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本书编写组 编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5月
【内容简介】
《改革是最大红利》鲜明地定位于通过改革推进中国全面发展的主题，从“凝聚改革共识”“推进全面发展”“改革惠及民生”“改革红利专家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改革的阐释，也可看到当前中国社会关注的重大改革问题的说明，还可看到活跃在当代理论和政策学界的专家的观点。
【目录】
一、凝聚改革共识
李克强：中国实现真正发展只能靠改革
追寻两会中的改革红利
牢牢抓住改革“时间窗口”
解析改革的“三个问号”
中国新一轮改革揭幕
汇聚“正能量”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转型战略过大关
“战略机遇期”盛世忧患录
以健康心态凝聚改革共识
二、推进全面发展
李克强：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寻找改革红利释放路径
五大发力点“升级”中国经济
释放改革红利，中国经济换挡前行
向自身权力“开刀”：国务院机构改革
中国网民为机构改革叫好：机构改革
中国政府加快现代化转型：政府改革
用制度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政府改革
中国机构改革盘活发展存量：政府改革
变革金融监管刻不容缓：金融改革
筹谋金融改革“顶层设计”：金融改革
走符合发展规律的城镇化道路
三、改革惠及民生
李克强：用改革的最大红利让广大人民受益
民生改革加速，才无须“算计明天”
十年倍增导向共同富裕：收入改革
新医改：成功的彼岸渐具轮廓
全覆盖后再推公平：养老改革
追求起跑线上的公平：教育改革
美丽中国：何以渡过“深水区”
治理污染绝不能手软：环境保护
如何守住我们的生存底线？
四、改革红利专家谈
华 生：中国经济改革应主攻“三大战役”
王健君：牢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国情
王甘武：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是一场艰苦的革命
张茉楠：以市场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
宋丽萍：资本市场并购重组时机全面来临
张维迎：政府不要随意干预产业发展走向
李宇嘉：不动产登记是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
左晓蕾：土地流转改革是中国城镇化的新探索
博鳌论坛：自由平等的市场是释放制度红利的前提
博鳌论坛：削权加放权 啃下改革“硬骨头”
博鳌论坛：中国改革需有解决问题的“明确预期”
博鳌论坛：提高劳动者素质，释放新红利
人大课题组：宏观调控空间缩小 逐步降低“高增长依赖”
史蒂芬·罗奇：中国的改革应从“乌龟”变成“兔子”
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唯有依靠改革
随着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能否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近年“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特别是在去年我国经济增长本世纪以来首次跌破8%以后，对未来中长期增长前景担忧声音增多。今年“两会”代表委员对此基本的判断，一是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大，二是亟须综合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政协大会发言题目就是“以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他认为，到2020年我国内需规模有可能接近百万亿元的级数。如果潜在的消费需求能够得到比较充分释放，就有条件支撑未来10年7%—8%的增长。
根据我国GDP总量粗略估算，2012年我国人均GDP约6100美元。若未来10年能保持7%-8%增速，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将翻番，超过1.2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全国政协委员、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预测更为乐观。他认为，若能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增长潜力，中国有可能再维持20年的年均8%的增长，预计到2020年就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将达到1.25万美元。
虽然这些预测尚存争议，但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确具有独特优势：一是大国经济特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点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具有多层次性，回旋余地很大”；二是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三化”同步时代，三种动力叠加，有机会“弯道超车”。而过去三十年我国就是在不断打破常规中从贫穷、落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未来仍有潜力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跨越，但前提是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续深化改革。
今年“两会”已拉启改革序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二字出现54次之多，专门用一节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并将“勇气”放在“智慧”之前表达改革决心，回应社会对改革的期盼。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等学者提出指导改革的理论框架，“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其基本政策主张概括为“双创、双化、双减、双扩、双进、双到位”，即通过鼓励创新、创业，加快城镇化、产业优化，减税、减少行政审批，扩大对亚非拉开放、扩大基于质量和效益的投资，国企和民企共同进步，政府和市场“双到位”，实现中国之必然选择的“三步走”赶超战略。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提出者、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也认为，中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在于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并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完善法制建设。
“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铁律。上世纪后半叶，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都顺利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我国也有潜力实现这种历史性转变。改革大幕已徐徐开启，人们有理由期待“两会”之后更多改革举措出台。
以制度创新释放“改革红利”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在不久前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李克强副总理的这句话引发强烈共鸣。正如有人所言，当今中国最强音，若用两个字概括是“改革”；用四个字概括是“改革、改革”；用六个字概括是“改革、改革、改革”。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离开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只有改革，才能去除种种不合理的体制机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只有改革，才能营造公平正义的制度环境，激发中国社会的动力活力。未来中国，最大的红利在改革，最好的投入是改革。改革，依然寄托着普通国人的幸福期盼，托举着民族复兴的共同梦想。
