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者：程中原 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5月
【内容简介】
中国道路如何形成？其内涵、本质是什么？在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对外关系上有何独特表现？它与西方的道路有哪些不同？本书从1956年至1982年就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开创、发展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对中国道路形成和发展的几个关键点和关键事件作了详细的再现和分析，理清了道路发展的历史逻辑，廓清了思想上的迷雾。
本书有助于人们更加准确、系统、清晰地认识中国道路奠基于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开创和发展于邓小平时代对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自觉将自己的梦与民族的梦结合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简介】
程中原，男，江苏无锡人。研究员。曾任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高校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写组第一首席专家。参与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和《胡乔木传》等。著有：《张闻天传》、《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历史转折三部曲：前奏·决战·新路》、《中国的成功之路》、《国史研究论》等。1992年获政府特殊津贴。
目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与开创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多次引咎自责
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解放和使用干部
1974年8月毛泽东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决策
1975年毛泽东对农村政策的放宽与稳定
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不应全盘否定
谁来领导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公开亮相和幕后进程
从1975年整顿看邓小平的胆略和智谋
1975：邓小平主管外事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经过
“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与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
毛泽东对马克思“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思想的运用与发展
1977－1978：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起步
在历史转折过程中邓小平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主题报告”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从中国式现代化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命题始末
后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与开创
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他和恩格斯一起，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他提出“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设想，设定“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目标 ，开始进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
列宁在1923年初曾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历史的发展果如列宁所料，中国的社会主义确实“带有更多的特殊性”，以至用“中国特色”来指称，来命名。当然，其间进行了艰苦的探索，经过曲折的行程，甚至付出了巨大代价。
首先，应该充分肯定毛泽东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探索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第一次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了井冈山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毛泽东又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指出现在中国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要求“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为和平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新经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设想过，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的办法。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机会实践他们的设想。列宁在1918年和1921年两次提出赎买的主张，也都因得不到俄国资本家的合作而失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东方大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因为，毛泽东与列宁处在很不相同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同苏联的情况很不一样：
——从历史上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解放战争中政治上大部分中立，一部分有影响的人士表现进步，拥护新民主主义，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工商业者）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有代表人物参加政府机构。
——建国初期经营发生困难的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大都要依靠政府的支持，后来他们对于人民政府和国营经济的依赖程度愈来愈深，愈来愈广。在这一点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封锁，把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市场和原材料、零配件来源切断，一部分资金冻结，促使他们依靠人民政府。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的生产和收入都比较有利，他们的企业可以通过接受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维持和发展生产，可以从企业盈余中领取四分之一作为股息。
——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同政府发生过冲突甚至严重冲突，经过“三反”、“五反”运动，使他们认识到抗拒是没有出路的。
——1953年6月，毛泽东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中国农村掀起社会主义高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民族工商业者可以拿“定息”，即在一定时期内，国家按核定的私股股额付给私方年息5厘作为赎买的代价（定息原定7年，后来决定延长，到“文革”开始后1966年9月停止付息）。这样的条件同苏俄那时实行的没收或剥夺的政策好得多，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
总之，形势的发展，党的路线、方针，几十年历史的教育，促使民族工商业者看到，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平地走社会主义道路也还不错，所以他们愿意接受赎买政策，拥护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
必要性、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使发展的趋势变为现实，还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还要领导、引导、推动。这时，毛泽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推向高潮。
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集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希望他们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11月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举行会议，学习毛主席讲话，陈云、陈毅到会上做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会议发表《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工商界认清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稍后，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会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个别合营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1956年1月10日，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被批准为公私合营。1月15日下午，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此后，天津、西安、沈阳、重庆、武汉、广州、上海等大城市也先后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到1月底全国有118个大中城市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私营工业人数的99％、私营商业人数的85％实行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基本上完成了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样，中国就得以在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中，完全以和平方式有秩序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有史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以赎买方法解决资产阶级问题的伟大设想。今后人类历史在遇到类似情况时也许还会比中国共产党人做得更完善，但是中国的这个经验无疑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智慧和创造性。由于发展迅猛，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难免有些简单粗糙。但应该看到，这个方法确实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功。
随之产生一个问题：毛泽东在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要求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现在只用了3年，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等领导人为什么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呢？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为了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需要集中统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毛泽东和党中央分析国际形势，认为当时出现了一个国际休战期，估计有10年和平时期，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国周边也比较平稳。
二战以后，一批东欧国家由苏联红军解放，加上他们国内共产党领导的反法西斯民主力量，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社会主义形成为一个阵营。战后形成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格局。朝鲜战争打了3年，中国、朝鲜同美帝国主义较量，迫使它在板门店谈判，1953年7月签订停战协定划定以三八线（北纬38度线）为军事分界线。印度支那战争打了8年，把法国人打败了。1954年召开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划定以北纬17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打的结果，在东方划了两条线，北边一条三八线，南边一条17度线，出现了两个朝鲜、两个越南。西方呢，两个德国，东西柏林对峙（后来还筑了柏林墙）。帝国主义阵营是要把共产主义的“洪水”拦在这个范围内，社会主义阵营则要把帝国主义的势力拒在这个范围外，所谓筑起“铁幕”、“竹幕”，热战变成冷战，搞军备竞赛，制造事端，颠覆活动，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局部战争。从中国周边来说，不打仗了。当时毛泽东、中共中央估计进入一个休战阶段，所以要抓住这个时机，加快发展。
总而言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毛主席的伟大功勋，绝不能忘记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胡乔木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写的《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指出：“中国在五十年代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八十年代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这两座里程碑。”并指出：“改革开放事业是五十年代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真正的续篇。”
毛泽东的奠基作用是多方面的。除上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外，扼要地说，还有以下方面：
1．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2．毛泽东制订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尽力纠正“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和贯彻执行总路线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制订了一套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包括8个条例：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商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教育工作条例草案（三个，分别简称《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小学四十条》），科学工作条例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文艺工作条例草案（简称《文艺八条》）。
3．毛泽东领导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主持制定的1954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保证。
4．毛泽东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他的领导下，初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5．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卫星上了天，还能收回来，爆炸了原子弹，还拥有了氢弹，从而打破了核垄断。
6．在毛泽东领导下，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恢复了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突破了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局面，确立了中国在国际上政治大国的地位，为我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我国同11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
总之，毛泽东确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作用是永垂不朽的。
同时，应该充分肯定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卓著功勋。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功勋如此卓著，所以，邓小平和孙中山、毛泽东一起，被列为20世纪中国的三大伟人。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段经典性的语言。他在1982年9月1日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十二大后，9月18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四川访问，路上交谈，邓小平说了一句经典性的话：“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句话具体指明了开辟这条新路的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
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以下发展过程：
1．邓小平在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下，以“三项指示为纲”领导1975年整顿，是第二次历史转折的前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酝酿。江泽民同志指出：“这次整顿实质上是后来改革的实验，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代表了党的正确领导，在短时间内就取得显著成效。” 胡乔木指出：“这里（按：指”三项指示为纲“）已经提到一个中心，一个基本点，另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当时还不可能提出来，只能叫整顿，实际上不但包含了改革，也包含了开放。当时主要是指外贸，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这由周恩来在1972年开道 ，毛泽东也表示赞同。”胡乔木还指明，邓小平“把侧重点放在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面”，“这两个口号的实质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十三大和十三大以后，都还起着指路标的作用”。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邓小平理论。
2．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第二次历史转折。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的主题报告，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新理论的宣言书”。
三中全会前后，扼要地说，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工作有：
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及时实现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就及时指出，要从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及时地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
