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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作者：李捷 于俊道 主编
出版社：长征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内容简介】
《实录毛泽东》精选了毛泽东的老师、同学、战友、身边工作人员、亲属以及外国领导人、驻华大使等273人的回忆，全面、客观、翔实地记录了毛泽东的一生。《实录毛泽东》对各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详细深刻的记录，从历史背景、内中原委、事实真相，以及当事人的亲身感受等方面作了客观生动的写照，细节回忆，寓意深远。
《实录毛泽东（1927—1945）》为第2卷，由谭震林、徐海东、胡乔木、埃德加·斯诺、杨成武、习仲勋、程子华、何长工讲述1927年—1945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首创农村根据地、指挥反“围剿”、从兵权被夺到重掌兵权、引领长征、延安休养整风等事件。
【作者简介】
李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党组书记，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参加撰写《毛泽东传》（1949～1976），主编《东方巨人毛泽东》等，出版著作《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
于俊道，原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一部主任。参加撰写《朱德年谱》《朱德传》，《东方巨人毛泽东》《共和国领袖生活系列丛书》《领袖交往实录系列》《毛泽东交往录》等，著有《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等。
【目录】
第三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在长沙
“霹雳一声暴动”
三湾改编
二、非凡的创举
跃上井冈山
争取“山大王”
水口分兵
红旗不倒
朱毛会师
工农割据
“黄洋界上炮声隆”
三、“红旗跃过汀江”
出击赣南闽西
古田会议
实践出真知
四、“横扫千军如卷席”
直捣湘和鄂
第一次反“围剿”
第二次反“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
五、来自“左”的排斥
剥夺军权
调查研究
在瑞金
六、伟大的历史转折
力挽狂澜
遵义会议
四渡赤水出奇兵
新的考验
七、“三军过后尽开颜”
北上与南下之争
奠基陕北
直罗镇大捷
八、迎接抗日救亡高潮
“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东征和西征
三大主力会师
时局转换的枢纽
第四编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统筹全局
指导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
主持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
艰辛的理论创作
皖南事变前后
二、养精蓄锐
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
领导延安整风运动
文艺工作的方向
机构调整与审干运动
三、高瞻远瞩
主持起草历史问题决议
召开中共七大
中美苏之间
【章节选读】
第三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红旗卷起农奴戟”
在长沙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于1927年8月12日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长沙。这已是毛泽东一年之中第三次到长沙。第一次是在1927年一二月间，为了回答陈独秀等人对农民运动的责难，他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第二次是在长沙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奉命回湘，重新组建湖南省委。如今，在白色恐怖下，毛泽东第三次回长沙，以便发动一场惊天动地的农民土地革命。
据当时在湖南省委主持工作的易礼容回忆说：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后，毛泽东是哪天回长沙的，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七月十五日中元节那天，阳历是8月12日，长沙人们正在祭祖烧包。他到长沙就找到我。这个日子没错，我可以负责。
毛泽东在长沙活动后是哪一天离开的？不是8月30日，就是31日，或9月1日。我记得，他离开长沙是到浏阳乡下去。头一晚，我和他谈了一个通宵，他告诉我是去浏阳，他临走时穿农民衣服。那时，我们都很善于化装。毛泽东刚刚下乡，同部队没有很好联系，同我们的联系也少，所以我知道的情况不多。
我是被中央开除的干部，没有工作，在长沙等安排。1927年12月，瞿秋白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这时，我找过几次省委书记王一飞。我向他要求去安源上井冈山找毛泽东一道打游击。他答复两条：“第一，我同意你上井冈山；第二，你自由走，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结果发给我30块大洋作路费。于是我在1928年春节那天离开长沙，前去安源。为什么要选这一天？因程潜西征军在这天打到长沙，特务混乱，军队惊慌。我趁此良机，离开长沙，坐火车从株萍至醴陵。在醴陵的滕代远迎接我时说：“现在是省委代替中央，县委代替省委。”当时也的确如此。我在安源住一个矿工家，首先找到了安源市委宣传部长李润钧，看他的态度不好，就避开他。在安源，我派人去井冈山茅坪找到了毛泽东。毛看到我的信后即回了信。大意说：我到农村6个月，斗争6个月，中央、省委没有一个与我联系。今接来信，我很高兴，你是头一个同我联系的人，真是空谷足音。——空谷足音，这是原话。他还说：“我们昨天晚上开会，决定由你担任行委书记，我任前委书记，希望你快些来。”信是由交通员带回来的。那个送信的交通员对我说，从井冈山回来，看见沿途的屋墙糊了黄泥，农民说这是赤化。
当我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时，恰好中央连续来了两个命令：一是调我任长江局书记（当时长江局书记是罗亦农）；另一个命令是调我去江苏任省委书记兼农民部长。我历来主张打游击，但由于上级的命令，只好告诉那个交通员，说我不能去井冈山了。
另据当时在湖南省委协助工作的中央委员罗章龙回忆：
1927年，革命处于高潮时，藏在革命队伍里的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突然叛变。在此严重关头，党中央有个部署，就是把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委员调到一些重要省份，以加强地方工作。中央本来决定毛泽东到四川，毛泽东认为四川没有基础，坚持要回湖南，中央同意了。我本来是决定回北方去的。有一天，我和毛泽东从中央开会出来，一路步行到毛泽东住处，他邀我到湖南去工作，组织对敌进攻。我们二人请示了中央，中央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于是我以五届中委的身份，巡视和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