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86次提到“改革”，并首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两大目标并列相提。今天，身处今非昔比的历史方位，当改革从观念突围转向利益调整，如何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整合改革合力？当改革遭遇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如何统筹兼顾、稳妥推进？
对于中国发展的非凡成就，有各种解读，比如人口红利、外贸红利、土地红利等等。这些分析各有道理，但都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红利都出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比如人口红利，改革前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为何没有影响全球的“中国制造”？再比如外贸红利，全球化进程再顺利，倘若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恐怕也很难从中受益。田忌赛马的故事尽人皆知，如果从改革的角度解读，就是进行了“有效制度变迁”；同样，助推中国发展的各种红利，本质上都是改革红利的体现，都是制度创新释放的红利。
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小平同志“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论断，可以理解改革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要义，可以理解十八大报告“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的要求。今天中国发展的任务艰巨繁重，但抓住改革这个根本，就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天改革的思路千头万绪，但只要牵住制度创新这个关键，就可以事半功倍。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特色鲜明、富有效率的，但还不是尽善尽美、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不断完善。”制度需要完善之处，正是改革作为空间。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建设生态文明制度……就能调动起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源源不断地释放“改革红利”，又好又快地推动中国发展。
发展是最大的民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改革红利不会自动变现，以真抓实干的精神推进制度创新，以造福人民的使命感承担历史责任，我们就一定能有更大作为、更多进步，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新华社记者范正伟）
建成全面小康，中国需要释放怎样的改革红利？
在全球经济放缓背景下，中国经济也告别高增长转入中速增长轨道。距离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只有7年时间，中国能否如期圆梦备受关注。
在日前于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经济峰会上，中外权威专家表示，尽管增速放缓，但中国经济仍有很大增长潜力。不过要打开新增长潜力的大门，必须通过体制创新，释放改革红利。
释放改革红利盼改革路线图出台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改革开放。”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吹响了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号角。“中国改革正处于关键时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正在放缓，未来10年￣15年可能会维持6％￣7％的中速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是体制改革，尤其是体制的创新。
在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眼中，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防止世界经济走向萧条作出了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有了明显转变。不过要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健康增长，中国仍有许多亟待改革之处。
罗奇指出，中国出口增长面临的全球逆境，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带来很大阻力。此外，内部发展不平衡、服务业发展不足、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仍较大、投资和资源分布不均等依然存在的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对中国而言，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说。
他指出，从党的十八大到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到今年两会，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越来越清晰，接下来关键是制定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并坚决执行落实。
挖掘新增长点需用改革打开大门
尽管中国未来经济增速会放缓，但出席峰会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增速仍是相当高的，不会影响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中国经济总量到2020年仍有可能接近甚至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要实现这些目标，关键在于挖掘未来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说。
刘世锦指出，新型城镇化、产业和消费升级，都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增长点。以城镇化为例，中国城镇化率未来至少还有20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空间，意味着还将有两亿多人成为城镇居民，这些人进入城市后其消费水平有望增长30％左右。“城镇化将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郑永年指出，要挖掘城镇化的增长潜力，中国需要深化诸多体制改革，最主要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益。
不过，刘世锦强调，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打开这些新增长点的大门。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挖掘增长潜力，由过去的粗放经营变为今后的精耕细作。
对此，吴敬琏指出，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中国目前改革的核心是如何完善市场机制建设，亟待加快推进商品及生产要素等价格改革，深化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同时，要配套推进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经营等重点领域的改革。
