无人跟踪，才绕到新世界饭店。他找到陈赓，把500块银元哗哗地倒在桌上。等气儿喘匀了，便把会见白鑫的情况说了一遍。两个人琢磨了一番，认定白鑫肯出钱，对柯麟的怀疑已然消除，估计今后还会找柯麟看病。只是白鑫的“窝”究竟在哪儿呢？
又过了两个星期。白鑫打电话叫柯麟上他家看病，地点是霞飞路侧和合坊范争波的公馆。柯麟看病回来，把白鑫住处的详细情况告诉了陈赓。陈赓就在和合坊三弄27号三楼租房住下。这27号后门的斜对面，就是四弄43号，范争波公馆。这里居高临下，公馆前后动静逃不出三楼的眼睛。
白鑫蛰居在家，左有护兵，右有保镖，仍觉得头顶似乎悬挂着一颗炸弹，仿佛一举一动都会触响……他坐卧不安，心疾交加。寄人篱下，嘴角不得不挂着谄媚的笑容，眼睛却像饿猫一样四处寻观着“前途”。有一天，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朋友范争波，盯着盯着，眼泪哗地流了出来：“范兄，请转告蒋主席，外头风声紧张，我在国内是无立足之地了。务望蒋主席保全我这条性命，让我到国外去避避风头吧。”
范争波翕动着鹰钩鼻，冷冷地闪着灰眼珠，掏出金表喜爱地欣赏着，叹了口气说：“好吧。”不久，南京方面批准了白鑫的要求，同意他前往意大利避风。出国时间定在11月11日。
周恩来得知这个消息后，带着顾顺章、陈赓前往和合坊弄堂观察现场，当即制定了惩处白鑫的行动计划。
连日来，白鑫家人进进出出，神色慌张，佣人也不断买水果回去。公馆前后又增了两个弄堂巡捕……白鑫潜逃的日子不会远了。
复杂的斗争使陈赓养成了多方面思考问题的习惯。当他想到另一个问题的时候，伤腿不由得一麻：这一切迹象会不会是白鑫摆的疑阵呢？他放心不下，找到杨登瀛，商量能否探明白鑫此刻是否真在范争波家。
正巧国民党要员张道藩要去范争波家同白鑫见面，约杨登瀛一起去。杨登瀛求之不得，立即陪张前往。他在范争波家里见到了白鑫，并且弄清了白鑫确实要于当晚离开上海。
这天下午，由顾顺章指挥，十多名地下党员扮作小贩、修补匠、过路人，陆陆续续潜进和合坊弄堂，约好在敌人上汽车前一齐动手。
天黑了，弄堂里渐渐沉寂下来。同志们隐匿在门后、墙角、汽车后面。
晚9点。弄堂里依旧没有动静。顾顺章有些不耐烦，漫无目的地游逛。在橱窗前面站了好一阵子，他碰碰陈赓的袖子，问：“情报准不准？别叫他给耍了？”
陈赓摇摇头，盯住43号门。
“陈赓，你搞来的500元钱呢？”
“干什么？”
“给我。杀了白鑫，咱们回新世界餐一顿，犒劳犒劳弟兄们！”
“这个钱不能动。少山（周恩来化名）让我都买成药，给根据地
送去。”
顾顺章气愤地唾了一口，骂道：“都他娘一本正经！”
陈赓小声嘘了一下，朝弄堂里指了指：“出来了！”
十多支枪口一齐对准43号。
正是10点钟。范争波的汽车开进弄堂，他的保镖韩云秀又到霞飞路苏州汽车公司雇来一辆，两辆汽车都停放在和合坊后门口。
保镖和佣人往车上搬行李。
11点，白鑫出现了。他穿着一条藏青色西装裤子，上面罩了件灰哔叽呢绒袍子，脚上的黑皮鞋擦得油光锃亮，由范争波弟兄及送行的人陪同，后随保镖等共七人，从43号后门出来，走向停放汽车的地方。白鑫起先有些紧张，一言不发。走到汽车门口，肩膀才放松下来，脸上绽开笑容。仿佛跨进车门，就是另一个国度。他弯下腰，准备钻进去……
陈赓他们猛地冲出来，大声喊道：“不许动！”
枪声代替了问答。
对射开始了。几个保镖企图用火力压住对方，另一些掩护白鑫逃跑。陈赓大喊：“封住弄堂口！”保镖韩云秀被击中，子弹由太阳穴射入，立即倒地毙命。范争波连中三枪，重伤倒地。其弟范争洛身中六弹，弹中腹部，当场毙命。白鑫在乱枪中狂奔！狂奔！同时拔枪回射。在他跨出弄堂口的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他的脑袋，他猛地栽倒，后面的子弹像雨点似的洒落他的身上。叛徒终于被处决。
顾顺章叛变了
1931年4月，汉口新市场游艺场里灯火辉煌，门口贴满了“上海魔术大师化广奇今晚在此献艺”的大幅广告。在江南丝竹乐的伴奏下，顾顺章穿一身黑色燕尾服，正在舞台上前后左右地挪动着表演魔术。“化广奇”是顾顺章的艺名。顾顺章原本是个工头，在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起义中崭露头角，加入共产党组织，并且担任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但此人吃喝嫖赌，党的活动经费不够，他就靠耍魔术来赚钱享受。
他有个准备爆炸上海一品香饭店的计划，遭到周恩来等人坚决反对。周恩来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取恐怖活动，要把斗争转向政治领域。”他不敢当面顶撞周恩来，却把怨火发泄到下面人头上，并且此后更加腐化堕落。党中央认为顾顺章阳奉阴违，屡教不改，只得采取组织措施，决定将他调离领导岗位。上个月，党的领导人沈泽民和张国焘要从上海到鄂豫皖红区去工作，周恩来派顾顺章去护送。顾顺章听说要调离，心里老大不满，对派他担任护送任务，更是七窍生烟。所以，一到汉口，他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人接上头，草草交代一番，便搬到汉口法租界德明饭店，痛痛快快享受了几天。他结识了一位爱穿一身白的舞女，终日厮守，形影不离。很快钱花光了，他便想到他的生财之源——魔术。稍事穿戴打扮，他登台了，暴露在五彩灯下。