——在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同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和确立，带来了农村改革的突破，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业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农村改革的成功带动了城市企业改革；对外开放的步伐大大加快，不仅大量引进外资，而且在广东、福建创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后又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城市等）。总之，在工作着重点转移的过程中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开创了一条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3．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紧接着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继续分清路线是非，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继续打破禁区，探讨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总结理论工作的经验教训。总的说来，这是一个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继续解放思想的会议。会议后期，社会上右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的泛滥，严重影响生产秩序、社会秩序、生活秩序。右的错误思潮在思想理论战线上也有表现，并有蔓延之势。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重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这一著名讲话以后，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
4．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叶帅讲话是邓小平主持起草、经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这篇讲话对四个现代化作出了新的解释，不仅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而且还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而相当完整地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纲领。讲话说：“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也作了新的概括：“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特色”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5．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指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的阶段”，并概括了这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10个要点：
（1）关于主要矛盾和工作重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大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2）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努力做到各经济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既反对急于求成，也反对消极情绪。”
（3）生产关系、经济成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这一条后来有很大变化。
（4）阶级斗争、统一战线。“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
（5）政治制度建设。“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打击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强大武器。”
（6）精神文明。“社会主义必须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要“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人民和青年，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抵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发扬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7）民族团结。“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加强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保障各少数民族地区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政策的自主权。要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文化。”“要继续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8）国防建设。“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国际条件下，必须加强现代化的国防建设。”人民解放军要“逐步把自己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9）对外关系。“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10）党的建设。“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必须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谦虚谨慎，和群众同甘共苦，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在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志。
十二大后，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出现的新情况，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经验，邓小平又及时明确地提出了：在20世纪末实现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800美元的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是全面改革进程中思想解放的科学总结，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宣言书。经过党的十三大报告、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党的十四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一次比一次更丰富的概括。党的十五大报告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从1982年到1997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实践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业绩。这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式提出和形成的阶段。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全面论述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基础，历史由来和发展过程，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部署、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问题共九个方面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江泽民同志概括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1．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新生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不能超越。
3．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是非得失要用“三个有利于”做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4．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在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5．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
6．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7．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要抓住时机，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8．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加强党的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9．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进一步论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由毛泽东至邓小平，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把这个科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13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与此同时，又发展了这个科学理论，使它更多地带有中国的特色。正如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
我们还应充分肯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重大贡献。自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顶住国际国内压力，战胜接踵而来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充实了邓小平理论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基、开创和发展的历程，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探索、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是创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历史。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和第二代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我们清楚地认识并亲身体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兴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越来越丰富。毛泽东奠基、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伟大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条红线。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毛泽东非常重视八大文件的起草。他说：八大会标志我们党前进一步。而要开好这次大会，使党更上一层楼，关键在于有好的文件。为准备八大，按毛泽东批示，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与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八大的这两项重要文件，同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和关于建议的报告，被称为筹备八大的“三大工程”。这“三大工程”都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分别由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主持。但毛泽东并没有以完成“三大工程”为满足。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开幕以后，他又亲自主持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简称《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起草工作。经过反复讨论、修改，这个中共历史上别具一格的、长达9000字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9月27日八大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即闭幕大会）上获得一致通过。无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还是在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上，《八大政治报告决议》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献。本文拟对这个文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作扼要述评，并简论其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历程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意义。
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要突出矛盾的思想第一次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
八大开幕后两天，毛泽东就把起草《政治报告决议》的任务提上工作日程。从9月17日起，由胡乔木、陈伯达分头起草。决议的政治部分由胡乔木负责，经济部分由陈伯达负责。胡乔木的稿子写出以后，由陈伯达主持统稿。他们边看边改，边读边改。
9月19日，决议初稿写成，题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的决议（初草）》。“初草”分送大会主席团常委和秘书处。主席团认为不行，乃由胡乔木从头至尾改写。23日写出第二稿，手稿共12页，将近8000字，分10个部分。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指示组织代表讨论，将修改意见汇总交胡乔木。他给杨尚昆写信说：“请于今日早晨用电话通知各代表团长和各省市区的小组长，立即阅读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今日下午二时以前各开小组会讨论一次，将修改意见注在草案上，送交秘书处。请秘书处于今日下午将各组修改意见加以汇总送交胡乔木同志，以便修改。”
在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决议草案时，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对决议草案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还有一条是：“三个主义不要平列，主要是主观主义。”
胡乔木按照24日下午各代表团、各小组讨论提出的意见，当晚就进行修改，写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这是第三稿。这个修改稿在结构上由原稿的10个部分调整为6部分，在内容和文字上作了较大的修改。9月24日的修改稿为后来的正式稿提供了基本的框架和内容。
这一稿内容上最重要的修改，就是按照毛泽东要突出矛盾、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思想，增加了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第一次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决议稿首先指出：“在旧中国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即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的矛盾，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解决了。在解决这种矛盾以后，我国除了在国外还有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外，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上结束，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基本上结束，永远消灭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稿子在说明“我们还要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要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并且还必须长期地警惕着反革命残余势力的破坏活动。如果忽视这些任务，是错误的”之后，即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作出论断：“但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并据此提出为解决这个新的矛盾所决定的今后任务：“我们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同我国各族人民群众在一起，解决这个新的矛盾，使我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
9月25日晚上8时45分，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约见胡乔木和陈伯达、田家英，谈《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问题。
事后，胡乔木等对“九月二十四日修正草案”作了修改，写出了“九月二十六日修正草案”。档案中存有胡乔木等修改的两份稿子。对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意义，在上引那段文字中“这就表明”后面，增写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一句。这一论断明确论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历史依据，也是党将工作重心由革命转向建设的客观依据。后面一句删去“几千年来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已经基本上结束”一个分句。将“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改为“现在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讲得更加准确、更加鲜明。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政策问题，胡乔木对第五点重视和提高产品质量，作了重要补充。并加写了第七点，必须解决工业和其他经济事业的布局问题，论述了处理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大型工业和中小型工业相互关系的原则。关于处理国际事务方针，胡乔木加写了第八点，在国际交往中“采取真正平等对待的态度，严格反对大国主义”。
当天，各代表团按照大会主席团的要求进行了讨论。代表们从内容到文字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起草委员会又进行了讨论。胡乔木受起草委员会委托，即于当晚对决议修正草案进行修改，并连夜报送毛泽东。
9月26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会议从晚上10时半开到27日凌晨将近1时55分。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即在常委会刚刚通过的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批语 ：
即送胡乔木同志：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五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毛泽东
