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大将陈赓》

给鲁迅讲故事

1932年11月，带着一条伤腿的陈赓，回到上海，再次住进牛惠霖兄弟的医院，接受精心的治疗。

这时，中共在上海的力量已遭受到极大的损失，临时中央政治局濒临无立足之地的境况，但文化界的组织却是个例外。面对疯狂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地把握了文艺的政治方向，把一切具有革命倾向的作家团结在一起，极力宣传新思想，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动统治的黑暗，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要求。特别是瞿秋白对鲁迅全面而公正的评价，使他们在反文化“围剿”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共同脚踏实地地承担起对左翼作家联盟及其他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使这支队伍虽处于反动派的“黑云压城”之下，却异常活跃，生气勃勃，出版了大批革命文学作品和刊物。

陈赓在上海常常可以从销路很大的《申报》《大晚报》乃至国民党办的《晨报》上看到反映新思想的电影评论和文艺批评。这种状况使他无比振奋，不顾病痛在身，立即去找过去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的熟人，要向他们描述他所经历的一切。

陈赓是个讲故事的能手。他向临时中央汇报的时候，讲到了对张国焘的看法，以及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中仗打得如何激烈和艰苦。讲到战士英勇杀敌的情景，陈赓快活地露出了光闪闪的牙齿，手轻微地比画着，一板一眼，强烈地震撼着听讲人的心灵，尤其是党中央宣传部的几个人。他们随着陈赓忽而挑起的眉梢，忽而聚拢的眉宇，竟一会儿欢笑，一会儿吃惊。他讲完了，抄起杯子喝着水，听讲的人仍围着他问长问短。陈赓自己也十分感慨：“我打过那么多仗，像这么激烈的还是头一回！敌人连飞机都出动了，炸弹把山头炸成了鱼鳞坑，人就像被拦腰砍的稻子似的倒下去一片……那战士，看着像是倒了，死了，却呼地跳起来，掐住敌人的脖子就往山下滚……说老实话，我还没见过哪本书里这样写过。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了解红军所经受的一切，即使将来革命胜利了，也永远不要忘记。”

“这是精彩的小说题材！”宣传部的人们兴奋地议论起来，“应该请个作家来写！”

“请史沫特莱写！”

“最好是中国人……”

“那只有鲁迅，对，应该请鲁迅写！”

“他是大手笔。写不成长篇，写短稿也能轰动！”听故事的一拨人都是些急脾气，办事雷厉风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兴奋地将记录稿整理出来，油印了几份，挑了一份清晰的，请人送到鲁迅那里。

陈赓又跑到牛惠霖医院去治疗腿伤。这次腿伤比上次还要厉害。牛氏兄弟特地邀请海格路红十字医院骨科主任胡兰少参加诊治。经过他们精心的治疗，陈赓的伤基本痊愈，只是走起路来还有些跛。

临出院时，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兴致勃勃地来找陈赓，说鲁迅先生看了材料很感兴趣，约他去谈谈。组织上已同意他们会面，并约定，明天下午由冯雪峰和朱镜我陪陈赓一起去。

北四川路底，大陆新村9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泥板，院子里不怎么嘈杂，时常有些外国人走动，几个碧眼金发的外国小孩在玩耍。

鲁迅隔壁挂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许广平下来打水的时候，便将客人一起带到客厅。鲁迅招呼大家坐下，一张黑长桌，围着七八个木椅子。长桌中间摆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片的万年青。鲁迅请大家喝茶，自己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许广平静静地坐在一旁，手里打着毛衣，听着他们家里来的第一位真正的红军发出的声音。

因为讲过一次，陈赓再讲时更有头绪。鲁迅不时插进一两句问话。陈赓讲到红军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时候，学着红军战士大声呐喊的模样，形容着投入杀敌的情景，谈的人和听的人都兴奋起来。鲁迅高兴地笑了，问道：“是这样的么？”然后点了点头说：“先声夺人嘛！”

鲁迅的入神也感染了陈赓。他又描绘起红军司令员坐在田头和农民一起抽着黄烟聊家常的情景，说起一个小脚老太太如何掩护伤员的事……鲁迅笑得烟卷差点掉下来，咳嗽起来。他把装在象牙烟嘴里的香烟用手按得紧些，说道：“写一个中篇，可以。你们住得怎样？”

“我们都住在老乡家里。那里的房子大都四面开窗……”

“哦，那空气一定很流通，这是个进步。他们已经注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不像我们这里，白天也暗得很……”

随着鲁迅的目光，大家侧身望着窗外。冯雪峰一惊，说道：“先生，弄堂里好像有‘狗’！”

陈赓打住话头，下意识地摸了摸平时别枪的腰间，不安地问：“是不是我引来的？”