突破改革障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随着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如何打破已有利益格局、扫除阻碍改革的桎梏是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不管是设计改革还是执行改革，都面临很多困难，但改革最大的障碍是利益。”吴敬琏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有质量的GDP增长，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一方面中国需要一个‘小政府’来规范和引导庞大的经济体向市场经济发展，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稳定经济作用，用更透明、更有力的政策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斯蒂格利茨说。“我们需要聪明的政府加上有效的市场，需要更加重视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需要比过去更加注重调动个人、企业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这些正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刘世锦表示，对中国而言，改革无异于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必须把改革和创新结合起来，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改革，从而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新华社作者韩洁、高立）
吴敬琏：改革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
在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是中国改革路线图的核心。
吴敬琏表示，中国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的核心是建设规则基础上的市场，具体有三项措施：第一，价格放开，商业价格、要素价格都要放开。第二，政府要保证宏观经济稳定，驱除违规单位的活动。第三，市场监管要做合规性监管，不用审批制度取代监管。
吴敬琏还表示，在一些重点领域，例如财政、金融、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本的运营，应对它们之间的配套关系和时间顺序做出一个安排，同时调整执行过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做出的总体规划有50条，现在看大体上是正确的，这对于中国体制改善和经济发展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新华社记者牛莹、邱俊松）
失去竞争性的市场是假市场
“改革大关还没有过，前面的任务还很艰巨，要打开新局面，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么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在上周末召开的2013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三届年会上，经济学家吴敬琏强调，市场的灵魂在于竞争，任何失去竞争性的市场，只是一种貌似市场的假市场。
“目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构筑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在吴敬琏看来，现行体制仍不能称作一个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制度。
“当前的体制存在三个短板，即市场没有完全地形成；产权仍是模糊、不清晰的；缺乏竞争。”他说，对于前两个短板，大家有共识，但对于第三点，人们往往忽视了竞争是市场的灵魂。
吴敬琏引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称，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同时可以兼容激励机制，根本原因在于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只有通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形成这个价格信号，才能够实现市场所有有效的机制。
“我个人认为，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更可怕。”
吴敬琏呼吁，企业家不要去寻求特殊的政策优惠，而应当努力争取平等竞争的制度环境的建立。“任何在权力之下发生的交易，都将是其他形式的交易，而绝不是市场交易。”
他建议，要完善我国的市场体系就应当着力的进行以下一些改革：一是确立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二是放开各类产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三是要明晰市场的竞争规则；第四，反对垄断，强化竞争；第五则是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加强合规性监管。（新华社记者卢晓平）
吴敬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突破体制性障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17日表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突破体制性障碍，尽快制定总体改革方案。
吴敬琏是在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增长方式转型已经提出近20年，至今未能取得显著成效，问题在于体制性障碍未消除。由于“政府主导”抑制了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激励中的作用，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加快城镇化都起了负面作用。
吴敬琏认为我国城镇化质量差（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制度缺陷使获取土地差价成为各级政府推进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二是政府偏离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定位，成为“城市经营者”，财政也偏离公共财政的方向；三是各级政府的GDP增长导向，使我国城市化离开了创新的基本功能，部分地区甚至演变为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
对于贫富差距过大，吴敬琏认为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份额低下；其次是土地产权不明确使广大农民土地收益受到侵蚀；再次是资本市场缺乏规范使中小投资者利益受损；此外，还有垄断特权损害中小企业和消费者权益。（新华社记者胡东林）
研制总体方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当务之急”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7日在此间说，中共十八大发出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后，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研讨制定改革总体方案。
吴敬琏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3年年会说，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一段时期的任务，而具体到今年，重点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说的，“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被视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指导中国改革的总体方案。
