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录毛泽东》（第二卷）

关于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意打长沙，大家满怀信心要把长沙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当时估计，如叶、贺顺利发展，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就会调离应战，本省空虚，我们就可以冲击长沙。只要拿下长沙，别的地方马上就可以响应。但是后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后轻敌被围，只好撤出县城，在过南市街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团的封锁，我军强渡，伤亡重大，损失不少。1团、3团也失利。毛泽东就给省委送来一封信，大意说：我们不准备进攻长沙，长沙暴动的计划停止吧！省委同意了。停止长沙暴动的事，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派任弼时来长沙进行检查，认为湖南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又进行了改组。

1927年8月18日、30日，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会议情况，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记载，是这样的：

8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等秘密地由武昌搭乘火车星夜赶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这时的长沙，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反革命鹰犬在城乡四处活动，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我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

新省委由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9人组成。毛泽东到达长沙后，住在省委秘密机关。为了组织好秋收起义，他日夜紧张地工作，出席会议，起草文稿，找人谈话，派人外出搞枪支弹药，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他有时提着篮子装作买菜的，或者扮成军官，机智沉着，亲自深入市内进行调查。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省委会议，传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新精神，主持讨论和制订秋收起义计划。

会议在讨论起义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出现了两种错误主张：一种主张只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认为如没收小地主土地，就会增加敌人，对革命不利；另一种则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统一分配和使用。毛泽东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我们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同时强调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过程中，必须宣布废除反动政府盘剥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收农业税。这就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秋收起义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

关于起义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分析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秋收起义固然必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发动起义，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主要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这一论述有力地驳斥了忽视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

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会议在第一天开始讨论的时候，有的人主张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以宝庆（今邵阳）为中心，同时在全省发动暴动。当时党中央的意见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这种不顾客观条件而分散使用力量的错误意见始终持反对态度。他耐心地说服大家缩小范围，集中力量，搞一个中心，即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并保存有部分革命武装的湘东赣西发动秋收起义。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的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会议还讨论和解决了有关秋收起义的其他重要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大家认为，这次起义应竭力宣传和建立工农政权，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县以上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政府。关于起义的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对于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也作了大略的部署，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暴动。

8月30日，省委会议结束。毛泽东肩负着在湘东赣西组织起义的重任，当晚从长沙出发，经株洲前往安源。

中国革命举什么旗帜，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那时举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湖南省委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举起共产党的红旗，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在1929年8月向上海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黄允升在《略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文中说：

毛泽东到长沙，经过实地调查，接触工农群众，觉得秋收起义举“左派国民党旗帜”是个大问题。8月18日，他向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引导大家联系湖南实际讨论秋收暴动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会议，透露共产国际新电令：我们制造的国民党不是简单的政党，是一鸡蛋壳子，由此蛋壳造成苏维埃的儿子出来；制造此蛋壳不能，则实行苏维埃，“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大家讨论秋收暴动举什么旗问题，议论纷纷，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无力惩办制造马日事变的那些暴徒，表明那时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汪精卫等叛变革命，说明国民党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唐生智，甚至到张作霖，新、旧军阀无一不拿国民党这块招牌来作他们欺压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已变成军阀的旗帜；而受压迫的工农民众，对国民党已普遍存在唾弃的心理。所以，湖南省委讨论决定，秋收暴动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也不用任何国民党名义来组织政府，而是用共产党红旗来号召工农民众起来暴动。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说：到湖南来这几天，看到唐生智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工农群众对立，压迫工农群众，镇压工农运动，而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认定“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于是，向中央建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立）。”应该“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报告还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新指示，认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并建议先在湖南实行。

中央及时得到湖南省委口头和书面的报告，但未能采纳来自斗争第一线的正确建议，反而在8月23日的复函中批评说：“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中央复函强调指出：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

毛泽东指导湖南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他们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坚持打共产党红旗，号召广大工农兵参加秋收暴动。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第1团、第2团、第3团举红旗起义。秋收暴动前夜，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就赶制了100面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举着共产党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毛泽东当时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就提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秋收起义部队受挫转兵，把共产党红旗插到井冈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