他的节目很精彩，演了几次就赚了不少钱，这使他的胆子更大了，几乎忘了自己是何身份。正在他得意之时，一双罪恶的眼睛已经盯上了他。
当时武汉有个叫王竹樵的叛徒。由于特务机关给了他限期，要他必须多少天内抓住几个共产党员，否则就要枪毙。过去和他接触的共产党员早已转移，这个叛徒急得像一条疯狗似的伸着鼻子到处搜索。此人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4月25日这天，眼看限期要到，王竹樵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边徘徊，不料中午时分，在江汉关前撞见了得意扬扬的顾顺章。他便与特务暗中一起盯梢，一直盯到顾顺章的住处。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行营侦缉处，接到可靠消息马上逮捕了顾顺章。顾顺章被捕后，当天就叛变了。
“‘顾桶’叛变了！”被同伴们谑称为“鬼巷居士”的李克农，穿街走巷，总算在江苏省委找到了陈赓。这天不是接头的日子。顾顺章五短身材，又矮又胖，便有了“顾桶”的外号。
“这么快？”陈赓浑身急剧地一震，惊奇地瞪圆了眼，“走，马上找恩来。”周恩来正在浙江路清河坊召开紧急会议。这个地方是党中央的机关，楼下开了一家烟纸店作掩护。听说这店是邓小平经办的，原来是李维汉的住处。门紧闭着。听完陈赓的叙述，周恩来低垂双眼，惘然若失，痛苦万状地叹了口气，叫人快把有关的同志找来。
陈赓坐在门口，等与会同志走进来，便仔细地关上门，看看有没有留下一条缝隙。他向周恩来点了点头，蹑手蹑脚，踏着地板，走到办公桌前，在一张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
“工贼！”周恩来骂了一句，但他的脸色却是平静的。他镇定地把下巴靠在手上，眯起眼睛盯着桌子，仿佛面前摆着一张棋盘，他正在思考着一局难棋。
陈云沉思着说：“我看立即采取几个措施：第一，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第二，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实行紧急改变；第三，党的主要负责人立即转移，包括秘书也要迅速调用新手……”
周恩来好像猛醒过来似的，用手拍了下桌子：“好，电台要马上转移，但不能停止联络。陈赓，你必须做好对党的负责人的保卫和转移工作。对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也必须妥善处理。钱壮飞同志的处境非常危险，你和克农同志要保护他，还有他的爱人张振华……”周恩来蹙眉补了一句：“为了防止事情进一步扩大化，必须控制顾的一家！”
陈赓站起来说道：“我明白。”
当天夜里，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等机关全部搬了家。
顾顺章被解到南京，关在白鹭洲大院里。蒋介石立刻面见了他。顾顺章受宠若惊，还伙同特务，布置了一个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要员的阴谋。
4月28日，开始了大搜捕。上海成了最凶恶的恐怖事件的舞台。
中共中央原来的电台地址，被抄了。
周恩来的住处，被搜查了。
当大批特务闯入党的中央机关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抓人车还在街上啸叫，连英租界里缠着红头布的印度巡捕也出动了。
还是在黄埔江畔老地方，陈赓和那位暗中替共产党做事的杨登瀛见了面。陈赓告诉他顾顺章的情况，并劝他出去躲一躲。
杨登瀛暗地打起颤来。他一把抓住陈赓的手，摇着：“你够朋友，危难之际还没忘记我！”（新中国成立后镇反运动时，杨登瀛被南京市公安局拘捕，他向法院说明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特别提到要求陈赓作证。市法院院长鞠华给时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写信，希望给予证实。陈赓接信后立即去信，证明杨登瀛的确为共产党做过好事，杨得以获释）
给鲁迅讲故事
1932年11月，带着一条伤腿的陈赓，回到上海，再次住进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精心的治疗。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濒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但文化界的组织却是个例外。