吴敬琏说，根本性改动将使中国原有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引起矛盾和阻力，也加大了改革难度，因此要充分认识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尽快建立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班子，来统筹协调相关工作和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吴敬琏提出两条改革线索：一是问题导向，探寻造成矛盾的体制原因，明确在哪些方面进行改革；二是从领域入手，按照市场经济的子系统分类汇总需要进行的改革。在此基础上，由一个中央的工作机构和高层领导人汇总梳理成为总体改革方案。
谈到中国发展转型难以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吴敬琏认为，根源在于体制性障碍。同时，旧的体制性障碍不除，收入差距、遏制腐败、城镇化等问题也难以取得突破。
就改革的领域而言，吴敬琏认为应以建设“竞争性市场体系”为中心，重点放在完善市场的产权制度基础，放开各类资源的价格，反垄断、强化竞争，实现司法公正和完善的执法监管以及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
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于1998年6月在北京成立，是中国著名经济智库，聚集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领域的一批著名经济学家。（记者郭信峰、姬少亭）
向东：深化改革四大紧迫性
新时期的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是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要难，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
改革是动力，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仍要充分释放改革的动力，让全体国民分享改革的红利。
新时期的改革，是“深水区”的改革，是涉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要难，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来推进。概要说来，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改革，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紧迫性。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保经济社会沿着科学发展轨道前进的必然选择。
当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居民收入分配之间差距仍然较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投资、消费比例失调，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
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还没消除。加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习惯于用“有形的手”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管了一些不该管也管不了的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滞后，市场信号失真，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财税体制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不足；金融体系支持实体经济的制度建设不完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支持不够；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仍不健全，等等。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是加强社会建设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的正确途径。
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些新的阶段性特征在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于征地拆迁、环境污染、食品药品安全、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样多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人口迁徙流动大量增加，给社会管理带来巨大压力；社会总体稳定但公共安全事故多发频发；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但如何加强管理服务的问题十分突出；互联网迅速发展，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外部各种势力插手干预，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增加了社会矛盾的复杂性，等等。
这些社会领域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使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不能完全适应。只有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期盼加大社会领域改革力度，从制度安排上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才能在新形势下最大限度调动积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减少消极因素，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是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应对外部环境挑战的客观要求。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我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远未结束，世界经济复苏面临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在较长一个时期呈现低速增长态势。随着各种形式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各国围绕市场、资源、科技、人才等的竞争更加激烈，都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增强自身实力，以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
中国的开放型经济不可逆转，但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能源资源约束的加强等因素，一些传统竞争优势正在减弱。我们必须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逐步确立新的竞争优势，尤其是需要加快改革来完善有利于发展开放型经济的体制机制，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外部风险，把握竞争主动权。