九月廿七日二时
政治报告决议即据毛泽东批改过的稿子付印。
对印出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稿，胡乔木和陈伯达又细细校读，作了修改。所作修改，都是胡乔木的笔迹。在经修改后的此稿标题左上角写有“定稿”二字。
胡乔木这次所作修改，主要仍然是在分析和论述主要矛盾方面。
有关社会主义改造后主要矛盾一段文字，胡乔木修改时重写了一遍。表述为：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我们党早就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首先推翻束缚社会生产力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并且指出，在现代中国的条件下，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解决我国的工业化的问题。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基本上已经扫除了。毫无疑问，我国人民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还必须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不进行这些斗争，是决不许可的。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同上一稿相比，胡乔木等这次修改最重要之点是，在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现阶段主要矛盾时，把“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删改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其中“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新写的，系胡乔木的笔迹。这句话，实际上是在上一稿中就有而这一稿删去的“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那一句话的浓缩、改写。改写的这句话，同删去的那句话意思是一致的。可以说，改写的这句新话，完全甚至更符合毛泽东对政治报告决议“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的要求，同样甚至更好地表达了毛泽东的“现在［矛盾］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论断。而表述现在矛盾主要是先进和落后意思的话，在9月24日华北代表团讨论会上介绍了薄一波传达的毛泽东对决议草案要突出矛盾的意见后的当天晚上，胡乔木就在决议草案的第三稿上写上了。9月24日晚第三稿上的那句话是：“在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后，我们现在面对着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矛盾。”
胡乔木在9月27日这一稿中还增写了中国近百年历史状况和中国人民的自身要求，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背景上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在分析国内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任务，从而使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目标、任务，有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对社会主义改造与阶级斗争的论断，胡乔木也作了修改。原稿讲“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所有制，消灭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修改稿把“消灭”改为“变革”；原稿讲“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修改稿删去了“和阶级斗争”5个字。
这一稿修改完成以后，来不及重出清样，胡乔木即同陈伯达一起，送到游泳池毛泽东住处，请毛泽东审阅。
陈伯达向毛泽东特别说明，《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修改稿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主要矛盾的表述，大家觉得很好，很新鲜，又有根据。陈伯达说，和列宁的一篇文章的提法是一致的，列宁那篇文章的标题就叫《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
对这个重要修改补充，胡乔木后来说过，是陈伯达同康生商量后提出，把胡乔木找去一起作出的。胡乔木和陈伯达即将修改后的决议稿送给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毛泽东审阅。这时，已是大会闭幕式前一个多小时。毛泽东琢磨了好一会儿，同意了，叫赶快去印。
在27日下午举行的八大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即闭幕会）上，《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得到大会全体代表一致通过。
如上所述，《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要把矛盾突出一下。现在主要是先进与落后”的意见，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对现阶段国内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是《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的核心，是对政治报告的重要补充，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上下，认识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即对胡乔木、陈伯达后来加的那个提法（“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表示了不同意见。大约是9月27日通过政治报告决议以后两个星期，毛泽东表示，这个提法恐怕不妥当吧。陈伯达讲，列宁的文章中有这样一个说法。毛泽东说，你们讲列宁的文章和中国的情况不是一回事。俄国同西欧来比，生产关系先进，生产力落后，这是个实际情况。你们按照这个说法来说我们国内的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自己与自己比。同列宁的原意就不一致了嘛。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提出异议的，只是这一个提法，并不是对《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本论断。后来，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表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虽然这句话说的不够完善，但是得到了好处，并未发生毛病。”毛泽东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是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的事。
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重点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吸收了“二五”计划报告和大会发言的重要意见，系统论述了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方针政策，丰富和补充了政治报告的内容
毛泽东在1956年8月22日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这一次［会议］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主要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讲建设。 《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八大的重点是经济建设的思想，在经济建设方针、政策方面，吸收了周恩来关于“二五”计划报告的重要论述和陈云、薄一波等人大会发言中的重要意见，丰富和补充了政治报告关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在9月16日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总结了在执行“一五”计划过程中取得的经验教训，就近年来领导经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提出四点指导意见：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我们的财政收入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的财政支出也必须首先保证经济的发展。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吸收了周恩来这个报告总结的经验教训和提出的关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等指导意见，作为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在对基本国情作出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了辩证的论述。《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由于我国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有最广阔的国内市场，有以伟大的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上述各方面的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陈云在9月20日的大会上就“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发言 ，论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指导经济工作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和措施。陈云说：“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会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应当明确解决的10个经济政策问题中吸收了陈云“三个为主三个补充”的主张。决议说：“第四，为了发展工业和农业，必须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在商业方面，由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为了适合于新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需要，这种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应当以国家市场为主体，同时附有在一定范围内的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第八个问题是关于计划生产与非计划生产、集中经营和分散经营的方针。决议写道：“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是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对于这一部分产品的生产只从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或者只规定参考性的指标。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样，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对于公私合营的工商业和合作化了的手工业、小商业、农村副业进行经济组织的时候，必须根据各行各业的具体情况，正确地解决集中经营或分散经营的问题。如果把应当分散经营的勉强地合并起来集中经营，那也就不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薄一波在9月18日大会上就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发言，探讨了若干重要数量界限即比例关系问题。他说：“在今后若干年内，在通常的情况之下，我国国民收入中积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二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民收入中国家预算收入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三十，或者略高一点；我国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不低于百分之四十，或者略高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的，是比较稳妥可靠的。它既可以保证我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迅速发展，又可以保证人民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使我国人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过得好些。”
薄一波的意见被简称为“二三四”，受到大会的重视。根据毛泽东提议，《政治报告决议》吸收了薄一波的发言，作为10个经济政策问题的第9个问题，从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比例关系的角度、从国家建设与改善民生相结合的高度作了论述，并提出了基本原则。这就在政治报告在论述工业和农业问题时讲的改善职工生活和增加农民收入视野更加开阔，也更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全国人民必须使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和集体利益，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增加国家的资金积累；同时，政府必须厉行节约，认真节减国防费用和行政费用的支出。但是如果过高地规定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不注意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适当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不注意人民群众当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会损害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我们的税收政策、物价政策、工资政策和合作社组织收益的分配政策，应当既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资金积累，又能够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
三、《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按照毛泽东着重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吸收了修改党章报告和大会发言的一些重要内容，更为具体地论述了加强党的领导特别是扩大民主生活，丰富了政治报告的内容
邓小平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深刻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揭露和分析了在贯彻群众路线方面存在的问题，指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说明民主集中制是“群众路线在党内生活中的应用”；提出“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还说：“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进一步肯定扩大民主生活的意义，并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加强监督，同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决议第四部分写道：“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进一步地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有迫切的、重要的意义。必须用加强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和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于各级机关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的监督的方法，用加强人民群众和机关中的下级工作人员对于国家机关的批评和监督的方法，来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现象作坚持不懈的斗争。”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第六部分也吸收了邓小平修改党章报告的重要内容，从党的领导角度对群众路线和党内民主作了更为具体的带有法规性的论述：“为了使领导工作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就必须贯彻执行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原则，就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来检验我们的领导，修正我们的错误。在党内，必须善于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学习，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纠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董必武在9月19日大会上就“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了发言。评述了人民民主法制形成的历史进程和发挥的积极作用，总结了人民民主法制工作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前法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的根源，指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提出加强党对法制工作的领导和几项具体措施。董必武指出：“我们不仅已经有了国家根本法——宪法，而且有了许多重要的法律、法令和其他各项法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缺乏一些急需的较完整的基本法规，如刑法、民法、诉讼法、劳动法、土地使用法等。”“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得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问题。”董必武还指出：“党中央号召公安、检察、法院和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办事。我认为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他说：“依法办事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必须有法可依。这就促使我们要赶快把国家尚不完备的几种重要的法规制定出来。……其二，有法必依。凡属已有明文规定的，必须确切地执行，按照规定办事；尤其一切司法机关，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不许有任何违反。”“我们反对一切随便不按规定办事的违法行为。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对于那些不知道法律的人，不仅要教育他懂得法律，还要教育他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就是清除不重视和不遵守国家法制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必须继续加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一部分中写了关于加强法制的一段话，就是吸收了董必武发言的主要内容。这段话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从以上评述可见，《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一个富有创新精神的别开生面的文献。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八大最重要的文件之一。它不仅是对政治报告的概括，而且是对政治报告的提炼。不仅深化了政治报告的内容，而且吸收了党章修改报告和二五计划报告以及大会发言的精华。是七大以来11年毛泽东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功的经验总结，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以苏为鉴，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对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办法，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对怎样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作出了回答。它汇集了全党的智慧，全面、系统、集中地反映了八大的成果，达到了当时最高的认识水平。同时也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探索创新、进取超越的时代精神。
