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毛泽东》（第三卷）

毛主席在重庆住了四十多天，从来没有到重庆附近的南泉、北泉和其他风景名胜地区游览参观。他成天会客访友，非常辛苦。中秋那天，特地送了我们一些月饼、香烟、酒肉，由朱副官叫我去领回。朱副官对我们说：“毛主席说，大家辛苦了，这点东西表示一点意思。”

周总理经常在桂园办公，有时到曾家岩50号去，往返都是走路，身体很好，健步如飞。当门岗宪兵向他敬礼时，他总是微笑点头还礼。警卫班的弟兄有时在寝室闲谈说：“国民党的大官总是说周恩来厉害，但他对我们当兵的却是很好。”

中共方面随同毛主席一起住在桂园的其他工作人员，作风诚朴、平等待人，着蓝布中山服。毛主席不在时，总是留在桂园，很少外出。据内勤宪兵告诉我，前任班长张宝明初来时，有事和朱副官联系，习惯于国民党军队里下级对上级的规矩，先说一句：“报告朱副官。”朱副官总是非常谦逊地说：“你们就叫我朱友学吧。”由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派出的其他警卫人员，每当毛主席在桂园时，总是三三两两坐在吉普车上看书学习。警卫队队长龙飞虎，身材高大，毛主席每次外出，他随同毛主席到达哪个地方，就在哪里静坐等候，从不乱走，态度严肃认真。

10月8日毛主席即将返回延安前夕，张治中在原林森路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鸡尾酒会，给毛主席送行，参加酒会的有国民党的军政首要、民主人士、社会贤达，总共好几百人。酒会从下午6点开始，会后有文娱晚会，到晚上9点多钟才结束。

酒会进行中，我们忽然看见周总理和宪兵司令张镇匆匆离去，不久又匆匆回来。周总理面色严肃，我们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特别是酒会和文娱结束，客人都陆续散了，却一直不见毛主席出来。这时龙队长也有些着急，问我大礼堂里面的房屋组成和交通情况，并说：“我很想见到毛主席。即使见不到毛主席，也想进去看看。”我知道大礼堂的左侧是通凯旋路的后门，右侧是“最高统帅部”，系国民党最高级军事要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办公及聚会的地方，设有双重警卫。普通宪兵非经特许，也不能进去。在龙队长的敦促下，我只好大胆试试，看见“统帅部”会议室里灯光明亮，有人活动、谈话。我把这个情况向龙队长说了，判断是在商量什么大事。

直到深夜11点后，毛主席才同张镇一起出来。毛主席改坐张镇的汽车，由宪兵三轮机车随后护送出军委会，经凯旋路，出通远门，过上清寺，向化龙桥方向驶去。进入红岩村后，停在马路尽头，毛主席同张镇从车上下来，张镇说：“我送毛先生到办事处。”毛主席说：“不必了，夜深了，你请回去吧。”张镇又说：“那么叫宪兵送毛先生。”毛主席同张镇握手告别。我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直到办事处门口之后才返回原地。我们三轮机车上总共坐了三个人，我和另一宪兵护送毛主席去后，留下一人看守。回来时，留守宪兵对我说：“你们走后，处长（卫持平）、科长（周剑心）、杨香他们都乘吉普车来了，现在红岩村外面，要我们去见他们。”车子开出红岩村门口，果然看见了卫持平、周剑心和宪兵第三团团长张醴泉、警务团副刘燃围在一起，正在研究问题。（抗战时期，重庆因系陪都，驻有两个宪兵团，即宪兵二十一团，团长吴光远，团部在曹家巷。宪兵三团，团长张醴泉，团部驻和平路。小龙坎到较场口一带，包括红岩村在内，是宪兵三团的管辖范围。）当时张醴泉向卫持平报告说，在红岩村附近住有一个美国顾问，宪兵三团派有一个武装宪兵班住在该处担任警卫。今天下午5时左右，在下土湾方向听到枪声。据当地老百姓讲，下午过了一支押送壮丁的部队，可能是他们开的枪，估计这支部队今晚可能就在小龙坎过夜。卫持平听完张的报告，决定派宪兵三团警务团副刘燃乘该团三轮机车前往追赶，了解情况。卫持平自己就率领剩下人员乘车到曾家岩，已经是午夜两点多钟了。

卫持平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钱之光处长一道在曾家岩马路口打开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车房，与在场的人共同查看一辆小轿车，看见车后有一个子弹打的孔眼，打开车门，后座上有很多血。卫持平很想找开车的司机谈话，钱之光说，这部车的司机将车开进车房，锁好车门，把钥匙送到曾家岩50号，就走了。这个司机是办事处新雇用的，现正在寻找。至此我才明白今天出了一件大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秘书李少石，下午由曾家岩50号周公馆送柳亚子先生回沙坪坝南开中学寓所，返城途中行至下土湾时，不幸中弹逝世。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经过，正在调查。

第二天早晨，大约7点钟，我还没有起床，朱副官就在警卫班门口喊我备车到红岩村办事处去接毛主席。我赶紧起来吃点东西，开车出发。按照平日惯例，朱副官一般只是通知“备车”，不讲行车地点的。今天不但交代了任务，还通知了开往地点，我马上带着两名宪兵将车从桂园向红岩村驶去。看见从上清寺到红岩村一带沿途都有武装宪兵站岗，我们内行人一看就明白：这是一种专门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