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家·巴金》

 　　【精彩书摘】

荷香与星光

　　如果说，曹禺、何其芳等的崛起标志了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对文学新人的发现，那么九叶派的发现则是巴金对20世纪40年代文坛的又一贡献。

　　在战争、政治、经济的多重压迫下，20世纪40年代的文学更处 于一种艰难的境地。一方面，抗战要求文学直接为战争服务；另一方面政治高压又束缚了作家的言论自由，再伴之以经济的压力，文学创作界以至出版界都充满了粗糙与浮躁之气。此时，巴金却以敏锐的眼光在西南联大的校园里注意到一批风格别具的文学青年，他们便是青年小说家汪曾祺和陈敬容、杜运燮、穆旦、郑敏等一些年轻的诗人，而这些年轻诗人便是后来被称作“九叶派”的年轻人。陈敬容、杜运燮、穆旦、郑敏都有一部或多部作品收在“文学丛刊”之中，它们代 表了九叶派在20世纪40年代的创作实绩。可以说，在发现文坛新秀 方面，巴金又作出了一次新的贡献。

　　今天，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越来越多，他们也都看到了“九叶派”在中国现代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而在当时，更为引人关注的却是与抗战密切相关、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作，西南联大师生的作品主要是发表在校园刊物如《文聚》上。他们的诗作与更广大读者的联系则是通过文化生活出版社完成的，像杜运燮的《诗四十首》、郑敏的《诗集》、穆旦的《旗》、陈敬容的《盈盈集》都是由《文学丛 刊》于1944—1945年集中推出的。巴金之所以选择出版了他们的作 品，是因为感受到这些年轻诗人作品中诗的品格与艺术的本真，这些年轻的诗人没有因为战争的压迫而一味去呐喊示威，而是以自己的精神血肉去包裹担当现实的勇气，用诗歌去呈献人生的意义，他们这种用艺术的淳美去拥抱生活、拥抱生命的精神正是与巴金的编辑思想相统一的。巴金将这些年轻人的诗作编辑出版，使他们在新诗上进行创新、突破的努力有了为更多读者认同的可能。可以说，巴金以自己独到的眼光为抗战时期的文学输送了新的血液，使得“九叶派”这一现代主义诗歌流派的崛起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为现代文学史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而“九叶派”诗作的出版也恰恰从另一个角度再次为巴金编辑理念中对艺术性的推崇作出了很好的说明。

　　在当时西南联大的校园里，这一群年轻人倾听叶公超、闻一多、朱自清、冯至等讲授外国文学，其时还有英籍教授燕卜荪所上的《当代英诗课》，这一切都为这一群年轻人多方面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与影响创造了可能，使他们将自己的艺术感受通过诗作传递出来。对此，王佐良回忆说： “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 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祇式’ 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他们兴奋，他们如饥似渴地吞咽着艾略特、奥登、威尔逊还有叶芝、艾里奥脱，感受着他们的性情、气质思想与灵魂。例如，王佐良当时便在《文学杂志》撰文分析穆旦的作品说： “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他最好的本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明确地指出了穆旦在形式方面对西方现代派的诸多借鉴，这也正是整个“九叶派”艺术上的显著特色。事实上，“九叶派”在现代诗歌的形式领域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与探索。

　　虽然以后“九叶派”多为人称道的是他们的诗歌技巧，以及他们对现代诗理论与创作的贡献，其实他们同样鲜明地感受到了现实的强烈苦痛，他们有着对中国现实历史的深刻辩证的独立性思考。他们承受着现实的磨难，颂扬生命的伟力，呼唤民族的自强。只是，与一些诗人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这种思考已经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的痕迹。他们憧憬明天的彩霞时却又带有一份哲理的思考与怀疑。他们看 到了“那改变明天的已为今天所改变”的人生变幻，看到了那给我们 希望与光明的未来，也会“给我们失望”，甚至“给我们死”。“这一切充满怀疑主义精神（如穆旦所说，它是直接来自鲁迅的）的思考是 超前的”，是一种哲学层面上的思辨。并且他们的思考那一份带有深刻痛切的怀疑精神，是鲁迅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逼透洞察力基础上的怀疑精神的余绪。又如杜运燮的《诗四十首》，即收录了他的一首长诗《阿Ｑ》，直接运用诗的语言诗的形式去演绎鲁迅先生笔下那个具有超越时空意义的著名典型，进行着深入的思考。诗中特别标出说这是一 首“light verse（轻松诗）”，但读过之后那份感触却无疑是沉厚滞重的。 这也说明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思考现实问题是所有关心中国命 运的知识分子的实在选择。