第二，《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在八大“三大工程”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中国继续前进的目标和方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规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国防等各个方面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进行了具体部署和规划。它是指导全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统一思想、统一步调的指针。
第三，《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形成的，是毛泽东践行第二次结合的主张、探索走自己的路的重要成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吸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理论成果。《八大政治报告决议》是继《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论十大关系》之后，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前的一篇重要文献，是毛泽东著作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之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似应仿照《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收入《毛泽东选集》的先例，选收进毛泽东的著作集中去。
2011年清明
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多次引咎自责
从1958年11月上旬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6月下旬提议召开庐山会议这半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在为领导全党纠正“左”的错误而努力。6月21日0：30分，毛泽东登上专列，沿京广线南下，前往湖北、湖南调查，为继续纠正“左”的错误、召开中央会议摸情况，想办法。
6月22日下午，毛泽东的专列进入湖北。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湖北最北边的广水车站迎接。当晚11时，毛泽东听取汇报并同王任重交谈，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2：30。
王任重说：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群众反倒挨饿呢？反映工作上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过。王任重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毛泽东两个多月来一直关切和焦虑的问题。春荒缺粮，不仅是湖北一省的问题，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等5个产粮大省也都存在。中央救灾委员会报送的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春荒缺粮存在无饭吃大问题的竟达2517万人。毛泽东写了很沉痛的批语。这时听王任重提出这个问题，随即回应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得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王任重还说到，在田间劳动，县委书记介绍了他的身份，带头鼓掌。但群众很少响应，掌声零零落落，证明群众对我们有意见。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
6月23日午后，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在船上，毛泽东又同王任重交谈。王任重对主席说：我们对1958年的粮食产量估计高了，已经向中央写了报告，作了检讨；也在省里的会上作了检讨。去年我们向中央报的是450亿斤，实际上只有250亿斤左右。1959年如果老天爷帮忙，有可能达到300亿斤左右，再多了不可能。毛泽东说：看来，粮食一年翻一番，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年能够增产百分之十，就算是大跃进了。
显然，毛泽东对王任重敢讲真话，能作自我批评是满意的。他邀王任重第二天一块去湖南。
6月24日清早5时半，王任重就起床了。他随毛泽东坐火车去长沙。在车上，毛泽东和王任重一起吃过早饭后，又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谈了许多问题，其中饶有兴味的，是讲了春秋时秦穆公对伐郑过失，承担责任，始终重用孟明的故事。
这是《左传》等史书上记载的真实历史。
公元前630年，秦穆公与晋文公联合围攻郑国，郑国危在旦夕，这时一个叫烛之武的人出使秦国，说服秦穆公，拆散秦晋联盟，挽救了郑国，条件是给秦国在郑驻军权。公元前628年冬天，晋文公去世。这时，统领秦军驻郑的大夫杞子向国内报告：“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秦穆公认为这是一个吞并郑国的好机会，即向老臣蹇叔咨询。蹇叔不以为然，认为兴师动众去袭击遥远的国家，行动难以保密，郑国必然知道。这样的仗，恐怕不能打！秦穆公不听蹇叔的忠告，派百里孟明为主帅，率领秦军袭击郑国。结果不出蹇叔所料，郑国提前得到消息，并作了充分准备。孟明只好中途撤军。想不到返回途中，在崤山遭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孟明和两个副帅均被俘。
晋襄公的母亲文赢是秦穆公的女儿，在她的求情下，孟明等被囚送回秦国。孟明等回秦国后，秦穆公亲自穿着白色丧服在郊外迎候。秦穆公向着军队痛哭并引咎自责说，我不听蹇叔的忠告，结果使得你们几位被俘受辱，这是我的罪孽；我没有下命令要孟明率部停止前进，这是我的过错。大夫有什么罪过！况且，我也不会“以一眚掩大德”。之后仍然重用孟明。过了三年（公元前625年），孟明再次率师伐晋，秦军又败。孟明自量必死，不想秦穆公一意引咎，全无责怪之意，依旧使人郊迎慰劳，任以国政如初。于是，孟明吸取教训，增修国政，富国强兵。终于在第三次伐晋时大获全胜。
毛泽东约略讲了这段历史故事之后，对王任重说：自古以来，常胜将军是没有的，打两个胜仗一个败仗，就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决策错了，领导人要承担责任，不能片面的责备下面。领导者替被领导承担责任，这是取得下级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应该看到，毛泽东在这时讲这个历史故事，并联系现实引出教训，固然是对干部的教育，同时也是一种自我激励。联系从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半年多来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进行的自我批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时的毛泽东颇有点以秦穆公自况的味道。
的确，从1958年11月以来，毛泽东为纠正“左”的错误曾多次“引咎责躬”。在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上，毛泽东自责的话说了好几次，几乎是每会必说，令人感动。
2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如讲到人民公社的体制时，毛泽东认为，最基本的是要承认“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毛泽东说：“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
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其中说道：“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险主义。”
3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再次强调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的合理性，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现在我们要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很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又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只得瞒产（王任重插话：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了。
在3月5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要使农村各级干部特别是公社这一级干部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反它，要碰得头破血流。又说：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胡乔木插话：等价交换没有说清楚，只说了社与社，社与国家，没有说社内的等价交换）。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得担当起来。原先这个稿子（指2月27日的讲话稿）说了，我本人就没有搞清楚，有责任。
可见，毛泽东自责的态度是真诚的、负责的，认识是深刻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确实走在纠“左”的前列。
在6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更广泛深刻的自我批评。他谈到高指标的问题，说：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又说：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今年根本不理六中全会定的指标，农业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一成、二成、三成。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
毛泽东还联系自己失败的教训，作了深刻总结。他说：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嘛。毛泽东讲，秋收起义时打了败仗，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
吴冷西感叹说：据我记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在上庐山之前同王任重讲秦穆公引咎责躬、重用孟明的故事，可以看出，是有所期待的。他希望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共同负起责任，运用自我批评的法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以便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非常可惜，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进行批评的时候，毛泽东从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努力却发生了动摇。引咎责躬的作风未能一以贯之，“不以一眚掩大德”的古训也未能始终坚持。要不然，也可能少走一大段弯路呢！
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
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支持、提倡农村办公共食堂，认为这是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生事物，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此后，对公共食堂的态度，被视为判断政治态度好坏以至路线是非的一杆标尺。可是，群众的实践是检验政策正确与否的标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教训人们重新思考既往的一切。毛泽东也进行深刻反思，寻求战胜灾难的路径。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通称《十二条》），提出扭转农村严重形势的12条措施。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在农村深入贯彻《十二条》。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亲自指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进行农村调查。2月下旬，三个调查组在广州会合。毛泽东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接着又召开中南、西南、华东三个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南三区会议”，讨论制订这个条例。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在解决了“调”的问题以后，现在要着重解决“平”的问题。他在会上指出：“这次会议要解决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是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 与此同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北京召开了东北、华北、西北三个地区党委负责人参加的“北三区会议”。随后，南北两个会议合并，从3月15日至23日由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订《农业六十条》。
关于公共食堂，在广州起草《农业六十条》期间，毛泽东得知广东有个大队总支书记的反映，说办食堂有四大坏处：一是破坏山林，二是浪费劳力，三是没有肉吃（因为家庭不能养猪），四是不利于生产。毛泽东听了这个意见，在会上说：“这个同志提出的问题值得注意。这些问题不解决，食堂非散伙不可。今年不散伙，明年也得散伙。勉强办下去，办十年也得散伙……看来食堂要有几种形式，一部分人可以吃常年食堂；大部分人吃农忙食堂。”
在广州期间，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195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调查组同志因提出办公共食堂利少弊多而受到处分的问题。
这事的原委是这样的：1958年至1959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谦带领一个工作组先后在河北丰润、昌黎搞“经济研究工作试验田”。1959年4月13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出《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及问题》的调查报告，反映当前农村人民公社在分配、生产指标、粮食以及兼顾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等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刚主持开过上海会议（即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25日至4月4日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4月5日至8日 ）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于5月2日批转了这个调查报告。批语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的。毛泽东写道：“河北昌黎县最近公社工作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该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和附件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上海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昌黎工作组组长董谦从上海回到昌黎后即传达了上述情况，参加这个工作组的同志很受鼓舞。董谦要求大家把调查中感到重要的问题写出来，向中央反映。当夜，研究人员经君健就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用实际材料说明食堂制度有7个弊端。关于政策建议写得比较谨慎，只是建议不要搞常年的食堂。这份调查报告第二天即由董谦送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内刊《宣传动态》登了出来。《宣传动态》删去了后面的建议部分，只留下农村公共食堂的7个弊端。
此后不久，庐山会议召开。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对彭德怀等进行批判。谈到食堂问题，严厉批评昌黎调查组的报告。毛泽东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办食堂，我是中间派，朱老总是左派，现在右派跳出来了，就是科学院的调查报告，用的是《登徒子好色赋》的办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庐山会议后，这篇调查报告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典型，在整个科学院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部批判，带队搞“经济研究工作试验田”、报送这份调查报告给中央宣传部的董谦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了处分。
1961年3月在广州，胡乔木跟毛泽东约略提起这段往事，毛泽东听后说：看来他们的意见是对的。胡乔木说：他们受了处分。毛泽东当即说：赶快撤销！胡乔木即通知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张劲夫同志。张劲夫即在中国科学院开会，宣布撤销处分，予以平反。 就这样，这一错案由毛泽东亲自予以纠正。
广州会议后，胡乔木再次带领调查组深入湖南农村。结合贯彻《农业六十条》，在毛主席家乡韶山公社及湘潭的邻县湘乡农村继续调查。1961年4月14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送去调查组“关于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等4份调查报告，反映群众要求解散食堂的意见，向毛泽东大胆进谏。
关于在韶山公社解决食堂问题的报告说：在韶山公社干部和社员讨论《农业六十条》时，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公共食堂问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已经成了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了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这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引起了许多不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食堂势在必散，而且散了并不是什么损失，反而对整个工作有利。我们和韶山公社党委书记毛继生一起，研究了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的一个坚决要散的食堂。经过5个晚上的讨论，这个食堂在分散时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房屋、菜地、柴山、养猪、困难户等，都一一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个经验证明，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但应该散，而且散得越快越好。我们认为，韶山公社解决旺冲生产队食堂问题的经验是好的，可以推广。
关于韶山公社讨论《农业六十条》的情况简报中对第34条“关于公共食堂”的意见说：多数人不自愿办。我们认为，对于群众确实不自愿办的，应积极做好分散工作，全面安排社员生活。
关于韶西大队杨家生产队食堂分散后的情况简报说，《农业六十条》与干部、群众见面后，杨家生产队召开了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马上散食堂。接着又开了社员会，经过讨论，从第二天起就正式分伙做饭。据干部和部分社员向我们反映，散食堂以后出现了如下情况：第一，节省了很多福利工。第二，提高了劳动积极性。第三，增加了肥料。第四，节省了烧草。第五，社员用粮更加灵活，更加精打细算，能节约用粮。第六，为吃粮、吃菜而互相怀疑、“扯皮”的人和事少了。由此看来，真正是群众要求散的食堂不如早散为好。