面对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文艺的政治方向，把一切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极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特别是瞿秋白对鲁迅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使他们在反文化“围剿”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共同脚踏实地地承担起对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使这支队伍虽处于反动派的“黑云压城”之下，却异常活跃，生气勃勃，出版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陈赓在上海常常可以从销路很大的《申报》《大晚报》乃至国民党办的《晨报》上看到反映新思想的电影评论和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使他无比振奋，不顾病痛在身，立即去找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要向他们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
陈赓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向临时中央汇报的时候，讲到了对张国焘的看法，以及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中仗打得如何激烈和艰苦。讲到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陈赓快活地露出了光闪闪的牙齿，手轻微地比画着，一板一眼，强烈地震撼着听讲人的心灵，尤其是党中央宣传部的几个人。他们随着陈赓忽而挑起的眉梢，忽而聚拢的眉宇，竟一会儿欢笑，一会儿吃惊。他讲完了，抄起杯子喝着水，听讲的人仍围着他问长问短。陈赓自己也十分感慨：“我打过那么多仗，像这么激烈的还是头一回！敌人连飞机都出动了，炸弹把山头炸成了鱼鳞坑，人就像被拦腰砍的稻子似的倒下去一片……那战士，看着像是倒了，死了，却呼地跳起来，掐住敌人的脖子就往山下滚……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哪本书里这样写过。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红军所经受的一切，即使将来革命胜利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这是精彩的小说题材！”宣传部的人们兴奋地议论起来，“应该请个作家来写！”
“请史沫特莱写！”
“最好是中国人……”
“那只有鲁迅，对，应该请鲁迅写！”
“他是大手笔。写不成长篇，写短稿也能轰动！”听故事的一拨人都是些急脾气，办事雷厉风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兴奋地将记录稿整理出来，油印了几份，挑了一份清晰的，请人送到鲁迅那里。
陈赓又跑到牛惠霖医院去治疗腿伤。这次腿伤比上次还要厉害。牛氏兄弟特地邀请海格路红十字医院骨科主任胡兰少参加诊治。经过他们精心的治疗，陈赓的伤基本痊愈，只是走起路来还有些跛。
临出院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兴致勃勃地来找陈赓，说鲁迅先生看了材料很感兴趣，约他去谈谈。组织上已同意他们会面，并约定，明天下午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陈赓一起去。
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9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泥板，院子里不怎么嘈杂，时常有些外国人走动，几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小孩在玩耍。
鲁迅隔壁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许广平下来打水的时候，便将客人一起带到客厅。鲁迅招呼大家坐下，一张黑长桌，围着七八个木椅子。长桌中间摆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片的万年青。鲁迅请大家喝茶，自己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许广平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打着毛衣，听着他们家里来的第一位真正的红军发出的声音。
因为讲过一次，陈赓再讲时更有头绪。鲁迅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陈赓讲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时候，学着红军战士大声呐喊的模样，形容着投入杀敌的情景，谈的人和听的人都兴奋起来。鲁迅高兴地笑了，问道：“是这样的么？”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
鲁迅的入神也感染了陈赓。他又描绘起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一起抽着黄烟聊家常的情景，说起一个小脚老太太如何掩护伤员的事……鲁迅笑得烟卷差点掉下来，咳嗽起来。他把装在象牙烟嘴里的香烟用手按得紧些，说道：“写一个中篇，可以。你们住得怎样？”