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深入推进重要领域改革，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制度体系的迫切需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还不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体制环境仍有待改善；从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看，工业化、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仍待破题；从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看，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程度有待提高，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没理顺，各地相互封锁、以行政区划为主体的经济运行模式仍能大行其道；从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看，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还很不完善；从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仍亟待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和再分配调节机制也有待健全。
迟福林：尽快形成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两会期间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改革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比较突出，今后1至2年是改革的重要“窗口期”。如果重大改革能够及时推出来，就会掌握主动。否则，可能会给中长期发展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被动的问题，积累更多的矛盾。要尽快形成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迟福林表示，首先是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要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到2020年，人口城镇化率每年要提高2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逐步接近60％左右的名义城镇化率。
其次是投资的转型与改革。迟福林说，现在来看，投资推动有两个方面的大问题：一是投资结构不合理，与消费结构严重脱节。二是投资来源不合理，政府投资占的比重较大。
最后是国有资本的转型与改革。迟福林说，过去几年，国有资本在做大经济总量上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社会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国有资本要由以做大经济总量逐步向以公益性为重点进行调整和改革。
“这三件事做好了，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最大的红利。”迟福林说，未来8至10年的内需潜力大概高达百万亿，如果改革到位，就能把百万亿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释放出来，保持我国未来10年7％至8％的中速增长。
谈及改革攻坚的破题，迟福林说，今天的改革与前几年有很大不同，利益关系面临全面、深刻的调整。他认为，当前的改革攻坚有三个切入点：一是加快推进政府转型与改革；二是切实破题收入分配改革；三是着力解决体制性、机制性腐败问题。
迟福林表示，从改革攻坚、突破的现实需求看，当前要尽快出台改革的总体方案，形成路线图和时间表。按照十八大报告关于“五位一体”全面改革的要求，建议尽快制定未来5至8年的中长期改革规划，争取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出台实施。（新华社记者孙韶华）
制定国家规划倍增中产群体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规模过小、身份认同感不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建议，应当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国家战略，在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基础上，尽快制定专项国家规划。
迟福林说，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是释放消费潜力、扩大内需，建设“橄榄形”社会的重要基础。为此，他建议，尽快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国家规划。他认为：“所谓的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
在迟福林看来，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是一个综合指标，既反映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也反映社会建设的实际进程，与GDP等单项指标相比，更具综合性。他建议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倍增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性指标，并鼓励地方政府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重要的约束性指标。
“关键是要尽快制订可操作的综合性行动计划。”迟福林认为，应当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行政成本过快增加，使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明显提高。
同时，迟福林建议，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尽快改革征地制度；以提高财产性收入为目标规范资本市场发展；加大教育投资，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使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等群体尽快成长为中等收入群体。（新华社记者傅勇涛、何雨欣）
宋晓梧 迟福林：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
十八大报告把“完善体制改革协调机制，统筹规划和协调重大改革”，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十八大后，尽快建立一个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以加强对经济体制、行政体制改革的组织、协调和指导，现实需求增大，各方共识增多。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建立改革协调机构加强改革顶层设计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成立了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协调机构——国家体改委，到10年前体改办撤销。10年后十八大之所以再次强调建立改革协调机制，最重要的是今天改革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改革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可以说，建立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着力改革顶层设计，其现实性、重要性不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1. 撤销体改委与当时过于乐观的改革形势估计直接相关。上世纪80、90年代，原国家体改委承担了许多重要领域改革的理论研究、规划设计、组织协调、实践指导等职能，在改革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到了上世纪末，对改革曾经有这样一个判断，认为到本世纪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形成。在这个总体框架内，各部门、各地区按照既定的设计，重点抓好落实，到2020年能够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当年撤销国务院体改办的主要因素。