鲁迅摆摆手：“这种“狗”，时常有的。我已经搬过三次家了，他们总是跟着我，不要理。你讲，鄂豫皖一带的地形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陈赓欲讲，又摸摸口袋，掏出笔，许广平及时递过来一张纸，“这里有一座山，还有两条河……”陈赓边说边画。

鲁迅从躺椅上起来。陈赓勾画的草图在他手上微微抖动，他好像听了所讲引起了什么幻想，安详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许久才说：“要写的话，只能像《铁流》那样写，有战争气氛，人物的面目只好模糊些了。”

未到黄昏，客厅里已经要开灯了。鲁迅意犹未尽，挽留客人吃饭。菜食很丰富，有鱼，有肉，都是用大碗装着，有七八碗。鲁迅亲自打开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头白兰地酒。

陈赓抿了一小口，问鲁迅：“报上说要三万元悬赏您的头颅……”

“这是假的。”鲁迅喝了一口酒，一边搛菜一边说，“一个文学家，他们哪里会出那么多钱。只有你们带军队的人的头，才会卖这么高价的。要搞我的头，不过一两千元吧。”

“先生要当心，被他们杀掉可不值得。”

“是呀。我尽管攻击军阀和政府，但也要注意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注意，我早就被他们杀掉了。所以那些攻击我的、犯幼稚病的批评家们说：鲁迅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家，那就应当早已被杀掉了。而我现在还活着，还在发牢骚，说怪话。据说这就是并非真正革命家的证据。这也许是实际情况吧。我也承认他们的道理。我们自从发起反清革命运动以来，我的朋友大多被杀掉了，活下来的几乎一个也没有。拿我来说，自从遭到段祺瑞的通缉，就不得不多次到处逃避，是从很危险的情况下逃脱出来的。”

鲁迅兴致很高，喝了两三杯酒，脸色有些微红，情绪也似乎更加热烈，轻松地说着带有讽刺意味的话。他扫了一眼摆在桌上的菜肴，说：“我也在过着这样小资产阶级式的生活，但我决不以为有什么意思。每想到自己过着这样的生活，感到真有点憋气。”

“先生太谦逊。你写了那么多书，要不是打仗，我准能每篇都读，都是很吸引人的。”

“我虽然写了许多我们的同胞，但多数是不幸的同胞。没有写到像你们这样的人，你们才是中国的脊梁。”

“你是说红军？”

“对，红军。”鲁迅已经恢复了平静，目光仍显深邃，对着陈赓，也对着在座的冯雪峰和朱镜我，侃侃而谈，“你们红军，和那些悲观的亡国论者完全相反，你们是一群有自信力的、聚结了而且是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你们是在用血肉、用头颅写中国的新历史；你们是在用前赴后继的战斗，创造最伟大的作品！”

客厅里一下沉寂下来，好像人人都想着心事。陈赓有些愤愤不平：“有人却骂我们是土匪、强盗！”

“在反清革命运动鼎盛时期，我跟革命的‘强盗’颇有些往来。强盗们吃肉，是拿出这么大的家伙”，鲁迅用手比画着，“你要是不把你面前的肉全部吃掉，他们可要生气哩。我说的太多，看，饭菜都凉了，快吃。”

陈赓把一颗咸辣椒搛进饭碗，一口嚼了。

鲁迅注意到这个细节，说道：“我的儿童时代刚结束时，家里已经十分穷困，缺少穿的衣服，为了御寒，就一个劲地吃辣椒。而且这样可以少吃东西，辣椒是刺激胃的，会使你有一种吃饱的感觉。你在这里可不要假装吃饱，我以后还要找你来谈谈。”

“我一定来。”陈赓又吃了一口辣椒。

鲁迅指指窗外：“你自己就可以来。下次来记住门口那个‘茶’字，就是‘茶’的旁边9号。”

以后，鲁迅曾几次向冯雪峰表明要写一个《铁流》那样的东西，并把那些素材郑重其事地藏来藏去。遗憾的是，鲁迅的这个构想始终没有实现。

据冯雪峰分析：“他终于没有写，显然由于他不熟悉红军及其战斗的实际情况。这很难使他造成创作所需要的真实感。”事情就这样搁置下来。

至于陈赓究竟会见过几次鲁迅，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两次，也有人认为是一次，并说这唯一的一次会面只有朱镜我作陪，冯雪峰并不在场。而冯雪峰1951年回忆说也是一次。陈赓在1956年接受采访时也说：“他本来约我再去一次，我也答应了，愿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从此再未得见鲁迅先生。”

这倒不是陈赓的记忆疏忽，而是他有意与冯雪峰的说法一致。他曾亲口对他的一名部属、另一个鲁迅的崇拜者戴其萼说过：“一次两次不是原则问题，何况冯雪峰已经公开讲了只有一次，我如果站出来纠正他，那我们两个共产党员会给群众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这也是陈赓的一贯风格，他会时常想到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