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单》

第二篇 初识新学（1911-1920）

第三章 《新青年》的“粉丝”

“我的模范”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萧子升等24名青年到达北京，随即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在北京组织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是艰辛的，生活也是艰苦的。当时他们每人每月只有几块钱的生活费，虽然毛泽东已经将自己的生活标准降到了很低，但是就这几块钱还是很难解决。10月间，经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馆长)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卫生外，便是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各种中外报纸。虽然每月薪金只有8元，但也能够糊口了，而且还能够在图书馆里读书，毛泽东非常高兴。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人才荟萃，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校长蔡元培遵循“自由思想、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思想、学术在这里争奇斗艳，新文化运动渐渐进入高潮。这种氛围，是毛泽东当时在湖南根本无法接触到的，这让他非常兴奋。他在这里读到许多过去从未读到过的书刊，接触到许多过去从未接触过的人物，还积极参加了北京大学的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新闻学研究会，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并主讲有关办报的业务知识，这对他以后创办《湘江评论》很有帮助。另一个是1919年1月成立的哲学研究会，由杨昌济、梁漱溟以及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它的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渝启新知”。而作为“五四运动”前后启时代风气的核心刊物《新青年》更是成为引领青年毛泽东思想转变发展的重要源泉。围绕《新青年》周围活跃的新思想文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既是《新青年》的旗手，同时也是青年毛泽东眼中的精神“楷模”，尤其以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对毛泽东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15日创刊至1922年7月休刊）在运动中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着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发起猛烈攻击，使一大批知识分子逐渐觉醒。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筹办《新青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到全国，立即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创刊号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建议。介于《新青年》在全国的广泛影响，蔡元培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愿望。陈独秀恰好来北京出差，蔡元培便三顾茅庐式地拜访陈独秀，最终聘请他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此将《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而北大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则于1918年春天开始加盟《新青年》，逐步撰写了不少共产主义的相关文章，成为引介共产主义思想到中国的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

除了北京、上海这些思潮汹涌的重镇，处于内地的湖南省，新风气也在蓬勃发展。杨昌济在长沙一师时就热烈欢迎《新青年》的创刊发行。他除了自己阅读之外，还积极向朋友及学生推荐，甚至出钱购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学生。毛泽东作为杨最为器重的弟子之一，因此读到了《新青年》杂志。毛泽东后来曾对斯诺回忆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毛泽东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循着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路探索。据他同窗好友周世钊记载：毛泽东“读韩文杜诗的兴趣降低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这便是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当时整个中国都属于思潮的转变期，一批热血青年认为中国再这样下去必将毁灭。毛泽东也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新青年》的思想激励，毛泽东在思想方面的发展是迅速而剧烈的。他读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真正想了解共产主义为何物，李大钊又不厌其烦地帮他做了很多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他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他对于当时政府和现实不满，对国民的懦弱不满，他一直在思考，寻求一条解决的道路，能把中国拯救于水火之中，能把分割中国的侵略者赶出去，能让国民站起来。”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本人后来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二十八画生”

毛泽东不仅阅读《新青年》，也尝试参与新思想文化革命的过程。1917年3月，毛泽东将自己撰写的《体育之研究》投向《新青年》。这篇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的文章博得了主编陈独秀的赞赏，陈将这篇文章全文发表在《新青年》上。

对陈独秀，毛泽东是极为崇拜的。1917年9月，毛泽东在与蔡和森、张昆弟等人的一次交谈中，表达了对陈独秀强烈的钦敬之情。他说：“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拟。”后来，毛泽东也一直认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在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非常短促，所谈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后，回想起和陈独秀的第一次交往，毛泽东还对斯诺说：“陈独秀给我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1月初的一天。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前去探望。在这之前，毛泽东等人就曾设法多方营救陈独秀。他甚至还在1919年7月14日撰写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中写道：“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陈独秀氏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实学界重镇”、“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原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可见此时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推崇。