今天看，不仅经济体制改革远未完成，政治、文化、社会等新的改革任务又逐步提出来，改革顶层设计从总体上滞后于改革实践。以收入分配改革为例，十六大时就提出“调高、提低、扩中”的思路，直到今天尚未有一个总体改革方案出台。
2. 未来5～10年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全面增强。现实的情况一再表明，改革不仅要走很长的路，而且矛盾与困难比原有的估计要大得多、严重得多。例如：
（1）改革任务全面加重。十八大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和改革的重大任务，远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经济体制改革的范畴。这就需要立足现实，着眼中长期，对全面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规划统筹，以把握改革的主动权。
（2）改革的艰巨性增强。比较容易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已经完成。而涉及面宽、触及利益层次深、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尚未实质性破题。并且，随着内外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改革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问题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同时，改革面临着的这类重大课题，大都带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点，其全局性、复杂性日益增大。为此，加强改革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改革推进的现实性全面增强。
（3）改革的复杂性日益突出。在利益矛盾增大、增多的大背景下推进改革，不能不面临利益掣肘的巨大挑战。有利则改、无利不动、甚至利用改革强化既得权力和既得利益。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综合协调的情况下，部门分头推进改革的方式，很难保证改革不走形变样。
3. 建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的三个可选方案。从总的来看，新阶段改革顶层设计对建立改革协调机构提出三大要求：第一，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第二，利益相对超脱；第三，具有较强专业性。考虑到这三大要求，可以考虑如下三个方案：
（1）方案1：在中央设立改革领导小组。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负责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推进，制定重大改革的总体规划和相关领域的综合配套措施、统筹协调相关各方形成改革合力，以充分发挥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建议借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的体制安排，在国务院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组织落实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的改革决策。
（2）方案2：设立国务院改革领导小组。在国务院主要领导的直接领导下，下设精干的办公室，具体负责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协调指导。
建议成立的改革协调机构不宜设置为一般的议事机构或部际协调机构，应定位为高层次的工作机构，以统筹各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协调重大改革的具体实施，发挥中央、国务院领导全面改革的参谋助手作用。
（3）方案3：成立中央或国家层面的改革决策咨询机构。下设精干办公室，主要承担：第一，联系和服务于改革决策咨询机构的专家，组织进行重大改革的调查研究；第二，筹备组织定期和根据临时需要举行的改革决策咨询委员会议；第三，联系改革研究机构及其知名专家学者，建设全国性改革决策咨询网络；第四，组织相关研究机构参与重大改革专题研讨。
顶层设计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
从近10年来的改革实践看，改革需要克服部门利益，但又不能绕过部门推进改革。成立改革协调机构，就是将改革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指导督办与部门推动有机结合，形成推进改革的合力。
1. 既要保证改革协调机构的权威性、也要充分调动部门改革自主性。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家体改委在改革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作为一个利益超脱、专司改革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体改委主导了多项重要领域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职能逐步细化，体改委开始参与一些涉及职能部门的具体改革。这就难免与一些部门的职能产生交叉重叠，引发矛盾。这也是体改委被撤并的原因之一。
总结历史经验，改革协调机构要着力于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综合协调和指导督办，把统筹协调和部门具体推动结合起来，二者缺一不可。
2. 充分估计改革顶层设计、顶层推动和统筹协调的现实需求。目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面临着各种既得利益的掣肘。
（1）部门利益突出。以行政审批为例，行政审批权的改革往往以“合并同类项”的形式出现，某些领域的行政审批名义上看数量减少了，但实际审批事项却有增无减。这其中不乏掺杂了某些部门利益。
（2）地方利益突出。在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下，近年来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倾向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3）行业垄断利益突出。铁路行业政企分开长期难以转变，背后是巨大的行业利益链条。由此看来，仅靠部门很难实质性推进改革。
3. 把改革的统筹协调与部门推动紧密结合。
（1）明确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同部门之间的改革分工。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重在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超脱部门利益的推进机制，以加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有效推进深层次、综合性改革。
（2）充分并发挥各部门的业务优势。明确部门推进改革中的分工，充分发挥各部门具体推动改革的业务优势，以保证部门对改革决策的认可和推进改革的责任担当。
（3）支持部门和地方的改革试点。给予部门和地方一定的改革探索权，鼓励部门地方创新改革的推进方式。
（4）在新一轮大部门体制改革中推动部门实现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开。
整合现有改革协调机制合力推进改革
新时期推进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也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这就需要在新成立高层次改革协调机构的同时，形成充分利用多方智慧、凝聚改革共识的新机制。
1. 原国家体改革委之所以能够在改革协调上发挥重要作用，重要原因在于调动各方面的资源研究、谋划和探索改革。
（1）注重联系智库。形成相关研究力量和研究网络，充分利用各方智慧为改革出谋划策。
（2）注重联系地方。谋划地方改革试点，通过以点带面、总结地方经验普及和推进改革。
