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未来

21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而西方经济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和已经存在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尽管“北京共识”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也引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的早期，人们努力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模式包含哪些内容。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这个群体中，诸多利益集团试图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制度化，也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则着眼于中国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诸如国有部门的大扩张、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它。这些人只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个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向西方国家学了市场经济而已。

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特别反对“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其发展模式。我相信，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时的优越性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任何体制都是这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过几十年，这个体制自己埋葬了自己。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

另一边，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人的观点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市场价值观就是西方的，市场只存在于西方。如上所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市场也曾经非常发达，中国人也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消灭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又引入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观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尽管现在西方市场模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危机，但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既无助于在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改进西方模式，更不能认识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我更加相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在全球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不过，如同西方模式，中国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界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改善中国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

模式即结构，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把一种东西说成模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结构。研究一个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结构，而不仅仅研究这个结构内的个体行为。支撑中国模式的是一个个结构。这里强调三个主体性结构，即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说中国模式面临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些方面面临不平衡，即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就要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