毛泽东收阅后，感到胡乔木从群众中来的意见很重要。4月15日上午即写了批语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胡乔木同志来信一件及附文四件，送上请阅。我看可印发你们的三级干部会议各同志，予以讨论。请在今日印好发出。发出时请送刘少奇同志、王任重同志、王延春同志各一份，送我二十份，为盼。”
胡乔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湖南继续调查研究。1961年5月8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简要报告调查研究的情况和通过调查形成的看法。关于公共食堂，胡乔木进一步向主席谏议，主张解散。他写道：“一、食堂问题。韶山公社食堂，已由原有的一百一十二个减为六个，这六个据公社党委了解，其中五个不久以后都将不办，另一个我们去调查了一下，发现该食堂不分自留地，不搞家庭副业，恐也难持久。韶山经验除正在湘潭全县推广外，湘乡县沙田公社党委也在四月中旬推广。该公社在省、地、县委同志和我们一起合作下，有领导、有秩序处理了这一问题，由于群众要求迫切，结果在临近插秧之前，仅仅三天时间，就把这个问题在全公社基本上解决了。在散食堂中，各项问题的处理，同韶山差不多，也更细致一些。群众的热烈程度难以想象，甚至说成是‘第二次解放’。有农民说，六十条只要三条就能吃饱饭，一是不办食堂，二是按劳分配，三是超产全奖。省委对解决食堂问题决心很大，预定最近即可在全省范围内解决。”
在公共食堂问题上，毛泽东虚心接受胡乔木等人反映的干部群众的意见。从5月21日起，毛泽东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和农村工作问题，对《农业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公共食堂，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制定了这条新的规定，实际上取消了原来的规定，同意了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要求。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解放和使用干部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在有关干部问题的来信或材料上，写下不少批语，指示落实政策，解放和使用干部。在重要场合，也有谈及干部问题的。兹约略笔录如下：
1971年11月上旬 在邓小平11月8日拥护中央关于林彪集团的决定、要求为党做点工作的来信的信封上写下批语：“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1971年11月14日 毛泽东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同志，谈话刚开始，才说了几句话，此时叶剑英进来了，毛泽东即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点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还说道：杨勇是怎么回事？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
1972年1月 审阅1月8日周恩来送呈的对陈毅的悼词。悼词肯定“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意这个结论性的评价，写下“基本可用”的批语。1月10日，未及更衣即前往八宝山公墓参加追悼会。在同陈毅的亲属谈话中，对陈毅一生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同时还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1月29日 对吴冷西1971年12月16日在人民日报五七干校的来信写了“此件已阅。欢迎进步”的批语。
1972年1月 在李卓然1972年1月16日来信上，写下“总理阅处”的批语。
1972年3月5日 在苏振华1971年12月13日来信上，写下批语：“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并注明：“请汪印发各同志。”
1972年3月25日 在杨成武女儿杨俊生1972年3月18日来信上写下批语：“请汪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1972年5月31日 在反映白坚情况的《要信摘报》第110号（中办信访处编印，1972年5月）上写下批语：“送总理阅处。白坚在我的印象里不错，应为他做出政治结论。”白坚，原一机部副部长。他的儿子白克功给毛主席写信，白坚因病得不到抢救于1968年12月11日去世，至今没有组织结论，恳请中央早日为他做出政治结论。
1972年6月15日 在反映李克如来信的《要信摘报》第130号（中办信访处编印，1972年6月13日）上写下批语：“请中央组织部酌处。”李克如，原甘肃农业大学校长，“文革”中受冲击政治生命为断，来信要求解决问题，安排工作。
1972年6月28日 在贺诚1972年6月26日来信上写下批语：“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给予工作。”
1972年7月7日 在摘登廖汉生子女1972年7月1日给毛主席信的《来信摘要》第465号（中办信访处编印，1972年7月7日）上写下批语：“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1972年7月22日 对陈云7月21日给毛主席并中央的信写下批语：“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写在陈云的信上）“请总理办。”（写在这封信的信封上）
1972年8月11日 在摘登林枫子女林梅梅等给毛主席反映林枫病情、请求让他从秦城出来治疗休养的来信的《要信摘报》第545号（中办信访处编印，1972年8月10日）上写下批语：“连原信一起，请汪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意放他出来治病。林枫问题过去没有弄清楚，有些证据不足，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
1972年8月14日 对邓小平1972年8月3日来信写下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1972年9月13日 在何长工1972年9月来信上，写下“何长工的信。总理阅处”的批语。
1972年10月16日 在许涤新的儿子许嘉陵1972年10月12日的来信摘要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处。”
1972年10月16日 在范长江的妻子沈谱要求为范作出政治结论的来信摘要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处。”（范“文革”中遭迫害，1970年10月23日晨在河南去世。）
1972年11月4日 在摘报原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班郭冲等8人及原秘书长柴沫的妻子王若林给毛主席来信恳请主席责成有关部门为柴沫平反、恢复名誉、作出正确结论的《要信摘报》第270号（中办信访处1972年11月3日编印）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处。”1972年12月5日又在摘登王若林11月30日表示感激并反映柴沫是被逼自杀不应党内除名的来信的《来信摘要》第858号（中办信访处1972年12月2日编印）上，写下批语：“纪汪处理。似不应除名（逼死了人，还要开除吗？）。”
1972年11月17日 在江一真（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1972年11月1日请求尽早给他做出政治结论的来信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办。”
1972年12月2日 在李一夫（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外贸部原监察组组长）的妻子张明辉1972年11月26日请求批准李住院就医的来信摘要上写下批语：“纪汪处理。”
1972年12月17日 晚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传达了“昨晚主席面示”，在“一时错误”后面加了一句说明：“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吩咐“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
1972年12月 对刘建章（铁道部原副部长）的妻子刘淑清1972年10月20日来信写下批语：“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1972年12月 在周恩来1972年12月18日转报王稼祥12月10日来信请求做些外事调研工作的信上写下批语：“可试行。”
1973年1月2日 对谭震林1972年12月26日两封来信（7月右腿跌断，希望回京检查）写下批语：“印发政治局各同志。第二信所提问题，请纪、汪办。”
1973年1月 在李一氓（中联部原副部长）妻子、女儿1973年1月4日恳请主席批准李出狱就医的来信摘要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处。”
1973年4月2日 在舒同（陕西省委原书记处书记）1973年3月请求早作结论，恢复组织生活，并能参加一定工作的来信上写下批语：“纪、汪酌处。”
1973年5月 对谭政1973年4月28日希望近期内解放的来信写下批语：“纪、汪酌处。同时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1973年6月 在林铁（河北省委原第一书记）1963年6月11日希望分配工作的来信上写下批语：“总理酌处。”
1973年6月25日 对叶飞1973年6月18日请求解除监护的来信写下批语：“纪、汪酌处，此人似可解放，分配工作。”
1973年8月4日 对郭化若1973年7月20日请求分配工作的来信致周恩来、叶剑英信：“请考虑可否给郭化若分配工作。并希将孙子序言改版，写一篇批判吸收性的序言。此信并请告郭。”
1973年9月下旬 读到张闻天、刘英9月20日给毛主席和中央的信后，口头指示：可以让张闻天、刘英就地参加党的生活和工作。
1973年11月20日 对罗瑞卿1973年11月15日要求解除关押的来信写下批语：“似可释放。请中央酌定。”
1973年12月21日 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要翻案。又说：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毛泽东说：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1974年9月17日 对陈丕显1974年9月要求解除隔离审查的来信批示当时主持日常工作的王洪文：“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1974年12月21日 对刘景范（地质部原副部长）的嫂子同桂荣1974年12月17日请求让刘及时治病的来信写下批语：“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请汪主任酌办。”
1974年12月下旬 毛泽东在同周恩来谈话中提出，四届全国人大之后，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
1975年3月 批准经周恩来阅改的中央分管专案工作的几位领导同志提出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六百多名被关押监护受审查者绝大多数获释。属于人民内部问题的，都作了妥善安置；有工作能力的，分配工作。
1975年5月17日 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两段批语。其一：“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印发中央同志。”其二：“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哉！”
1975年6月30日 对“九一三事件”前在林彪处做保健工作的医生蒋葆生1975年6月24日来信的批语：“中央：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予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请讨论决定。”
1975年7月1日 对萧三、叶华1975年6月来信写下批语：“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予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
1975年7月2日 对林默涵6月24日希望继续留在党内的来信，写下批语：“中央：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1975年7月27日 对审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时，命机要秘书将此报告对周扬定的“问题性质严重”圈掉，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1975年9月28日 对陆定一子女1975年中秋节请邓小平转交毛泽东的信，写下批语：“请小平同志商有关同志，研究一下，提出意见告我。”
1975年9月28日 对文年生（广州军区原副司令员，1968年6月6日含冤逝世）的妻子苏枫1975年9月5日要求为文平反昭雪的来信写下批语：“请汪转小平、春桥酌处。”“可能是冤案。”
1975年10月16日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政工组编印的《政工简报》第31期（1975年10月9日）《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一文上写下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
1975年10月28日 对《来信摘要》第663号（中办信访处1975年10月27日编印）上摘登的王恩茂10月19日给毛主席表示想回部队做点工作的来信，写下批语：“汪阅后，送剑英、小平、春桥同志阅处。他现在芜湖，请考虑是否在南京军区给他安一个职位。”
1975年10月30日 对陶铸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分别于1975年10月给毛主席要求给陶铸甄别的来信写下批语：“印发在京政治局同志。／请汪东兴同志酌处。”
1975年11月至12月 对李维汉审查结论问题的三次批语。
1．1975年11月16日，对李维汉1975年11月7日盼望得到审查结论、希望留在党内的来信写下批语：“请汪查一下此人审查情况，结论如何，告我为盼。”
2．1975年11月22日，对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1975年11月18日关于李维汉的审查结论写下批语：“印发政治局，讨论确定。”
3．1975年12月14日，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修改后于12月13日再次送审的关于李维汉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写下批语：“可考虑照第二方案处理，请再议。”按：送审的处理意见提出两种方案：（1）清理出党，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保留公民权，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安置到湖北省养起来。李维汉的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对其子女不应牵涉。（2）保留党籍，保留原工资，安置到湖北省养起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同意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提出的第一种方案。毛泽东阅批后，邓小平于12月21日将李的审查结论退中办时注明：“政治局已按主席批示，照第二方案处理。”
1975年11月19日？对张伯恒（国防科委资料研究所干部）1975年11月10日来信写下批语：“此类事件应归何处处理，请汪酌处。”
1975年11月24日？对乐天宇1975年11月18日来信写下批语：“请汪查一下此人情况。”
1975年12月13日？对王世英（原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专职委员，1968年3月含冤逝世）的妻子李果毅1975年12月8日来信（希望能在生前见到王世英的结论）写下批语：“请汪酌处。”
1975年12月18日？对袁血卒1975年12月13日请求回部队工作的来信的摘要上写下批语：“请天津市党委酌处。”
1974年8月毛泽东作出结束“文化大革命”决策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好几个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几位大军区领导干部。到1974年5月，在王洪文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具体负责，在钓鱼台成立两个小组，从大军区会议简报、大字报汇编、各种揭发材料、林彪死党的笔记本和交代材料、九届二中全会记录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等，分头整理选编材料。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到“九一三事件”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到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以及苏州等地活动的情况。材料涉及十大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上述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到7月，王洪文把这些所谓军队领导干部与林彪关系的材料报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7月间，江青对人说这些人问题严重，唆使他们向毛泽东报告。8月中旬，王洪文主持召开军队高干会（亦称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出席。王洪文不向到会成员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对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不置可否，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邓小平等9月4日乘陪同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一行会见毛泽东的机会，在会见后报告了军队高干会的情况。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他还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毛泽东这样说过以后，王洪文不能再向大军区司令、政委封锁毛泽东指示了。在后来开会时，王不得不把毛泽东8月间几次谈话中所作的指示向大家传达。
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
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毛泽东回顾了同林彪集团斗争的历史，肯定打招呼的作用。毛泽东说：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毛泽东就此重申一条政策界线：还是我周游历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也就是说，在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谈话，向党内军内打招呼，是一条界线。
关于对人的方针，毛泽东重申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对有些同志要看几年。使到会同志得到解放。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于9月8日对李德生的信作了批示：“已阅，改了就好。”说明对李德生被诬为“上了林彪贼船”的怀疑，从根本上已经被排除了。
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对今后全党全军全国总方针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也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夺党政军最高权力的部署。
到这时，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从而为1975年整顿的进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1975年毛泽东对农村政策的放宽与稳定
在1975年9月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就有关农村政策作出某些调整，就有些政策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期，从9月23日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座谈会由纪登奎、吴德主持，中央主管农业的负责人和南方12个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共17人参加，专门讨论农村政策问题。这个座谈会开了一个月，到10月21日结束。
总的看来，在1975年的整顿中，农村政策的调整包含“放宽”与“稳定”两个方面，属于放宽政策、促进发展的，主要有鼓励社员养猪、发展养猪业，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等；属于稳定政策的，主要有农村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粮食收购价格问题等。农村政策的放宽和稳定，带来了农业的增产，农村的发展，农民和全国人民生活的改善。
一、大力发展养猪业
