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不应全盘否定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当时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并于1975年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是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不可或缺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对理论问题指示提出的背景、其主旨和内涵、在宣传贯彻这一指示中邓小平和“四人帮”的对立与斗争，以及理论问题指示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试作一些分析和评议。
一、毛泽东作出理论问题指示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他在长沙同周恩来长谈。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周恩来整理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然后作为党中央文件印发。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内容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二、理论问题指示的主旨和作出理论问题指示的背景
关于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的主旨，邓小平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世界性反共浪潮以来，萦绕在毛泽东心头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后采取了全党整风，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办法。当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时候，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问题指示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8年之后，在当时形势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果，是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简而言之，就是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为找到了一种好办法，可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可是，实践证明，这场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没有“乱了敌人”却“乱了自己”，因而，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始终未能大彻大悟。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由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毛泽东本人首先识破了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机智地领导粉碎了他们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也是毛泽东首先识破江青集团借开展“批林批孔”之机进行篡权活动，揭露了他们的野心和分裂活动，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毛泽东虽然坚持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从实践中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错误，并力图进行纠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清查军队高层领导干部告一段落的时候，毛泽东发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在这时候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办法的时候，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正常情况下，怎样才能防修反修呢？应该怎么样来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毛泽东在进行人事安排的同时，作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就是对在正常状态下怎样反修防变这一问题的回答。
三、理论问题指示内涵评析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话语不多，只四百多字，没有什么论证，但所论都是重大问题，观点也很鲜明。同以前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联系起来看，有发展，有变化。在这里，试对其主要之点做分析、评议。
（一）指出中国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理论问题指示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一直深为忧虑、反复思索、试图解决的问题。他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此后，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时又指出：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中国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富有远见的。他强调“要使全国知道”，提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这种危险性的警惕，正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他对变修的警惕，更进一步集中在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上面。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同年10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在理论指示中，毛泽东“反修防变”的焦点放在“林彪一类”上面，认为最危险的敌人是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林彪”后面的“一类”二字是周恩来的整理稿上所无而由毛泽东加上去的。
（二）力图寻找变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产生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更多地着眼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成分。他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之一是要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问题。这一点，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他解释说，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此后，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美国朋友斯诺的谈话中，都说了类似的话。
经过“文化大革命”八九年的实践，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他力图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即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应该说，方法是科学的，思考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的误解，他的分析和结论却存在着片面性，出了差错。
在理论指示中，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新社会“所有制变更了”。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谈话），也是不错的。
但是，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实际上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就不对了。毛泽东没有指出——像他过去曾经指明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中产生的。这也违背了先前他认识到并强调过的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张。至于按劳分配，毛泽东把这个原则中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完全混淆了它同按资分配的质的差别。毛泽东没有指明——像他过去曾经指明的那样——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这个原则；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按劳分配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则，根本不可能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对按劳分配原则应该进一步贯彻和完善，而不应加以限制。
把列宁针对苏俄特定情况下的小生产所作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拿来看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农民，来估计当时中国小生产发展的趋势，对其消极面不免看得过于严重，也是不符合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的。而不少当时被指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如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参与集市贸易等，实际上并非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应该看到，小生产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成分，它有着两种发展趋向。私有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可以把它导向资本主义。但劳动者的本质决定它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经过引导，小生产可以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在中国，毛泽东50年代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领导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做的。中国的成功实践还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小生产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并发展，只要不放任自流，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脱离实际的过“左”认识，必然导致政策的偏差。本来应该利用和发展的东西（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本来应该贯彻和完善的原则（按劳分配及八级工资制），毛泽东却主张进行限制，势必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过，也应看到，毛泽东追求平等的愿望不能不受到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他还是比较自觉地接受制约的。在经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曲折以后，他就认识到：“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在作出理论指示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些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自然意味着允许存在而不是消灭。还应看到，在“限制”的方法和程度上毛泽东还是注意把握分寸的。这时，他已放弃了在1958年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提出或支持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等过“左”的主张。在作出理论问题指示以后，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什么“限制”的实际步骤。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他态度审慎。没有同意诸如农村人民公社把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升级”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也没有采纳粮食收购价格应区别不同生产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建议。
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指出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对其消极影响保持警惕，进行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对确实存在的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也不应该放任自流。
（三）要防止在工人阶级中、机关干部中和党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从工人阶级中，从共产党员中，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在机关干部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和国际的实践所证明。在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入正常的政治、社会生活时，特别加以强调，引起人们警觉，注意及早防范，是很有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科学的论断来看，把工人阶级、机关干部、党员中的问题同小生产相提并论，对问题性质难免混淆；而且认为他们同样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问题严重性的估计也不免过头。这同毛泽东对列宁的论述存在着教条化的倾向有一定关联。在此之前，列宁的有关论述，在经毛泽东审改定稿的两篇重要文章中已被引用。这两篇文章是：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于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中说，“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话，且又把范围扩大了。这不能不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反映。
（四）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国防止变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
在思想上、政治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搞清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经济上，要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及工资制度加以限制，对小生产进行限制和改造。对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方面的办法，其两重性本文前面已作分析。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办法，“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长期遵循。但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认识本身具有两重性，既有远见卓识，又存在误解与偏颇；这时他又信任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写文章，这就势必会把毛泽东理论指示的学习引入极左的歧途。
四、在宣传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邓小平同“四人帮”的对立与斗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本身具有两重性，在1975年宣传贯彻的过程中，必然地产生了邓小平同“四人帮”之间的对立，他们对待理论指示采取不同的态度，作出不同的解释，贯彻执行的重点和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
张春桥、姚文元受命写文章宣传解释，他们在理论上作极左的阐述和发挥，在政治上提出以“反经验主义”为纲，企图把学习理论指示的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证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还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进而又把“上贼船”同“经验主义”联系起来，还故意制造谣言，说毛主席十几年来多次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说主席1959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该文同样论证，由于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闭口不谈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还提出一个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打‘土围子’”。把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错误的老干部比做民主革命时期躲在“土围子”里的敌人，提出要把他们“全部地打掉”，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
这时，江青四处活动，鼓吹和策动“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
邓小平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针锋相对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并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检讨，使他们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则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把整顿进一步推进到文教科技等领域。
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观点，邓小平把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引导到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向。
邓小平1975年3月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谈到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针对张春桥等的极左观点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他分析世界形势，说明可以争取较长一段不打仗的时间，强调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加强。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说过：“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怎样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其缺陷就是对物质基础的忽视。邓小平的论述既是对“四人帮”极左观点的批驳，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的弥补。从当时的实际工作来看，邓小平把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巧妙地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从理论层面上为把经济搞上去找到了依据，制造了舆论。
邓小平还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在1975年整顿中，他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
由于邓小平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作了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他本人在实践上也采取审慎态度，不支持更加“左”的做法，所以，理论问题的学习并没有妨碍1975年的整顿，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整顿的进行。
围绕怎样理解和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对立和斗争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实践检验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加深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以至他的“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两重性的认识，特别是加深对其积极意义方面的认识。
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8月15日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要把握好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这是对江泽民“拒腐防变”思想的精辟概括。
江泽民1998年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拒腐防变”。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的建设中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要求全党同志“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随后，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又强调“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进行党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不难看出，江泽民、胡锦涛的论述是同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一脉相承的。应该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这一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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