　　在培育新人方面，巴金还保留了许多这样一些年轻作家的作品，他们由于各种原因，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却像那划过天穹的流星一样，虽也闪烁光亮却在倏忽之间流逝了。这些青年有的因为贫病交困不幸早逝，有的在抗战中为国捐躯，有的则是因故辍笔，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他们都有一颗挚爱文学的心。他们有着写作的潜质与创造的激情，编织着文学的梦，实践着艺术的追求。虽然他们接触文学的时间并不长，却已显示出不俗实力。出于对文学的责任，由于对这些文学青年辛勤努力的珍惜，巴金穷心尽力，精心编辑，把他们的作品收入“文学丛刊”，使之存留下来，作为对他们生命痕迹、文学历程的一点纪念。

　　提起张兆和的名字，大家绝不会陌生，她是伴随沈从文走过风雨人生的伴侣。然而说到她曾经写过小说的事，却鲜为人知了。《文学丛刊》第七集里收入一本短篇小说集《湖畔》，仅九十七页的篇幅，却写得轻灵别致，纤柔动人。《湖畔》署名叔文，也就是张兆和。《湖畔》共录有四篇小说： 《费家的二小》、《小还的悲哀》、《湖畔》、《招弟和她的马》。《费家的二小》全篇充溢着一派田园风韵、牧歌情怀。二小是一个天真朴素的乡下姑娘，她是家中的灵魂。二小的天真烂漫，直逼沈从文《边城》里的翠翠，又更多一份倔强。李健吾曾经说过： “《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 《费家的二小》则像一幅水墨浅泼的画，画出乡间大地那份近乎空白的朴质生活，画出一个少女的美与梦。《湖畔》曾刊于大型期刊《文季月刊》上，是篇带着一份朦胧的奇幻美与神秘感的作品。整个故事简约单纯而又扑朔迷离，读过之后，你好像明白了些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有抓住。你仿佛感觉到了点什么，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把握到。然而小说最动人之处也正在于文字之中那一抹纯真的微妙，那一点迷离的怅惘，那一份莫明的情致。

　　张兆和的创作以后未曾继续下去，但却已风格自成。或许是由于沈从文及其朋友圈与家人（她的妹妹张充和也有不俗的才情）的影响，张兆和与多数京派小说家一样，在自然的纯粹与童心的真趣中倘佯，捕促生命的本色与美的忧伤。她的四篇小说背景，取材各异，有的写乡间，有的写城市，却共同传递出年少之时一种朦胧的悲与喜，青春之际一种莫名的哀与愁。其间那一份对年少情愁的特殊体验，那一份对青春爱恨的适意感知，独具旖旎温婉的风致与意蕴。

　　郑定文（原名蔡达君）是一个在困苦环境中依然保有真挚的心与纯洁的眼睛的文学青年。艰苦的处境，时间的缺乏，物质的简陋，都阻挡不了他对文学的执著与眷恋，他矢志不渝地进行着文学的写作。他的短篇小说集《大姊》收入“文学丛刊”第九集，笔墨多集中表现贫寒的小职员的生活与处境以及下层平民的离合与悲欢。正如尚君所言： “他不是驾临于他的人物之上来观察，而是站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同悲哀，一同快乐。他和他们太接近了，……所不同的他比他们更 了解自己。”郑定文的一生贫苦而短暂，他的遗稿经其友人整理出来后，交到巴金手里。对这样一位“有写作的才能，也有艺术的良心”的青年，巴金寄寓了深切的同情，不仅编辑整理出版了郑定文的作品，并特地代作了后记。客观地说，郑定文的小说还未达到精纯，但它们有着令人震动的真实性，有着传神真切的生活气，正如巴金所给予的评价： “我喜欢那些平凡的故事，那些琐碎的情节，那种朴实的文笔，那种自然的描写，他在叙述自己的故事（小说中的定文大概就是他自己），诉说他自己和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四周的人的痛苦，看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文学丛刊”中还收入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高咏（笔名白芸窗）的长篇小说《随粮代征》。这部四百七十二页作品的规模仅次于周文的《烟苗季》，是“文学丛刊”中的一个大部头作品。《随粮代征》是高咏的处女作（他也仅有这一部作品存留在现代文学史），却非但没有初试写作者的生涩，而且尤为难得的是有一种结构上的大气，布局严谨，加之行文流畅，叙述自然，是一篇够分量的长篇小说。