“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那里的房子大都四面开窗……”
“哦，那空气一定很流通，这是个进步。他们已经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不像我们这里，白天也暗得很……”
随着鲁迅的目光，大家侧身望着窗外。冯雪峰一惊，说道：“先生，弄堂里好像有‘狗’！”
陈赓打住话头，下意识地摸了摸平时别枪的腰间，不安地问：“是不是我引来的？”
鲁迅摆摆手：“这种“狗”，时常有的。我已经搬过三次家了，他们总是跟着我，不要理。你讲，鄂豫皖一带的地形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陈赓欲讲，又摸摸口袋，掏出笔，许广平及时递过来一张纸，“这里有一座山，还有两条河……”陈赓边说边画。
鲁迅从躺椅上起来。陈赓勾画的草图在他手上微微抖动，他好像听了所讲引起了什么幻想，安详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许久才说：“要写的话，只能像《铁流》那样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些了。”
未到黄昏，客厅里已经要开灯了。鲁迅意犹未尽，挽留客人吃饭。菜食很丰富，有鱼，有肉，都是用大碗装着，有七八碗。鲁迅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酒。
陈赓抿了一小口，问鲁迅：“报上说要三万元悬赏您的头颅……”
“这是假的。”鲁迅喝了一口酒，一边搛菜一边说，“一个文学家，他们哪里会出那么多钱。只有你们带军队的人的头，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头，不过一两千元吧。”
“先生要当心，被他们杀掉可不值得。”
“是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掉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鲁迅兴致很高，喝了两三杯酒，脸色有些微红，情绪也似乎更加热烈，轻松地说着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他扫了一眼摆在桌上的菜肴，说：“我也在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憋气。”
“先生太谦逊。你写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打仗，我准能每篇都读，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虽然写了许多我们的同胞，但多数是不幸的同胞。没有写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你是说红军？”
“对，红军。”鲁迅已经恢复了平静，目光仍显深邃，对着陈赓，也对着在座的冯雪峰和朱镜我，侃侃而谈，“你们红军，和那些悲观的亡国论者完全相反，你们是一群有自信力的、聚结了而且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你们是在用血肉、用头颅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客厅里一下沉寂下来，好像人人都想着心事。陈赓有些愤愤不平：“有人却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鲁迅用手比画着，“你要是不把你面前的肉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我说的太多，看，饭菜都凉了，快吃。”
陈赓把一颗咸辣椒搛进饭碗，一口嚼了。
鲁迅注意到这个细节，说道：“我的儿童时代刚结束时，家里已经十分穷困，缺少穿的衣服，为了御寒，就一个劲地吃辣椒。而且这样可以少吃东西，辣椒是刺激胃的，会使你有一种吃饱的感觉。你在这里可不要假装吃饱，我以后还要找你来谈谈。”
“我一定来。”陈赓又吃了一口辣椒。
鲁迅指指窗外：“你自己就可以来。下次来记住门口那个‘茶’字，就是‘茶’的旁边9号。”
以后，鲁迅曾几次向冯雪峰表明要写一个《铁流》那样的东西，并把那些素材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个构想始终没有实现。
据冯雪峰分析：“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至于陈赓究竟会见过几次鲁迅，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两次，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并说这唯一的一次会面只有朱镜我作陪，冯雪峰并不在场。而冯雪峰1951年回忆说也是一次。陈赓在1956年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本来约我再去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这倒不是陈赓的记忆疏忽，而是他有意与冯雪峰的说法一致。他曾亲口对他的一名部属、另一个鲁迅的崇拜者戴其萼说过：“一次两次不是原则问题，何况冯雪峰已经公开讲了只有一次，我如果站出来纠正他，那我们两个共产党员会给群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也是陈赓的一贯风格，他会时常想到别人。