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养猪、限制农民家庭养猪等政策的偏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造成生猪生产下降，猪肉供应紧张。1974年全国只收购肉猪9843.4万头，比1973年减少352.5万头。城市采取定量供应的办法，许多城市人均肉食定量只有1斤。干部群众吃不到肉，营养不足，颇多怨言。如东北三省，想尽了办法，在一段时间里，每人每月只发肉票三两。于是民间戏称领导人为“×三两”。四川素称“天府之国”，吃肉也成了问题。
邓小平敏锐地看到，问题出在指导思想和政策上面。1975年7月，邓小平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刘兴元谈话，要四川省委研究农业政策，包括养猪政策。邓小平对刘兴元说：四川要树立“农业第一”的思想，四川没有肉吃，没有菜吃，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拉菜，就不能安定。邓小平指出，根据国家计委6月份统计，四川农业增产比例在全国倒数第一，农民分配水平全国倒数第二，农业机械化水平全国倒数第三，1974年全四川省人均农业产值全国倒数第二。邓小平要求四川管农业的班子要加强，要研究农业方面的政策，包括养猪政策，政策不能随便改，改了群众就不信任，四川要在几年内把农业搞上去。
1975年8月20日至9月7日，国务院召开生猪生产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19个省、市、自治区和部分重点工矿城市的负责人。座谈会重申“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讨论修改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草稿）》，制定了发展养猪业的规划。
1975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这个通知的主要精神是对养猪业的政策作出调整，改变限制社员养猪的办法，纠正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的错误做法，对社员养猪采取“鼓励”的方针和“奖励”的办法。《通知》指出：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是毛主席批准的现阶段发展养猪业的正确方针，不能改变。最近一个时期，生猪存栏除了一些地方持续上升外，也有的地方徘徊不前，个别的省还有所下降。社员饲养公母猪，应当允许。只能用积极发展集体养猪的办法提高集体养猪的比例，决不能用限制社员养猪的办法来提高这个比例。不能把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倾向去批判。鼓励社员养猪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不要随意变动。
这个《通知》下达以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社员养猪得到一定的发展。1975年底生猪存栏上升到2.8亿头，比1974年底的2.6亿头增加了2000万头，增长7.7％。四川省1975年生猪年底存栏数也比1974年增长了2.4％。
二、支持发展社队企业
在中央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期间，毛泽东于9月27日对支持发展社队企业的三份材料写了批语：
小平同志：
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道）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批给邓小平的三件材料是：
1．1975年9月5日，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信。
周长庚9月4日熬了一个通宵，写成此信，5日即寄出。信的落款为：“浙江省部分财政银行干部，执笔人：永康县人民银行干部周长庚。”意谓这是集体意见，个人只是执笔而已。万一有什么麻烦，有个保护自己的退路。随信附上《华国锋同志给湖南省委的一封信》和记者姬业成写的调查报告《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 周长庚信中说：目前我省广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如烂漫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由于《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有关规定未作修改，中央没有明确由哪个部门主管社队企业，致使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社队企业处境困难。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把它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所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恳请党中央对这些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
2．华国锋1974年12月28日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封信。
华国锋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这封信是他看到了湖南省社队企业局写的《社队企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积极发展社队企业，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两个调查材料后写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周长庚把这封信的抄件附在他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里。
华国锋在信中说：目前社队企业取得了可喜成绩，显示了强大生命力，对于巩固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消灭三大差别，都有重大意义。它代表了人民公社的伟大希望和前途。但有一些同志对此却瞧不起，以种种理由妄图取消或砍掉社队企业。我们劝这些同志要坚决丢掉错误思想，热情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加强领导，全面规划。这样社队企业就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发展。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3．《河南日报》1974年12月15日以《光明灿烂的希望》为题发表的“河南省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
这篇调查报告总结回郭镇公社的实践经验，认为社队工业有四个巨大作用：（1）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2）改进了农业生产条件，加快了实现农业水利化、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的速度；（3）进一步发挥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公社利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持穷队发展生产，帮助受灾队进行生产自救，使一些较穷的生产队能够较快地赶上较富的生产队；（4）人民公社三级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篇调查报告指出：“他们的实践说明，公社必须办工业，公社能够办工业。”
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将两封信和一篇报道一起，作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座谈会（9月23日至10月21日）的文件印发。参加座谈会的部门和地方负责人都支持发展社队工业。
在座谈会期间，10月11日，《人民日报》头版通栏转载了《光明灿烂的希望》一文，转载时在原标题上加了“伟大的”三字，成为《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同时配发署名郭大江的评论《满腔热情地办好社队企业》。
10月16日，《人民日报》以《希望就在这里——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发展社队企业、壮大集体经济的问题》为题发表“记者述评”。肯定社队企业“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我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指出：“哪里的社队企业发展得快、办得好，哪里就有力量扶助穷队发展生产，就能加快穷队逐步赶上富队的进程，使富队继续前进，从而使整个集体经济欣欣向荣，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社队企业代表着“伟大的希望和前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它，办好它”。社队企业的发展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前景，“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就在这里”。
10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0期也发表了《大有希望的新生事物——江苏省无锡县发展社队工业的调查报告》。用典型事实说明社队工业“对于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小生产的习惯势力有着很大的作用”。此文发表以后，当月，就有21个省市、中央4个部门共243个单位6000多人前往江苏省无锡县参观、学习。
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这个中国农民在实践中创造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形式，1975年九十月间，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明确肯定和积极支持下，得到蓬勃发展。到1976年，全国社队企业发展到111.5万个，社队工业总产值达到243.5亿元。1975年后社队工业的发展，为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稳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
1975年8月24日，陈永贵（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在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后，于1975年8月24日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送了对农村工作的几点建议。主要内容是：1．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从昔阳的情况看，在人民公社化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小队核算是完全对的。经过几年生产的发展，小队核算就不适应了。近两年，我跑过的地方，许多搞得好的大队，大多是大队核算。我同不少县以下的同志们讨论过，他们也认为，农业要大干快上，要缩小队与队之间的差别，实行大队核算势在必行。2．关于人民公社的劳动管理问题。大寨实行的办法叫“标准工分，自报公议”。实行这种评工制度，政治就挂帅了。目前全国大多数地方沿用的还是定额包工、死分活评，弱点一是搞工分挂帅，二是没有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必要的限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3．关于用什么办法照顾穷队的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采用国家出钱提高分值的办法，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从加速发展穷队的生产着手。4．关于盖社员住宅问题。集体盖比单户盖好。这是防止扩大社员之间差别和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措施。5．关于社员欠集体的粮食问题。我觉得，在一定的条件下，免了比欠着好，这样能大大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陈永贵的建议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关于基本核算单位要不要升级的问题，即：继续实行生产队（即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还是实行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所有制问题上，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是毛泽东在1961年接受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又经过中央工作会议多次讨论，在《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中确定下来的。是比较适合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一项大政策。目前要不要加以改变？毛泽东采取审慎的态度。他在9月3日对陈永贵的建议写了一段批语：
小平同志：
此件请阅。请考虑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并在政治局讨论一次。
毛泽东
1975.9.3
9月23日至10月2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陈永贵8月14日提出的建议。
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只有个别人赞成陈永贵的意见，主张从现在开始就分期分批地把核算单位从生产小队过渡到生产大队。谭启龙（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等大多数与会同志不同意这样做。有的同志指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毛主席讲过至少三十年不变，已经深入人心。如果向大队核算过渡这件事一股风吹下去，对群众生产、分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最好不要一下大量地改变核算单位，这样容易引起波动，也巩固不下来。说是要分期分批，但实际上人们怕会被说成右倾，一哄而起，不可能分期分批。即使分期分批，搞上几年，没有实行大队核算的生产队也会观望，积累也不会搞了，农田基本建设也不搞了，吃光分光。此事只能搞试点，宁可把准备时间拖长一些。 座谈会于10月8日写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意见（送审稿）》，上报毛泽东。关于所有制问题，在提出“从现在起，可以考虑大体上在今后五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内，基本上过渡到大队核算”的同时，对完成过渡的实施方案，列出了座谈会上的不同意见：“用三年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集中做好准备，使条件更加成熟，并认真总结已有大队核算单位的经验，然后在一两年内分期分批完成。”报告反映的座谈会上这种意见，是在当时条件下用拖延来进行抵制的一种办法。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了比较清醒的头脑，他考虑了不同意见，没有批发这个文件。虽然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仍然有一些地方搞向大队核算过渡，但终究没有形成规模和势头。这就稳定了农村经济政策，避免了“左”的干扰可能带来的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破坏。
四、稳定粮食收购价格
在学习理论的过程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政治部干事白云涛于1975年5月22日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变更粮食收购价格，区别不同的生产条件，采取不同的收购价格。
白云涛在信中说，目前国家在对集体所有制征购同种类粮谷时，没有完全考虑到自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等等不同的情况，一律按同一价格收购，这是属于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它是造成我国农业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我设想，国家目前实行的同一征购价格，能否加以变更，即实行按自然条件好与差的情况和劳动生产率高低程度，采取不同种类的征购价格，条件好的适当低些，条件差的适当高些。调整价格后，一方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农村社、队之间的差别和工农、城乡之间的差别，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步伐。同时，还可以从经济上限制小生产者的产生和发展。
毛泽东虽然从思想、理论上指明对资产阶级法权、对小生产要加以限制，但是在政策上、行动上比较谨慎。他吸取了过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平二调”错误的教训，认识到粮食价格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以后再说。毛泽东在5月25日写了以下批语：
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
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贫队里也有富户。看看结果如何再说。
请先念主持办理。
毛泽东
1975.5.25
李先念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即组织国务院调查组到山西、河北等地调查。9月份又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并召开几次座谈会讨论研究。在9月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5月25日的批语和白云涛5月22日的来信也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经过调查研究、座谈讨论，国务院调查组向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出了报告。报告中说，白云涛同志建议的区别穷队与富队实行两种收购价格，实际上不可行。因为富队拼命生产但价格低，穷队生产未搞好反而价格高，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政治上造成农民之间的对立。而且形成穷队与富队的原因，不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与人们的主观努力也有很大关系。生产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如果对不同生产队生产的农产品实行两种价格，实际上是“鞭打快牛”，在具体工作上也难以操作，因为商品可以在队与队之间流动，国家的收购站是难以区别对待的。
1975年整顿中采取的放宽和稳定的农村政策，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1975年夏季，河南、安徽等省遭特大洪水，但全国农业还是取得了丰收。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6％；粮食产量达到28452万吨，比上年增长3.4％，创历史最高水平。粮食亩产上《纲要》的省市达到9个（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江苏、湖南、辽宁、山东），历史上多灾低产的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等省区及工业比较集中的辽宁，继河北、山东、河南之后，也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同1975年放宽和稳定农村政策是密切相关的。
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不应全盘否定
1974年12月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谈话，当时被称为“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传达，并于1975年掀起了一个学习的热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地、辩证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是研究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实践不可或缺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对理论问题指示提出的背景、其主旨和内涵、在宣传贯彻这一指示中邓小平和“四人帮”的对立与斗争，以及理论问题指示的深远影响等方面，试作一些分析和评议。
一、毛泽东作出理论问题指示
197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一天，他在长沙同周恩来长谈。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周恩来整理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毛泽东对周恩来整理的谈话稿作过个别文字修改，并送全体政治局成员传阅，然后作为党中央文件印发。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内容如下：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二、理论问题指示的主旨和作出理论问题指示的背景
