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单》

第四章 书为媒 革命的启蒙

三本书入门

1919年12月，湖南各界发起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毛泽东作为逐张代表第二次去北京。他在北大图书馆热心搜寻和阅读为数不多的介绍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他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1920年，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影响所指导。在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在我的脑海里，有三本书印象特别深，并建立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分别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委托而起草的第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完成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出版。 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出版，为社会主义研究社所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这本书开宗明义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成了毛泽东终身服膺的指导思想。《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读物。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毛泽东曾经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十分形象的说法，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十月革命以前，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无所知。早在1906年，就有《共产党宣言》的节译本。20世纪初也曾发生过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但影响非常有限。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传入中国。1920年，几种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的中文本相继问世。

据学者高放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的《共产党宣言》共有8种译本高放：《〈共产党宣言〉有23种中译本》，《光明日报》，2008年10月16日。：第一种中译本是1907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蜀魂翻译。东京社会主义研究社1906年12月出版的幸德秋水著、蜀魂译《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曾附有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社会主义丛书出版预告”， 其中列出全由蜀魂译的五本书里，就有一本《共产党宣言》，德国马尔克、嫣及尔(即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第二种中译本是1908年在东京出版的。由当时留日学生署名民鸣翻译的。1908年1月15日在东京出版的《天义》报月刊第15卷曾经刊出该报关于出版社会主义书籍的如下广告：“本报下册汇列新译各书成一最巨之册，其目如下……”第一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马尔克斯、因格尔斯著(即马克思、恩格斯著)。广告之末还写明：“特此预告，不日出版。”在这一期《天义》报上还首先发表了民鸣译的恩格斯著《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1908年3月15日出版的《天义》报第16、17、18、19卷合刊上，登载有民鸣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引和第一章全文。但是3月下旬该报停刊， 没有见到后续第二、三、四章译文，也没有见到此书单行本。第三种中译本是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在国内最早出版的这个中译本在二三十年代多次多处重印，广为传播，可以说是培养了一整代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第四种是1930年华岗译本。1929年，党中央在上海成立华兴书局， 华岗受命要按照1888年恩格斯亲自校订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重新翻译出版。他参照自己学习过的陈望道的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在1930年初，由华兴书局第一次出版了署名华岗译的《共产党宣言》中英文对照本。第五、六、七种中译本就是1938年成仿吾、徐冰的合译本， 1943年陈瘦石译本和博古校译本。第八种中译本是乔冠华校译本。为纪念1948年《宣言》出版百周年，中国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了这个校译本。该书仍然署名译者为成仿吾、徐冰。

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

1939年底，毛泽东对即将进马列学院学习的曾志同志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很重要，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要精读，读了还要理解它，要结合中国国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去分析，去探索，去理解。理论和实践结合了，理论就会是行动的指南。”他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也说，正是在读了这些关于“共产主义的书籍”之后，他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才初步地找到了认识问题的基本立场和方法。之后，就老老实实地去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任何载述理论的书本都是具有局限性的，即使是马恩的经典著作，因为你从中找不到“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但是，书本又是有用的，即使像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书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柯卡普的书，也同样可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只要是看问题的角度适当，不是愚蠢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毛泽东十分服膺清代学者颜元的“实践出真知”的思想。自己也提倡和身体力行。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泽东从事领导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他能迅速而简捷地把握和领悟书本理论的精髓，并且“老老实实”在实践中加以体证，这也是他使某些能成段背诵《资本论》的人——如王明等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最主要原因。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猛烈攻击它“糟得很”。毛泽东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在报告中欢呼农民运动“好得很”，指出“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城市转入农村，为了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了解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毛泽东从1927年开始，先后用了六七年的时间，调查研究农村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社会各个阶级、政权、交通、商业的基本情况，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种调查使他对中国农村、中国社会有了深切的了解。从而使他能够正确分析旧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点和各种阶级力量的对比，论证了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从而探索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这一不同于苏联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在摸索中寻找出路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走出书斋的“秘密组织”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所谓革新学术，就是要把伦理和政治作为学术的主要内容，提倡自由研究。所谓砥砺品行，就是注重品格修养，要有“须守之各规律”，如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所谓改良人心风俗，就是要通过学术影响人们的行为，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1920年冬，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成立。

以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为代表，陈独秀的“新青年社”，李大钊、恽代英等参与的“少年中国学会”，邓中夏的“平民教育团”，周恩来的“觉悟社”，恽代英的“互助社”等学术团体都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自己的方针，因而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准备。而这些学术社团大多具有中国传统学派、学社的性质。如恽代英组织的“互助社”，制定了互相督促的条文和纪律，每天检查；周恩来组织的“觉悟社”，以“思想改造”为口号，主张“批评自己—批评别人—受人批评”。又都是从学术研讨入手，探寻救亡图存、治世救国之路，具有学术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双重性质。

在新民学会向共产主义小组转变的过程中，内部产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与新民学会分道扬镳，其中较著名的有毛泽东这个时期的好友——萧子升，他主张温和改良社会，对苏联革命持保留态度。毛泽东早在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子升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友情深厚。萧子升有活动能力，书法好，富才情，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

大革命时期，萧子升担任了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〇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衷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1920年初，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11月，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于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起草《中国共产党的宣言》等，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11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1920年11月。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开展工作。1920年5月1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

历史观的飞跃

1926年3月18日，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不能否认的。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当时表述“人类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一论断的背景是：五卅运动以后，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特别是无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随着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威望、坚持国共合作的孙中山逝世后，这种分化大大加速，并且日益公开化了。除原有的老右派外，又出现了新右派。1925年6月到7月间，同蒋介石有密切关系的国民党新右派戴季陶以理论家姿态先后出版《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作单纯的国民党党员”。这一理论一出现，立即在上海和广州引起很大反响，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逐渐集结起来，并被一部分反共的国民党上层分子捧为“最高理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先后发表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有力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人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离开阶级斗争，便无法防止资产阶级的妥协，实现民族主义；便无法使工农奋起使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得到民权；便无法使资产阶级承认节制资本，地主阶级承认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还对国家主义派展开了批判。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反苏反共的政派，1923年底，曾琦、李璜等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标榜国家主义和全民政治，反对马克思主义，破坏国共合作。1925年秋冬到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国家主义派抹杀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对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1926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55周年，毛泽东在国民党政治讲习班上所做的《纪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编入《毛泽东文集》第1卷时，题目改为《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讲演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批判了当时存在的“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倾向，指出“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他还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得出了“4000多年的中国史，也是一部阶级斗争史”的结论。其初衷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上各种各样的阶级调和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阶级斗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赖以撬动中国社会、推动中国革命的法宝，也是毛泽东终身服膺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毛泽东的这段讲话，不仅仅回答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的种种奇谈怪论，而且，也是他日后读书读史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开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先河。

众所周知，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他的乡人曾国藩是十分敬佩的，他曾对知己好友发出过“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感喟。并深受以曾国藩为首的，主张“实践理性”的湘学传统的影响。然而，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立场和观点就转了过来，不再以“英雄伟业”的观点来看历史，而是站在被压迫者一边，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从钦服曾国藩“讨平洪杨”的完满无缺，到痛责其镇压农民革命之凶残。这是毛泽东历史观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我们在他日后的许多著述以及读书评注中都可以见到其痕迹。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的文章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