被捕
一天晚上，陈赓告诉妻子王根英，组织上已同意她随他一道去江西苏区。王根英高兴得不知所措。
“快收拾收拾，把知非（他们的儿子）托给他姥姥。我出去一趟，钱壮飞也在江西苏区，我去问问他女儿黎莉莉有什么话捎给她爸爸，很快就回来。”陈赓说完，来到街上。
租界里的丽都大戏院，灯火通明，明月歌舞社正在演出，舞台上正在合唱。陈赓找了个空座位坐下。他认出黎莉莉，就掏出钢笔，写了个纸条，让伙计递到后台，请黎莉莉到门口来。他刚想往门口走，旁边的座位上伸出一只手，在他手腕上点了两点，细声细气地说：“王先生，好久不见？”
陈赓的心猛地紧缩起来。虽是暗处，凭那个年纪轻轻、瘦骨嶙峋的模样，凭那一副假女人的嗓音，陈赓一下就认出绰号“小白脸”的叛徒就坐在身边。他本名叫陈连生，原是上海先施公司学徒工，后在武汉我军委特务工作处工作，转到上海又在我党中央特科工作。他就是那时认识陈赓的，大家都叫他“阿连”。
陈赓以为是“巧遇”，说了声“我不认识你！”便离座走出去。阿连紧跟着出来，又过来搭讪：“哎，你不是王庸吗，怎么不认识？”
“我就是不认识你，你给我滚远点！”
说着，陈赓拔腿跑开，但腿伤刚愈，跑不快。
阿连的一只胳膊搭在陈赓肩上，苍白的瘦长脸上现出笑容：“咱们谈谈……”
他一步步逼近陈赓。陈赓知道就要发生那件不可避免的事。他往后一跳，挥手朝阿连的胸口就是一拳。阿连摔了一下，乘机一闪身，巧妙地躲过了陈赓的第二拳。接着阿连便猛地向陈赓扑去。两个人扭作一团，气喘吁吁，一拳又一拳地厮打起来。陈赓挣脱了叛徒铁钩一般的手，刚跑出两步，躺在地上的叛徒就吹起了哨子。
四周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四五个巡捕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站在了陈赓四周。他们握着手枪，杀气腾腾，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陈赓。
陈赓被捕了，关进老闸门捕房西牢。
房间里很潮湿，积满了垃圾的地板，再加上青苔、脏水、烂木头，发出一阵阵臭味。四壁挂满了鞭子、链条等刑具。
陈赓刚刚挨过鞭打，瘫坐在地上。
缠着红布包头的印度籍巡捕坐在门外，突然瞪大眼睛，大惊失色，惶惑地问：“怎么？你是陈赓？你不是王先生吗？我见过你！”
陈赓抹了一把嘴角的血丝，惨然一笑：“王先生已经死了。我就是陈赓！如果你还认识我，你给我办点事。”
“什么事？”巡捕有些紧张。
陈赓很费力地摸出口袋里的几文钱，丢到巡捕脚下：“你给我买包烟。”
“我记得你不抽烟……”巡捕说着，还是收了钱，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先生，你还是说了吧，就要给你上电刑了！”
“无非是个死！”
西探长兰普逊进来，他身体强壮，比一般人高，皮肤呈粉色，颧骨突出，天庭饱满，说话简练，表情阴沉。巡捕一跃而起，挺直身子。兰普逊坐下，盯了陈赓一眼，机械地翻着记录。随后又进来几个人，迅速地朝陈赓走了过来，带着一种职业性的灵活，把陈赓拖到电椅上。
兰普逊站起来，若无其事地说：“很高兴，在这里见到！”
陈赓冷笑一声，把脸转向墙壁。
“我知道，你曾经从这里救过不少人出去，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救自己的。不过也很简单，只要你说老实话……”
陈赓投以火辣辣的目光，掏出烟点着。
“你为什么不说话？”
兰普逊的忍耐极其有限。他用拳头捶桌子，墨水瓶盖子飞了，墨水溅了出来，有一滴正溅在他的鼻尖上。陈赓冷笑了一下。兰普逊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过来，打了陈赓一记耳光，烟也被打飞了。
陈赓用洋泾浜英语大骂：“你这个虐待狂，你这个狗！”
兰普逊额头变得苍白如纸，眼睛气得发亮。他的目光朝电闸上一甩，一个巡捕便走过去。
陈赓把烟盒里的三四支香烟一把塞进口里，使劲嚼起来。嘴里麻酥酥地发苦，直觉得腮帮不是腮帮，而是两块木板；舌头不是舌头，而是一把尖辣椒；牙齿不是牙齿，而是几颗铁钉。他脑袋昏沉沉的，觉得身体和头颅已经分开了。
兰普逊眼珠一弹，电闸合上了。
陈赓身体跳了一下，心率如奔马，身如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大地失去了平衡，房屋在旋转……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被关进了小号。
他的衣服上、鞋上血迹斑斑。每动一下，身上的某个部位就痛。全身的血液在燃烧，两腿沉甸甸的，发木的舌头不听使唤。
后来宋庆龄来探监，当局迫于压力，说要释放陈赓。但他们耍了个花招，并没有释放陈赓，而是将其“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第二天押解去南京。