关于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的主旨，邓小平讲得最为简明扼要。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世界性反共浪潮以来，萦绕在毛泽东心头反复思考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先后采取了全党整风，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办法。当他认为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的时候，又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问题指示是在“文化大革命”进行8年之后，在当时形势下，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的结果，是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的继续和发展。
毛泽东当时面临什么样的形势呢？简而言之，就是结束“文化大革命”。1974年8月，毛泽东发表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为找到了一种好办法，可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可是，实践证明，这场政治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没有“乱了敌人”却“乱了自己”，因而，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始终未能大彻大悟。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由他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是，毛泽东本人首先识破了林彪集团企图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机智地领导粉碎了他们策动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也是毛泽东首先识破江青集团借开展“批林批孔”之机进行篡权活动，揭露了他们的野心和分裂活动，宣布他们是“四人帮”。毛泽东虽然坚持在全局上肯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从实践中还是清醒地认识到了“怀疑一切”、“全面内战”的严重错误，并力图进行纠正。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清查军队高层领导干部告一段落的时候，毛泽东发出“安定团结”的指示，决心结束“文化大革命”。在这时候他面临的问题是，在不再采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常办法的时候，在不搞政治运动的正常情况下，怎样才能防修反修呢？应该怎么样来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呢？毛泽东在进行人事安排的同时，作出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就是对在正常状态下怎样反修防变这一问题的回答。
三、理论问题指示内涵评析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话语不多，只四百多字，没有什么论证，但所论都是重大问题，观点也很鲜明。同以前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论述联系起来看，有发展，有变化。在这里，试对其主要之点做分析、评议。
（一）指出中国还存在着变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
理论问题指示的焦点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毛泽东一直深为忧虑、反复思索、试图解决的问题。他在理论问题的指示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此后，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时又指出：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我们现在还是两种可能。中国将来可能也变修正主义，但是最后还会回到马克思、列宁的道路。
毛泽东的这种忧虑是有历史和现实根据的，是富有远见的。他强调“要使全国知道”，提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这种危险性的警惕，正是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体现。
在这个问题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特别是经过同林彪集团的斗争，他对变修的警惕，更进一步集中在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上面。早在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在1965年8月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在同年10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中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并指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在理论指示中，毛泽东“反修防变”的焦点放在“林彪一类”上面，认为最危险的敌人是林彪那样的阴谋家、野心家，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林彪”后面的“一类”二字是周恩来的整理稿上所无而由毛泽东加上去的。
（二）力图寻找变修正主义、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对产生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更多地着眼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成分。他赋予“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之一是要解决这一部分人的问题。这一点，在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中说得很清楚。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他解释说，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此后，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的谈话中，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他的美国朋友斯诺的谈话中，都说了类似的话。
经过“文化大革命”八九年的实践，毛泽东的认识有了发展变化，他力图寻找产生这种危险性的内在原因，即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本身去寻找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根源，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加以避免。应该说，方法是科学的，思考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的论述的误解，他的分析和结论却存在着片面性，出了差错。
在理论指示中，关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毛泽东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新社会“所有制变更了”。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他引用列宁的话，说“我们现在正是列宁所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这个国家是为了保护资产阶级法权”（1975年6月21日，毛泽东会见柬共中央书记波尔布特的谈话），也是不错的。
但是，毛泽东认为，中国现在实行的商品制度、货币交换和按劳分配、八级工资制等“跟资本主义差不多”，“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实际上看作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条件，就不对了。毛泽东没有指出——像他过去曾经指明的那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是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前提的，资本主义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决不是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中产生的。这也违背了先前他认识到并强调过的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主张。至于按劳分配，毛泽东把这个原则中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完全混淆了它同按资分配的质的差别。毛泽东没有指明——像他过去曾经指明的那样——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原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实行这个原则；按劳分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能够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按劳分配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原则，根本不可能因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所以，对按劳分配原则应该进一步贯彻和完善，而不应加以限制。
把列宁针对苏俄特定情况下的小生产所作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拿来看待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农民，来估计当时中国小生产发展的趋势，对其消极面不免看得过于严重，也是不符合在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的。而不少当时被指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如经营家庭副业和自留地、参与集市贸易等，实际上并非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表现。应该看到，小生产是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成分，它有着两种发展趋向。私有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可以把它导向资本主义。但劳动者的本质决定它还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倾向，经过引导，小生产可以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在中国，毛泽东50年代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领导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这样做的。中国的成功实践还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小生产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并发展，只要不放任自流，也不会大量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脱离实际的过“左”认识，必然导致政策的偏差。本来应该利用和发展的东西（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本来应该贯彻和完善的原则（按劳分配及八级工资制），毛泽东却主张进行限制，势必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劳动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过，也应看到，毛泽东追求平等的愿望不能不受到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他还是比较自觉地接受制约的。在经过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曲折以后，他就认识到：“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这样两个原则，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内人们决不能不严格遵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个基本原则。” 在作出理论指示的时候，他认识到，这些事实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自然意味着允许存在而不是消灭。还应看到，在“限制”的方法和程度上毛泽东还是注意把握分寸的。这时，他已放弃了在1958年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提出或支持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薪金制）等过“左”的主张。在作出理论问题指示以后，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什么“限制”的实际步骤。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他态度审慎。没有同意诸如农村人民公社把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升级”为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也没有采纳粮食收购价格应区别不同生产条件实行不同价格的建议。
同时，也应看到，毛泽东指出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存在。对其消极影响保持警惕，进行适当的限制，是必要的。对确实存在的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也不应该放任自流。
（三）要防止在工人阶级中、机关干部中和党员中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从工人阶级中，从共产党员中，也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在机关干部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论断的正确性已经被国内和国际的实践所证明。在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转入正常的政治、社会生活时，特别加以强调，引起人们警觉，注意及早防范，是很有必要的。但作为一个科学的论断来看，把工人阶级、机关干部、党员中的问题同小生产相提并论，对问题性质难免混淆；而且认为他们同样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对问题严重性的估计也不免过头。这同毛泽东对列宁的论述存在着教条化的倾向有一定关联。在此之前，列宁的有关论述，在经毛泽东审改定稿的两篇重要文章中已被引用。这两篇文章是：中共中央1963年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于1964年7月14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文中说，“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毛泽东引用了列宁的话，且又把范围扩大了。这不能不说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种反映。
（四）提出在社会主义中国防止变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
在思想上、政治上，全体党员、全国人民要多读马列主义的书，搞清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经济上，要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及工资制度加以限制，对小生产进行限制和改造。对毛泽东提出的经济方面的办法，其两重性本文前面已作分析。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办法，“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要“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从原则上说，是正确的，必要的，应该长期遵循。但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认识本身具有两重性，既有远见卓识，又存在误解与偏颇；这时他又信任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写文章，这就势必会把毛泽东理论指示的学习引入极左的歧途。
四、在宣传贯彻理论问题指示中邓小平同“四人帮”的对立与斗争
毛泽东的理论问题指示本身具有两重性，在1975年宣传贯彻的过程中，必然地产生了邓小平同“四人帮”之间的对立，他们对待理论指示采取不同的态度，作出不同的解释，贯彻执行的重点和方向也是完全不同的。
张春桥、姚文元受命写文章宣传解释，他们在理论上作极左的阐述和发挥，在政治上提出以“反经验主义”为纲，企图把学习理论指示的运动引到邪路上去，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
3月1日，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论证商品制度、货币交换、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强调必须批评、限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文章还耸人听闻地说，有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进而又把“上贼船”同“经验主义”联系起来，还故意制造谣言，说毛主席十几年来多次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就在姚文元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当天，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提出“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要解决”；说主席1959年关于反对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
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该文同样论证，由于对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张春桥闭口不谈社会主义民主，提出“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还提出一个颇具煽动性的口号——“打‘土围子’”。把反对他们那一套“左”倾错误的老干部比做民主革命时期躲在“土围子”里的敌人，提出要把他们“全部地打掉”，对他们实行“全面专政”。
这时，江青四处活动，鼓吹和策动“反经验主义”，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
邓小平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和“反经验主义”的险恶用心洞若观火，针锋相对地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邓小平敏锐地觉察到“四人帮”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中提出“反经验主义”，矛头是指向周恩来和革命老干部的，是要把理论问题的学习变成一场有一定政治目标的运动，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服务。邓小平采取向毛泽东请教的办法，促使毛泽东清醒地制止了“四人帮”的这一图谋。按照毛泽东的布置，自5月下旬至6月初，邓小平连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对江青等人进行批评，并迫使江青、王洪文作出检讨，使他们再也不能借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来兴风作浪。而邓小平则通过这场斗争，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的支持下，在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同时，又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工作，把整顿进一步推进到文教科技等领域。
针对“四人帮”的极左观点，邓小平把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引导到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向。