　　“文学丛刊”第九辑中收入一篇风格别致的中篇《夜莺曲》，作者卢静经历不详，在现代文学史上也未见有其他作品出版。 《夜莺曲》 “所写的只是一个祖籍中国的美国人在滇西战场上一年中的遭遇，所记的十之七八是事实。故虽名为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更恰当些”。 以文学形式记录、表现战时滇西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尤其《夜莺曲》还是一部文字清丽、笔调优美的小说，就更值得予以关注。 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几个暨南大学的学生1938年夏天“因为寂寞，因为我们骨鲠在喉，我们每人掏出五块钱，办一个”。就这样，几个年轻人创办了《文艺》杂志。这在当时噤若寒蝉、偃旗息鼓的上海文化界不啻是一个大胆的创举。他们的杂志是挺直了脊梁的杂志，是用自己的写作去照亮人心的杂志。当时茅盾人在香港，却已注意到这支新生的力量，在《文艺阵地》上给予热情的介绍与鼓励。

　　作为《文艺》发起人之一的吴岩，是新进的文学青年，之前没有 作品结集。1948年4月“文学丛刊”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株守》。 后来吴岩成为有名的翻译家，但他的小说创作大约就留下这一本。 《株守》共收七篇小说： 《惊蛰》、 《离去》、 《星宿》、 《浪花里长大的》、 《中学教员》、《天堂哀歌》、《株守》，真切、实在地描写了在沦陷了的江南，“在敌人的羁轮下的人民的生活的疤痕”。

　　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满怀深情地回忆巴金对自己步入创作事业的重要影响。萧乾回忆说，巴金曾启发他走出回忆童年的狭窄主题，鼓励他写以控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为题材的长篇，写更有时代感的作品。萧乾始终认为巴金是他创作道路上的引路人。他说：

　　为了给旁人创造写译的机会和便利，他可以少写，甚至不写。他不是拿着个装了五号电池小手电只顾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双手高举着一盏大马灯，为周围所有的人们照路的人。   

　　黄裳回忆说：

　　1946年在上海，巴金做着翻译和文学编辑出版的工作，主持着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务，就住在他的哥哥李林曾经住过的霞飞坊旧居里。我就像过去经常到李林先生（他是我中学里的老师）那里去一样，常常到霞飞坊去。他家里经常有不少客人，都随便地坐在二楼的客厅里。

　　后来，黄裳就职的报纸被封门，失了业。巴金将他写的各类文章编选出来，印成一本小书，这就是《锦帆集》；后又建议他去翻译 冈察洛夫和屠格涅夫的小说，Garnett夫人的译本也是他借给黄裳的。 黄裳说： “我的偶然走上文学道路，就是这样开始的。对这样一位在 前面引路的前辈的帮助，我一直怀着感激的心情。”

　　陈荒煤也回忆说：

　　1934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几经修改，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交给了丽尼。后来他写信告诉我，他把小说寄给了巴金，我当时心里还苦笑了一下，觉得丽尼简直是多此一举。巴金这么一个著名作家能有兴趣看我这个无名青年的作品吗？可是巴金不仅看了，还推荐给靳以，终于在1934年第3期 《文学季刊》发表了；接着靳以又来信要我给《水星》写篇小说，我又写了《刘麻木》，从此，打开了我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这时候，我还是一个失学失业的刚刚二十一岁的青年。如果说我现在总还想尽量争取多挤点时间看一点青年们的来稿，还愿和青年作者保持一点联系，还常常为不能满足青年作者的要求，不能及时回信、退稿、转稿而多少有些内疚的心情，这不仅是我自己有亲身的感受，也是亲眼看到巴金、靳以他们一直不断写作，一边满腔热情坚持编辑丛书、刊物，积极扶植、培养 青年作者所给我的影响。

　　的确，巴金以其独到的编辑眼光，通过编辑“文学丛刊”，成功地将一批文学青年推上文坛，“文学丛刊”在当时几乎可以说是独立支撑了纯文学的创作，甚至也可以说，缘了这套丛书，才使许多中国作家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