与蒋介石辩论
在南京没有审出结果，当局又将陈赓押往南昌——蒋介石行营。
押解船自长江到达九江，又改乘铁路专车，到达南昌。陈赓被带进当年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过了两天，蒋介石的秘书邓文仪带着礼物，来看陈赓。他是陈赓的黄埔一期同窗，又适逢他荣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兼南昌行营调查课课长，正是春风得意，满脸喜色。他一进屋，就把自己刚刚印行的《青年战争革命》小册子，拱手递给陈赓。
陈赓笑笑：“嗬，你还有时间舞文弄墨。”他随便翻了几页，念道：“拥护唯一的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统一中国，取消一切有害无益的组织……限期剿灭各地赤匪……”他丢下书本，责问道：“你所说的‘统一中国’，是否包括东三省？”
“当然，当然。”
“既然包括在内，为何南京政府对东三省毫无动静，让日寇宰割？”
邓文仪不语。
邓文仪号称是国民党复兴社“三大理论家”之一，又自称是“第一个受俄国教育又转而反对苏俄的人”。他的脸刮得光光的，虽然理亏，嘴角却保留着一丝微笑，说：“现在是卧薪尝胆，准备抗日雪耻……今后要安定社会，繁荣农村，改进教育，发展经济。蒋委员长如此器重你，你何不重整旗鼓，再展宏图呢？”
陈赓往铺上一躺，踢掉鞋子，说道：“邓文仪，老话说捆绑不成夫妻，你干吗要把我往你身上拉？我是共产党的人，死了也不进你们蒋家牌位。你走吧，我要睡了。”
邓文仪十分尴尬，咧开嘴微微一笑，道了声“回见”，转身走了。
第二天，邓文仪又来了。他带来了绸料衬衣、哔叽长衫、礼帽和皮鞋，说道：“校长要见你，我领你去吧。”
陈赓站起来，说：“走吧。”
邓文仪堵住门口，勉强地笑笑：“你这个样子怎么见人？还是先洗洗澡，刮刮胡子，换换衣服，总得讲点礼貌呀！”
“礼貌？你们把我整成这个样子，还有脸说礼貌？告诉你，我身上还有36只老白虱，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叫你们也尝尝滋味！”
邓文仪顿时觉得身上好像发痒，绽放笑容的嘴角弹弹舌头，说道：“走吧。”
旅馆外面，在微风拂拂的街上，到处挂着青天白日旗。陈赓被带进一座高大建筑物的大门。圆柱大门上高挂国民革命军“剿总”司令部行营的长牌子，这里原来是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
陈赓坐在沙发上。邓文仪上楼不多时，就听得楼梯上传来笃笃的皮鞋声。他熟悉这声音。当侍从参谋时，他多次起身迎接过这种皮鞋声。可现在他坐着，不肯动一下，用报纸遮住脸。
皮鞋声在五步之遥停顿了一下，又重新响起，并伴随着浙江高腔响起：“陈赓在哪里？陈赓在哪里？”
没有回答。
“哎呀，你怎么弄成这种样子？”一只干瘪而粗糙、仿佛有点僵冷的手，握住了陈赓的手，握得很紧。这只手他也熟悉。它曾经握住他千谢万谢，感激涕零。
“这个谷正伦，不经我的同意，竟敢随便用刑！”蒋介石说着松了手，揉了揉充血、发肿的眼睛，吃了两片药，喝下了侍者送来的白开水。
“你把我拉来干什么？”陈赓喘着粗气说。
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孔夫子有贤人七十二，弟子三千，个个能同心同德，替圣人传经布道，可你们这些黄埔学生，哎……你在徐向前那里，日子过得怎么样？”
陈赓摸摸满脸长须：“马马虎虎。”
“周恩来总是跟我作对，现在又伙同朱德在江西给我捣乱……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每天都有人在流血，中国不能这样沦陷……”
“这还用你表白吗？谁造成这种局面，中国人心里都有数。难道发动内战的责任还要我们共产党人来负吗？”
“你中毒太深！”蒋介石压低声音说，“我辛辛苦苦为了什么？中华民族的出路，只有完成国民革命，实现三民主义。倭寇对我民族的凌侵，侮蔑备至；赤匪蔓延数省，民不聊生。攘外安内，实为目前国家至迫切之要求。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复兴中国革命的因素，是集中革命分子，凝成革命力量，巩固革命政权……”
坐在一旁的邓文仪不失时机地补充道：“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的2000名毕业生，就统治中国30多年；黄埔军校的1万多名毕业生，一定能够统治中国80年。校长的愿望就是把所有黄埔军官争取回来……”
“袁世凯小站练兵也培养了不少弟子，不就做了83天皇帝梦？你不也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吗，请问你尽了多少师生之谊？谁破坏了国共合作？谁制造了‘四一二’大屠杀，谁调动了百万大军‘围剿’红军？……我不知什么叫‘礼义廉耻’！”
邓文仪急忙解释：“礼者理也，循规蹈矩，谓之礼；义者宜也，舍己济人，谓之义；廉者守也，安分守己，谓之廉；耻者疵也，刺激奋发，谓之……”
“好了好了，你不要向他讲。”蒋介石冷冷地阻止，“他心里明白！”
“你还年轻，前途远大。俗话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劝你还是想开点。”蒋介石抑制着疲劳，把目光转向陈赓，“我看这样吧，你还回来带兵，指挥哪一个师都可以。”