邓小平1975年3月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谈到学习理论问题的指示，针对张春桥等的极左观点指出：“现在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个物质基础，不然怎么过渡到共产主义？各取所需，是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嘛。这同‘唯生产力论’是两回事。” 他分析世界形势，说明可以争取较长一段不打仗的时间，强调我们要利用这个时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加强。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一段斗争经历时说过：“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怎样才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从经济决定论出发，抓住了解决问题的要害。毛泽东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主张，其缺陷就是对物质基础的忽视。邓小平的论述既是对“四人帮”极左观点的批驳，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存在的根本不足的弥补。从当时的实际工作来看，邓小平把毛泽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观点同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巧妙地联系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个大局结合到一起，从理论层面上为把经济搞上去找到了依据，制造了舆论。
邓小平还强调学习理论要联系实际。在1975年整顿中，他致力于运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着重解决以下实际问题：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实现安定团结；反对无政府主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生产秩序，把生产搞上去；反对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和思想作风。
由于邓小平对理论问题指示的学习作了积极的引导，毛泽东又支持邓小平反对“反经验主义”，他本人在实践上也采取审慎态度，不支持更加“左”的做法，所以，理论问题的学习并没有妨碍1975年的整顿，在某种意义上还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整顿的进行。
围绕怎样理解和贯彻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邓小平同“四人帮”对立和斗争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实践检验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加深对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以至他的“反修防变”理论与实践两重性的认识，特别是加深对其积极意义方面的认识。
五、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的历史性课题是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8月15日学习《江泽民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重点是要把握好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个历史性课题。”这是对江泽民“拒腐防变”思想的精辟概括。
江泽民1998年就“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拒腐防变”。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的建设中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之一。要求全党同志“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随后，在山西考察工作时又强调“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进行党风建设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切入点”。
不难看出，江泽民、胡锦涛的论述是同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一脉相承的。应该说，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拒腐防变”这一历史性课题，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反修防变”理论的批判继承和积极发展。
谁来领导中国：从毛泽东到邓小平
复出、整顿与分歧
三联生活周刊：“文革”中邓小平被打倒，下放江西劳动。他对于“文革”的反思以及对未来国家发展的规划是何时开始的？
程中原：我想他从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批斗时候就开始反思了。在“文革”中受冲击的绝大多数人都会想——这个运动到底对不对？因为他们的自我评价和运动中对自己的评价，反差太大了。这个反思是个很长的过程。
三联生活周刊：1972年邓小平回到北京，1973年恢复工作。周恩来总理当时已经病重。他复出的契机是因为周恩来身体的原因吗？
程中原：邓小平“文革”中的复出，跟周恩来的身体不好是有关系，但这并不是直接原因。
在“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原来他信任的人不行，被他打下去的倒还有价值。所以他让大干部都要写材料，揭发林彪，邓小平也要写。通过考察邓小平，毛泽东认识到，可以再度起用邓小平——从历史上看，邓小平是“毛派头子”，因为当时拥护毛泽东他曾在中央苏区挨整；他没有历史问题；打仗得力，有战功；去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因此要安排他出来工作。但是毛泽东说了话以后，又耽搁了七八个月，他才出来。阻力在于江青和“四人帮”。
纪登奎、汪东兴是当时专案组的负责人，很大程度影响中央高级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什么毛主席发了话，他们还迟迟没有落实呢？我估计是私下交换意见，看各方面的风向。后来周恩来借着毛主席批示谭震林应该安排工作的机会，很巧妙地在中间传话，主席批示谭震林要安排工作，那么邓小平也要恢复工作。于是纪登奎、汪东兴提出邓小平仍担任副总理。1973年2月，邓小平一家回到了北京，两个月后，他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上公开露面。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复出后，便主持了1975年的整顿，恢复经济和社会秩序。在铁路、钢铁、军队、文艺、科技、教育以及地方等领域做了很多工作。“整顿”开展的背景是什么？
程中原：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七八年，社会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974年全国都没有完成生产计划，主要工农业产品，除原油、粮食增长外，其他全部减产。外贸逆差13.4亿元，全年财政赤字7.7亿元。“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进了死胡同。
邓小平复出后，毛泽东希望他能结束混乱局面，“文化大革命”要收场。从1974年8月到1975年1月，毛泽东先后做出了“三项指示”——安定团结、学习理论反修防修、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把这三项指示联系在一起，是邓小平巧妙地把它们联系在一起。提出毛主席的“三项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
邓小平举着毛泽东的旗号和指示来领导整顿。在实际工作中，他的侧重点是第三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前两条也是重视的，因为不反对派性就无法安定团结；不安定团结，经济就没办法搞上去，结束混乱局面是搞生产的前提。三项指示是一个整体。后来邓小平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邓力群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就是为了进一步落实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整顿，邓小平很快把全国局面扭转了过来，很多工作今天看来难以想象。比如在整顿之前，坐火车从窗口爬进去，坐汽车都是抢座位。整顿铁路和公路系统，就要落实对号入座，恢复公共秩序。每张车票后面都有一个“对号入座”的标签，由售票员贴上去。这样的细节都能落实下来，邓小平主持整顿的工作力度可见一斑。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毛泽东是支持的，1975年的整顿为什么不久就中断了，并最后导致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程中原：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后期被毛泽东定性为“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实际是涉及科技教育方面的整顿。前面的铁路、军队、国防科工委的一系列整顿，毛主席都很支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直接触发点是《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邓小平指导下，胡耀邦首先起草的，后来胡乔木负责做了修改。最初，胡耀邦在各个不同地方引用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胡乔木认为还不够，要把这些在不同地方说的语录集中起来，形成一个体系。这跟邓小平提“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思路。于是胡乔木把13条语录汇总起来，形成了一个毛泽东关于科技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文革”开始后，毛泽东7月8日在滴水洞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信里提到，“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在《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里，张春桥说：“没有一条是‘文革’以后的语录，用的都是‘文革’以前的语录。”而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不谈批判刘少奇，不谈“文革”的成绩，只谈“文革”的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非常不满意，因为这更加证实了右派会利用他的话得势的推断。他认为这是在用“文革”以前的指示集中起来塑造成他的思想，借以反对“文革”以后的政策。于是毛泽东抓住工作提纲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条，说不记得曾说过这话，意思就是，这是你们捏造出来的，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三联生活周刊：晚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根本分歧是什么？
程中原：我认为至少有三点根本性分歧。现实层面上，“文化大革命”对不对？要不要搞？路线层面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经济生产为纲？理论层面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
1975年整顿从表面看，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总框架下进行的，保留毛泽东思想的外壳，也就是“三项指示为纲”，而且重要事情都是请示毛泽东，经过批准的。但实际上看，这包含着对毛泽东搞“文革”的否定。后来毛远新与毛泽东谈话，点破了这一点，毛泽东意识到了，1975年的整顿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
但是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有所期待，希望通过“批评、帮助”，能使邓小平与他一致。按照毛泽东的部署，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十七人会议，批评邓小平，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安排，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此前曾做出过一个“三七开”的总评，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要求通过讨论，统一认识，由邓小平主持做个决议。那样，就意味着邓小平对“文革”“三七开”的认同，也堵住了反对派的嘴。
但邓小平既不同意毛泽东对“文革”的评价，也不愿意在“三七开”的指导思想下为“文化大革命”做决议。但他又不能直截了当地表述自己的意见。于是他就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毋论魏晋。”他的意思是，“文革”期间他在江西下放，不了解情况。实际上，这是对“文革”评价问题的毫不妥协。毛泽东得知，大失所望。
几年后，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提问时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
毛泽东认为阶级斗争为纲；邓小平认为经济生产为中心。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大二公”，不能有私；邓小平认为应该允许私的存在。他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至关重要。没有高度发展的经济，资产阶级法权破除不了，按需分配也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不出来，也就战胜不了资本主义。
因为这些根本分歧，邓小平又再次靠边站，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1975年整顿很快就结束了，但在这个短暂的整顿期间，邓小平的党内声望和地位有了很大提高。1976年“四五运动”时，纪念周恩来固然是重要原因，实际主要出发点是拥护邓小平的整顿，赞成用邓小平的一套实现四个现代化。他的整顿在党内和群众中间都得到了响应。
转折时代
三联生活周刊：1976年毛泽东去世，随后粉碎“四人帮”，十年“文革”结束。中国又走到了十字路口。
程中原：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出现一个契机，就是下一步怎么走？由谁来掌权当政？走什么路线？
群众都希望出现一个好的局面，而不是继续混乱下去。当时群众不太知道什么是“四人帮”，但是对江青都没有好感。特别是在“文革”中，以及周总理、毛主席逝世后，江青的表现太猖狂太不得体。周恩来去世时大家都很悲痛，江青默哀时不脱帽，大家都非常不满意。毛主席去世后，她的表现也不是应该表现出来的沉痛的样子。江青的公众形象与群众的心理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的复出问题就摆到台面上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当时全国全党都希望他出来主持工作。因为他是因反对“四人帮”被打压下去的，尤其是经过了“四五运动”以后，群众呼声很高。
从党内看，领导粉碎“四人帮”的华国锋、叶剑英等人，与邓小平都是老战友，而且他们觉得只有邓小平才有能力来领导整个国家。这是长期自然形成的信任和威望，特别是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很快就把全国的局面扭转过来，他的整顿深入人心，所以叶剑英、李先念一开始就提出来要让邓小平出来继续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实际上，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并没有马上实现。
程中原：怎样对待邓小平的复出？当时可供选择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邓小平马上复出；第二种是尽快复出；第三种是等一等，条件成熟再解决。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采取的是第三种办法。用他的话说，要做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当时公开的提法，还是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在内部，则采取措施，逐步恢复邓小平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华国锋认为，邓小平的复出时机还不成熟，如果打倒“四人帮”就马上提出解决邓小平的问题会引起混乱。别人会说，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继承毛主席遗志？
华国锋拖延了邓小平复出的时间，同时也为他的复出做了一些准备。邓小平一家搬到了西山中央军委疗养地，华国锋主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也改变了对邓小平的处理方针。毛泽东称赞邓小平的地方有十几处，原来全部删除，现在一概保留。1977年5月，华国锋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将邓小平致中央的两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实际上向全党通报了邓小平即将复出的信息。7月17日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13天以后，邓小平就在工人体育场观看足球比赛，正式亮相。
三联生活周刊：邓小平为什么会选择主管教育和科研？
程中原：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得到了很多干部的支持，中央让他管理外事。他用了低调的姿态推辞，提出还是分管教育和科技，“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一方面，教育和科研对国家发展确实很重要；另一方面，我分析他低调复出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表示自己的复出并不会威胁到华国锋的权力，从而避免复出的阻力；其次是性格因素，他要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从性格因素来讲，有这么一个情结。他复出以后提出一个口号——“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之前“科技是生产力”已经被毛泽东批判，而他复出后更进一步强调。
三联生活周刊：他复出后第一项大动作就是恢复高考。
程中原：邓小平恢复工作之前，同王震、邓力群谈话就说到，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到重点中学和大学。他在1977年8月8日科学与教育座谈会结束时就明确指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恢复高考是邓小平最得人心的大事之一，影响到千家万户，很多好学上进的年轻人因此而改变命运。
在邓小平提出的教育改革措施中还有一项是办重点学校。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只能先集中财力、人力，先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一批人才。
三联生活周刊：1977年的复出与1975年的复出，局面已经不一样了。
程中原：1975年整顿，邓小平只能进行局部的拨乱反正。1977年他所要做的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使用的理论武器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邓小平当时很困难，一方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另一方面又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他搞拨乱反正区分了三种情况：毛泽东做得对的，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做得对而没有做完的，继续做完做好；做错了的，予以纠正。
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后提出“准确、完整”、“思想体系”、“科学原理”、“科学体系”等表述。他明确指出，个别不确当的论断、种种失误，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这样，他就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分开、剥离开，维护和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革命时代，邓小平从在中央苏区时就被认为是“毛派”而受到打击，他是真心实意敬佩和拥护毛泽东的，也是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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