1920年夏天，湖南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也正是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十多年后，他还同斯诺提到了此次谈话对他一生的深刻影响：“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毛泽东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在后来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他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客观地说，陈独秀是毛泽东的老师，在“五四”前后的一段时期他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毛泽东自己都非常认可。可是，毛泽东是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人。他仰慕陈独秀的才华，但他不会盲从他的一切；他批判他的错误，却也不会因此而否定他的一切。

湘江畔的“新青年”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眼界大开，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狂飙骤起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大冲击，使他对孔孟学说的看法发生急促的转变。这在他主办的以传播新思潮为职责的《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出版）上，有很多反映。《创刊宣言》说：“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最后大声疾呼：“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在两篇只有三两句话的短文上，直接指斥康有为的维护孔子尊严的可笑。广州修马路，要拆毁明伦堂（孔庙大殿），康有为打电报给政府，指为“侮圣灭伦，遍游各国，未之前闻”，还说：“强要拆毁，非民国所宜。”毛泽东在短文中说：“遍游各国，那里寻得出什么孔子，更寻不出什么明伦堂。”“难道定要留着那‘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事，才算是‘民国所宜’吗！”

接着，7月21日出版的“临时增刊”第一号上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首先对自己曾经接受过的“戊戌变法”以来的维新思想，予以彻底的批判：“那时候的思想，是自大的思想”（批欲师夷长技以制夷）；“是空虚的思想”，“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是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国的礼教甲于万国”；“是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甚至盛倡其‘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谬说，‘道德要旧’就是‘道德要从孔子’的变语”。对健学会的“公约”中有“自由讨论学术”一条，极为称赞：“很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原则。人类最可宝贵、最堪自乐的一点，即在于此。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对《湘江评论》给予了积极回应。胡适，生于1891年，实际比毛泽东仅大两岁，但在学问的传承上，客观地说与青年毛泽东应该理解为某种“师生”的关系，虽然他们从未真正建立这种关系。1917年9月，当毛泽东还在湖南师范学校读书时，胡适就已从美国留学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特别是他在《新青年》上提倡新文化运动的文章，如响彻阴霾的春雷，使众多青年学子的心情为之一振，毛泽东也是其中一个。胡适讲授的《中国哲学史》等课程，很受学生欢迎，后来他经常在北大第一院的第一大教室上课。勤奋好学的毛泽东，也经常旁听胡适的课，成了胡适的一名旁听生。后来，经北大教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还专门拜访过胡适，向他请教并讨论新文化新思潮等问题。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从事国内问题的研究与革命活动。当时，在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上，展开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这场论战，但他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亲自为之拟定章程，并提出首批亟待研究的几十个“问题”。其中包括十分具体的如“女子交际问题”、“中等教育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杜威教育问题如何实施”等等，大都是胡适提出需要研究的问题。

这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从第二期起，连续登载了他写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此前，毛泽东离开北京时，曾专程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胡适日记》载，1920年元月15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具体谈什么事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经谈及，原来当时他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就办学的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特向胡适求教，他说“自修大学”的名字还是胡适起的。

4月，毛泽东在湖南参与领导的“驱张”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了一张明信片，报告湖南的大好形势。信中说：“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指湖南督军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1920年毛泽东于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在《湖南通俗报》（1920年11月10日）上发表广告性文章，特地推荐《新青年》，把它列为文化书社经营的“杂志之重要者”的首位。同时，毛泽东还请陈独秀出具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同《新青年》杂志社开展亲切的业务往来。毛泽东如期把《湘江评论》寄给了胡适。胡适在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高度评价了《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他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而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思想的确立正是在《湘江评论》时期。

应该说，早年毛泽东与胡适之间的相互敬重与无声的支持，更多带有某种英雄所见略同的色彩。

可以说，正是在《新青年》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文章的影响下，毛泽东从阅读经史子集的兴趣中，从抽象谈论大本大源等哲学命题中走了出来，站在了政治思想的探索和改造中国的实践的历史潮头。就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经历及表现，可以看到一代伟人青年时期的成长是在大时代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不仅有自觉的为国家奋斗的理想追求，也有《新青年》振聋发聩的时代强音的濡染，更有以《新青年》为中心不懈战斗的思想文化大师们的点拨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