（3）注重国际合作、交流与研讨。通过考察、总结、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进改革。
2. 整合现有的改革协调机构。这几年，为了推进相关方面的重要改革，先后由中央领导同志牵头成立专门的改革领导小组。这些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在调动各部门力量、配套推进专项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议在此基础上，新成立的改革协调机构，要有效整合、充分利用现有改革协调机制所形成的资源，以加强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协调指导和监督推进。这样，既有利于统筹规划全面改革，又有利于把现有的力量整合起来。
3. 成立专项改革研讨小组。建议在整合现有改革协调机构的同时，可考虑设立各类专题改革研讨小组。形成改革研究广泛的社会网络，集中多方智慧为改革出谋划策。这样，既能够确保改革总体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又能够确保各类专项改革规划之间的协调配套。
（作者分别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谭浩俊：改革呼唤超利益协调机构
步入“深水区”的改革，如何突破部门利益篱笆，将改革向纵深推进，不仅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有个超凡脱俗的机构，不受任何部门的制约与影响，也不受任何利益的诱惑与误导。
据报，在2月17日举行的2013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全国政协经委副主任、中国国际 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前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提议，必须有个专门研究改革的统筹协调机构。他的主张，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度认可。显然，这个统筹协调机构，不是目前的国家发改委，而是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体改委，专司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和协调，以及统筹改革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随着改革将逐步向“深水区”推进，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逐步显现。其中，来自于部门利益的矛盾、部门利益的障碍、部门利益的阻力，正成为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最大难点之一。不设法克服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别说各类改革方案的出台，就是方案的设计与制定，也会因相关部门的阻力而停滞不前。设立一个高规格、具有高协调能力的机构来设计改革方案，协调方案研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无论从改革开放以来几次大的改革，还是近年来几次专项改革来看，都是最有效、最具推进力的手段。
如改革开放初期，就因为当时由体改委负责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和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阻力大大减少。即便有阻力，也会在机构的“特殊性”中得以化解与消除。又如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如果不是当时总理亲自坐镇指挥，研究制订方案，并亲自到若干个省份调研，也是很难向前推进的。
从近两年相继推出的医疗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来看，建立高规格、高协调能力的改革推进机构可以说已是刻不容缓。
先看医疗制度改革，从“两江”（江苏镇江、江西九江）试点到正式出台，用了整整十六、七年时间。特别是最新一次方案的研究制定，从多个部门、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外国机构同时制订方案，到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订方案，最终都在部门利益的冲击下，始终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但最终通过中央政府协调，总算平衡了各方关系，方案才得以出台并实施。即便如此，方案也还是带有十分浓烈的部门利益平衡的痕迹。
更重要的，方案出台以后，仍受到部门利益的强力阻碍与影响，在基本医疗制度建立、基本药物制度推行、全国统筹协调、基本医疗保障等方面，存在无法有效向前推进，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最高层的直接统筹与协调，仅靠部门牵头，这项改革就极有可能在部门之间踢来踢去、磨来磨去。即便能够出台，也是一个“四不像”。
再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虽然日前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指导意见，但改革方案的出台过程来得艰难程度，可能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词来形容。如果不是中央下定了决心要将这项工作向前推进，并在国务院相关会议上先作了目标和时间方面的明确，相关意见可能还会在部门之间转来转去。纵然如此，意见出台以后，能否得以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目的，特别在如何控制高收入和建立公平分配制度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克服的障碍还很多。
应当说，对建立相对超脱、具高规格和高协调能力的改革机构，在理论界已基本形成共识，先后发出了很多呼吁。经济学家张维迎多年来一直在呼吁成立国家改革委员会，而社会公众对改革向纵深推进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与期待。因此，当下建立真正能独立于部门利益之外的权威改革机构，已是水到渠成的事。
接下来需要做的是，首先，这一机构能否如期建立，并由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兼任主任，亲自协调和推进改革方案的总体设计和推进。一旦这一步能顺利迈出，改革向纵深推进就能充满希望；第二，要选择几个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作为突破口重点设计、重点推进，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示范借鉴作用；第三，改革要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作风改进、效率提升、服务水平提高同步推进，通过改革，不仅要解决社会各方面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如垄断、收入分配不公、要素制约等，而且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化政府程序和扭转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倾向，使改革的整体作用与效率大大提升；第四，改革还要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运行质量提高，有利于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 竞争力。因此，改革方案的设计，也要更多突出“经济元素”、“经济效应”；第五，改革方案的设计与制定，注重配套政策完善与补充或许是更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方案出台以后，还需通过征求社会各方的意见不断补充、打补丁，修补可能的漏洞。毕竟，在转型时期，在利益平衡过程中，任何方案都难免存在漏洞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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