“指挥‘国军’打红军？”陈赓透过镜片不无讥讽地瞅着蒋介石。
“你觉得不妥，可以到第三军去当参谋长，或者回南京当卫戍司令。”
“躲在幕后杀我们的人？”
“你不要这个态度！”蒋介石被激怒了，眼神固执，动作僵硬，脸呈病态的铁青色。他挥了挥手，说：“我和你父亲是同辈，在外面，我就是你的父亲，你要听我的话！”
“哼，父亲？”在陈赓英俊的脸上流露出一种痛苦同时是火辣辣的冷笑，他愤怒地磨动着颌骨。“我家破人亡，父亲两次入狱，到现在生死不明；家产被你们讹诈一空，母亲和弟弟流离失所……你还有脸自称父亲！”
蒋介石浮肿的眼皮包着激怒的眼睛，向下弯曲的嘴角硬而紧张，那种妄自尊大的神气消失了。正巧有个军官进来，蒋介石忙对邓文仪说：“你好好劝劝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陈赓站起来要走。
蒋介石回头瞥了他一眼，又把手背到背后，说：“以后邓文仪代表我同你谈。”
蒋介石上楼去了。邓文仪碰了下陈赓的胳膊，要他留下。然后，点上他的烟斗，苦恼地喷着冒火星的烟雾。他穿的那件白条纹的深色西服更加重了他那庸庸碌碌、饱经世故的神态，而且他的身材比陈赓记忆中的还要矮些。
“可惜我没时间请你吃饭”，邓文仪说，“这样好吧，放了你，请你回到红军告诉黄埔同学，只要他们回头，校长是不会杀他们的，好不好？”
“不好。我自己不会出卖我们党，也不会带着别人来投降。”
邓文仪吸了口烟，仰头望了望半空，他的语气又变得深思熟虑，带有职业意味：“你既然如此固执，我也就爱莫能助。我多么希望你能过来，以恢复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的精神为目标，本德国、苏俄、意大利、土耳其民族复兴的历史与经验教训，注重组织，注重纪律，注重行动，注重风气，注重时间，注重空间，注重……”
“你别啰嗦。”陈赓打了个哈欠，用拳头敲敲嘴巴，说道，“我困了，送我回去吧！”
蒋介石放松了对陈赓的看管
陈赓又被押回南京，但禁闭他的不再是狭小的牢房，而是宪兵司令部一幢宽敞的小楼。房间开有两个窗户，远离其他建筑物，非常僻静。房间里摆着书架，挂着厚厚的窗帘，并有沙发橱柜等家具，多少有点生活气息和温热之氛。
伙食也改善了。经过几天养歇，陈赓的身体已经恢复。白天他拼命睡觉，到晚上又失眠了。他头枕着两手，仰卧在床上，已经睁着眼睛躺了两个小时，毫无睡意。他一直盯着天花板下那闪烁不定的灯光。
他睡不着。
天花板下那盏灯也没睡。它必须彻夜长明。
还有门板上一个反装的门镜也没睡。它是唯一的一个只能从外面往里看，而不能从里面往外看的洞眼。楼道里的巡逻哨，脚步声像钟摆一样均匀……他想过妻子，又想儿子，又想到党。不知组织是否知道他在狱中的情况？曾给他往外带纸条的看守张良城被枪杀了，文书小金又遭逮捕。肯定有叛徒，他不能再让内线暴露了。可这样拖下去，岂不拖成个活死人？他一下跳了起来，咒骂他们没有枪毙他，此刻，生的痛苦远比死的恐惧更强烈。死，意味着折磨的结束。
很快，渴望逃跑的心情控制了他。他觉得那条伤腿也有劲了，在50米之内不会落后于普通人。命运之神曾献给他九死一生，为什么不能争取第11次成功？他没事儿就活动腿，并刮了胡子，换上像样的衣服。他提出要去逛公园，看戏。早已通过窥镜观察到陈赓变化的看守长心中暗喜，深感蒋委员长软化有术。他把陈赓的要求报告给宪兵司令谷正伦，谷正伦一口答应。
逛玄武湖那天，天下着小雨，到处都是跳动的雨伞。几个跟随的看守始终盯着他，逃跑是不可能的。
又过了几天。特务们陪陈赓去看戏。看着戏院渐渐坐满，灯光渐渐黯淡，陈赓突然站起来大喊：“我是共产党红军师长陈赓！”剧场里顿时哗然，座位劈啪乱响，有观众站了起来，有观众围了上来。有个新闻记者在场，不停地用镁光照相。陈赓刚一拔腿，就被身边四五个特务按住，不容分说，把他架出塞进等候在外的汽车。
从此，陈赓失去了到公共场所的自由。
特务们只剩下一个办法，就是弄来几个油头粉面的女人来陪他吃饭、喝酒、打麻将。陈赓大骂：“无耻！”把她们统统推到门外。这正中看守下怀，他们在外间屋里支起麻将桌，通宵达旦地呼五吆六，吃喝玩闹，让陈赓一个人在里屋生闷气。有时气极了他就破口大骂，特务们也无可奈何。
一天，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来了一名法官，持有证明，要单独审讯陈赓。
审讯厅里只剩下法官和被告时，法官阴郁的目光环视着窗户、墙壁和门，用手掩着嘴干咳了一声，点头示意陈赓坐下。
“国民政府派我来单独审讯你，希望你从实招来，不得隐瞒！”
陈赓讨厌地瞄了他一眼。
“你叫什么？”法官问。
“明知故问！”
“多大年龄？”
“1903年2月27日午时三刻生于湖南湘乡县二都柳树铺羊吉安，父亲陈绍纯、母亲彭学娴，祖父陈益怀，有弟六人，本人排行老二。1922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陈赓故意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简历，没有人能听得清，记得住。
法官两个胳膊肘往桌上一架，用手掌托住额头，不急不愠地加了一句：“过去是共产党员。”
“现在也是，将来仍然是。”陈赓重复了一遍。
法官没有再反驳他，而是竖起手掌，在掌心里写了一个“麻”字：他们的目光相遇了。陈赓的黑眼珠开始显出惊讶的神色：这不是他与其他地下党接头的暗号吗？他无声而疑惑地凝视着法官。
