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

【基本信息】

作者：郑永年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2月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内容简介】

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即中国模式，探讨的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经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

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一个国家总是有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这个模式是怎样的？这个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是即将进入“中国世纪”，还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残局”？

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模式》作者郑永年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做了大量、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各种纷繁表象，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探求中国模式的核心，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给予了冷静、公允、坚实有力的分析和阐述。

《中国模式》第一版出版之后即成为中央党校的指定教材和《亚洲周刊》的2010年十大好书。此次修订，新增十几万字内容，并对原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精简，内容的更新超过了50%。

【目录】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前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全球化与中国

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全球化与弱政府

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未来

经济结构内部的平衡

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第二章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当今西方民主危机背后的原因

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何屹立不倒

开放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制度创新保证权力的和平更替

相对集权确立政治责任制度

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

第四章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第六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现象的根源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第七章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两种分权概念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结果与重新收权

国家—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公民政治参与和非政府组织

进一步实行国家—社会分权

第八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逻辑

比较视角下的社会政策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策

胡锦涛时期的社会政策改革

小结

第九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为什么要讨论毛泽东与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

国家与市场经济：西方经验

国家与市场经济：非西方经验

国家与市场经济：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与中国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经济的前途

第十章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余英时vs姜义华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农民与民主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简短的结论

第十二章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新加坡能不能学

权力的有效集中

融政党于社会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领袖的作用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结语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精彩书摘】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经常被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一些人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可能构成的威胁。

作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决定把先前的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后多次解释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作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地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其实并不见得。当然，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中国模式的未来

21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而西方经济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和已经存在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尽管“北京共识”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也引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的早期，人们努力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模式包含哪些内容。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这个群体中，诸多利益集团试图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制度化，也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则着眼于中国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诸如国有部门的大扩张、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它。这些人只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个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向西方国家学了市场经济而已。

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特别反对“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其发展模式。我相信，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时的优越性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任何体制都是这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过几十年，这个体制自己埋葬了自己。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

另一边，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人的观点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市场价值观就是西方的，市场只存在于西方。如上所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市场也曾经非常发达，中国人也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消灭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又引入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观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尽管现在西方市场模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危机，但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既无助于在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改进西方模式，更不能认识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我更加相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在全球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不过，如同西方模式，中国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界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改善中国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

模式即结构，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把一种东西说成模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结构。研究一个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结构，而不仅仅研究这个结构内的个体行为。支撑中国模式的是一个个结构。这里强调三个主体性结构，即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说中国模式面临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些方面面临不平衡，即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就要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