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天下是如何倒掉的：中国十二个王朝的最后10年》

【精彩文摘】

开篇话：沉舟侧畔

毋庸讳言，常人不喜欢死亡话题。因此，我对是否写这本书曾有犹豫。

忽有一日，豁然开朗。

美国非小说类作家贾雷德·戴蒙德，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名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认为，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专注于“做对的事情”，但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错”。国家之所以做错，之所以失败，大部分不是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而是因为掌权者做出制造落后的选择。如此说来，光看“做对的事情”——盛世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得看“为什么会做错”——末世。

中西方历史观有所不同。中国人奉行实用主义，注重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历史上不少政治家都非常重视前车之鉴，最早可能算周公。商之灭亡，客观上是征战耗空国力，主观上则是纣王过于迷信“天命”，很像后来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孔子周游列国，与弟子在树下习礼，宋国防部长桓魋砍树驱赶他们。孔子临危不惧，不屑一

顾地说：“天有仁德给我，桓魋他能把我怎么样？”很多帝王也如此自信，总以为天命在身，人民群众奈何不了他。纣王根本不把周人放在眼里，很快被周人灭了。周公当政后，“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时刻警醒。周公认真总结商朝亡国的教训，发现天命并非一成不变，老天爷给了你帝王之命，说不准哪天收回去。周公著《多士》一文，强调由于夏王“大淫泆”，上帝“废元命，降致罚”，所以商人革夏王的命。商王“明德恤祀”的时候，上帝“保又有殷”。可是到商纣王，腐败透顶，于是又“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使殷商的天命终止。召公与周公英雄所见略同。开国大典上，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威风凛凛地站在武王左右，召公地位仅次于周公。他也深入检讨前车之鉴，著《召诰》一文，与《多士》相呼应，指出：“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夏朝和商朝，都是“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即他们都因为道德沦丧让上帝收回天命，周朝不能重蹈覆辙。因此，周公十分强调“礼乐之治”，也即“以德治国”，开创盛世“成康之治”。

众所周知，汉初贾谊著有《过秦论》，上中下三篇，从多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其实，当时反思秦亡教训的远不止贾谊，叔孙通、陆贾等人也做过这方面的文章，可以说有一股“反思风”。刘邦出身低微，当上皇帝难免得意忘形，但他有一个难得的优点，就是虚心。陆贾建议“礼乐之治”，刘邦不屑一顾：“老子骑在马上打下的江山，跟诗书有个屁事！”陆贾启发说：“如果秦统一天下后行仁义，哪有陛下您的机会？”陆贾写过一系列文章反思秦始皇时期：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法治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而失之者，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正是秦始皇太“有为”的教训，让刘邦接受“礼乐之治”的国策，实行“无为而治”。其儿孙“萧规曹随”，开创“文景之治”等一系列盛世。

康熙念念不忘明亡的教训。公元1697年他对大臣说：

观《明史》洪武、永乐所行之事，远迈前王。我朝现行事例，因之而行者甚多。且明代无女后预政、以臣凌君等事，但其末季坏于宦官耳。且元人讥宋，明复讥元，朕不似前人，辄讥亡国也，惟从公论。

明朝没有外戚干政和大臣为乱，但有太监作孽，我们今天也普遍这么看。康熙这话让我更在意的是：他试图结束那种后一代讥讽前一代的历史怪圈，立志不让后人讥讽，此志不可不谓大。公元1709年，康熙又对明史大发感慨，这回说得更具体：明朝开支太奢侈，一天的费用可抵康熙时代一年，他们囿于深宫，不知人情物资之贵。反思结果，康熙和他的儿孙开

创了一个长达百年的“康乾盛世”。

这样看来就不难明白：盛世何以多出现在一个朝代的前期，因为这种时期一般都小心翼翼怕重蹈覆辙，而末世倒是多如阿Q忌讳光亮，像清末摄政王载沣那样还陶醉在“不怕，有兵在”的美梦中。

其实，死、生与爱、恨一样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最近，著名国际政治专家资中筠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发表《人民与朝廷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一文，谈及中美史观差异，说有位美国历史教授曾问美国学生为什么要学历史，绝大多数回答是感兴趣；他问台湾学生，回答是为兴趣而学历史太奢侈，我们是为救国而学历史；后来接触中国大陆学生，对这个问题回答竟如出一辙。所谓“救国”也即“救亡”，着重吸取历史上的亡国教训。所以，晚明、晚清，特别是前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迄今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从文明衰落所造成的痛苦中学到的知识，可能是人类进步最有效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