“麻老广派我来的。家里人要我通知你，正在给你准备吃的。你要暂时改变一下态度，不要肝火太旺……”法官的声音传进他的耳朵里。
“真的？”陈赓问。
……法官说到这里停住了。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过去了。审讯室里只听见各自有节奏的呼吸声。陈赓急不可耐地等着法官把话说下去，但他却沉默不语。
门外响起了脚步声，进来一个穿着黑制服的宪兵，手里提着一副亮晃晃的手铐。
“把人带回去！”法官大声吼叫着，脚下踢得什么东西咚咚响。
回到看管室，陈赓心里翻腾开了：这究竟是福音，还是陷阱？法官说的麻老广他确实认识，暗号也对。但这个法官他却从不相识，嘿，管它呢，先按他说的办，不就少骂几句嘛……
过了几天，法官又来提审他。一般问话之后，法官终于走近他身旁，低声说道：“一切已经就绪。3日晚饭后，注意脚底下……”
三天就像过了三年！
第三天，陈赓吃完晚饭后，先窗前窗后观察了一番。窗外面钉着粗大的铁栅，窗口离地面三米多，跳不出去。外屋里特务和几个女人正在调笑，麻将抄得山响。门口也无法通过。脚下？脚下是坚固的木纹地板……他多少有些疑惑。
但他决不放弃这次机会，即使被发现了，顶多是个死。
他站起来两次。一次他踮起脚尖贴近门板，听听外面是否有人偷看。另一次，他小心翼翼拿木片塞进门底下的缝，免得门被突然推开。
后来，外屋响起了八下钟声。那冗长的声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震耳，这般凄惨。房屋渐渐变得昏暗，灰白色的点点星光开始布满天空。白色的窗帘慢慢变黄，又由黄变蓝，最后慢慢染上一层黑色，跟夜空的颜色一样。
已经是漆黑一团，只有星星在天际上闪耀。
突然随着两声轻微的“嘎吱”，两块地板条脱落，露出井口大的一个洞，从洞里伸出来个竹竿头。陈赓紧张极了，脖颈和额头上青筋突露。不管三七二十一，他抓住竹竿就往楼下滑。落地一看，又是一惊：两个宪兵持枪站在下面。这像是一间仓库，到处都是木箱、旧家具。
脉搏跳得越来越乱，陈赓额上沁出了汗珠。
两个宪兵却不说话，把他抬起，轻轻装进一个大木箱子，用铁丝捆上，贴上封条。木箱被抬上了汽车。按了一下喇叭，汽车开出了宪兵司令部。
过了一段时间，汽车停了。箱子被抬往楼上，重重地放在地上，不一会儿，箱子被打开了，一个宪兵笑吟吟地扶他出来。一个大嫂帮他揉背……这一切如同做梦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在那一瞬间，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
从窗口，他闻到了田野的清香，火车的浓烟味和煤味，也略微闻到了一点真正的春天的气息。
宪兵关了灯，对陈赓说：“全市已经戒严，你先在我家住下，等风声过了再走！”
陈赓在这名地下党员家里住下。白天怕有人进来，他躲在床的后面，立在蚊帐和墙壁之间的空隙里。外人进来时，宪兵的妻子就到床尾放马桶的角落里装作蹲马桶，用马桶前的布帘子挡住，来掩护他。
第三天晚上，宪兵给陈赓拿来一套宪兵服装，叫他换上，戴上墨镜，从容地登上了去上海的宁沪夜车。
关于陈赓的逃脱，一直有着种种说法，笔者选择以上一种，的确是因为它最富传奇色彩。有人说是看守在后窗给他吊了根绳子，他是攀着绳子下来逃走的；也有人说是在后窗放了一个梯子，他是从梯子上走下来逃走的。总之，或有内应，或有外援，都是因为当局放松了对他的看守才得以脱逃的。陈赓在自传中也说明这点：“在狱凡四阅月，当局用尽威吓利诱，我丝毫未为所动。因以黄埔关系，红军势大，当局幻想以我影响红军中之黄埔生，被释放。”据可靠资料得知，宋希濂、宣铁吾等十名国民党中的黄埔学生曾联名向蒋介石保释过陈赓；另外加上宋庆龄等人的奔走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营救。抗战在即，蒋介石也怕背上“恩将仇报”的恶名，所以做了“顺水人情”。
尽管有各种传说，但从史料来看，宋庆龄等要求释放陈赓等人的奔走呼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宋庆龄为陈赓的案子曾找到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一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说的礼义廉耻哪里去了？”蒋介石被她骂得俯首无言，虽然不敢杀害陈赓，却不愿意放他出来。宋庆龄等又找到汪精卫、罗文干，当面又向他们要求即刻释放陈赓等人，并且书面提出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宋庆龄等还到监狱探望陈赓等人，让记者向外界报道。中共党组织也在千方百计地营救他。蒋介石迫于压力，没敢杀害陈赓，有意无意放松了对陈赓的看管，使他有了逃脱的可能。
陈赓离开南京，跑回上海，又到了江西境内。中央苏区的敌军工作做得“非常好”。沿路都是由各县的地主武装——民团护送的，这个县的民团送到下一个县的民团，一个县一个县地交接，一直送到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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