毛泽东先离开武汉赴长沙，临行前，他对我说：“你找一个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一道来湖南。”我说：“这里很难找到既熟悉湖南情况又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军事干部。”毛泽东说：“只要你认为可以就行。”之后，经过物色，与中央商量的结果，加派了一个蔡以忱。
毛泽东回湖南的主要任务是整顿党的组织，改组省委和县委，如浏阳、平江、衡阳、郴州等都重新派人组织起来。湖南省的班子也重新恢复起来。自马日事变之后，湖南省委涣散，通过毛泽东活动之后，成立了新省委：毛泽东为书记，夏明翰为组织部长，望三为秘书；曹典琦为宣传部长，秘书龚际飞；军事部长易礼容（毛泽东不在时，代理省委书记），秘书李子骥；农民部长彭公达，秘书禁林；工人部长罗章龙，秘书翦去病；妇女部长熊季光；民众部长何资深。
我这次到长沙，主要是以中央委员身份去帮助湖南省委，对马日事变进行善后和开辟新的工作局面。我没有正式参加省委，只是分担了职务，但因安排曹典琦做宣传部长，他坚决不干，离职而去，因此，我又兼宣传工作。还有工人部，原来的主任是翦去病，他自觉工作困难，说压不了台，于是我也就负责工人部的工作，翦就当了秘书。
新省委中有些是从下面提拔上来的，例如彭公达。我记得在省委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大家不认识彭，毛泽东特地介绍了几句。
不久，由长江局转来一个中央通知，让湖南派人到武汉，参加党的紧急会议，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让毛泽东和彭公达参加。
……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彭公达回到长沙，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紧急会议精神，明确指出了在秋收季节组织武装暴动。这次传达会是在长沙市北郊沈家大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夏明翰、易礼容、林蔚、曹典琦、彭公达、何资深、罗章龙、熊季光、龚际飞、罗学瓒、滕代远、谢觉哉、李子骥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新省委是彭公达（书记）、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向钧、谢觉哉、何资深。
关于秋收起义，省委进行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不以国民党的名义举行，也不借重邓演达、陈仁友等国民党左派，会上决定要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以共产党名义领导起义。
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毛泽东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前方、后方的作战部署，他对我说：把浏阳打下来，就向长沙进军，部队打到离长沙只有40里的黄花市时，我就派人送信给你们。再往前打，就是离长沙10多里的东屯渡。这时，你们就动员近郊农民和城里的工人、居民暴动响应。
毛泽东离开长沙时，正值8月炎夏。他身体不大好，有点清瘦，大家不放心。我问他：“你身体还行吗？”他说不要紧。我还是不放心，找夏明翰商量，找个可靠的同志送他，于是决定派毛泽东之弟毛泽民护送。为了安全，我们和毛泽民商量，走路时，要和毛泽东保持一段距离，否则一出事就都被捕了。毛泽民把毛泽东送到浏阳张家坊才回来，并且还报告了毛泽东在张家坊脱险的情况。
我们留在长沙后方的任务，是我们的部队打下萍、浏、平、醴后，围攻长沙时，来个城市暴动，里应外合，占领长沙。
……
关于攻打长沙的计划，是湖南省委和行委作出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意打长沙，大家满怀信心要把长沙拿下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争论。当时估计，如叶、贺顺利发展，湖南的国民党军队就会调离应战，本省空虚，我们就可以冲击长沙。只要拿下长沙，别的地方马上就可以响应。但是后来，秋收起义部队攻占浏阳后轻敌被围，只好撤出县城，在过南市街渡口时，遇到敌人一个团的封锁，我军强渡，伤亡重大，损失不少。1团、3团也失利。毛泽东就给省委送来一封信，大意说：我们不准备进攻长沙，长沙暴动的计划停止吧！省委同意了。停止长沙暴动的事，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派任弼时来长沙进行检查，认为湖南省委犯了严重错误，又进行了改组。
1927年8月18日、30日，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会议情况，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记载，是这样的：
8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和杨开慧等秘密地由武昌搭乘火车星夜赶到长沙，住在北门外福寿桥沈家大屋。这时的长沙，已处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反革命鹰犬在城乡四处活动，搜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我党已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根据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湖南省委进行了改组。
新省委由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9人组成。毛泽东到达长沙后，住在省委秘密机关。为了组织好秋收起义，他日夜紧张地工作，出席会议，起草文稿，找人谈话，派人外出搞枪支弹药，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彻夜不眠。他有时提着篮子装作买菜的，或者扮成军官，机智沉着，亲自深入市内进行调查。8月18日，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出席了省委会议，传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新精神，主持讨论和制订秋收起义计划。
会议在讨论起义中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出现了两种错误主张：一种主张只没收大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土地，认为如没收小地主土地，就会增加敌人，对革命不利；另一种则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包括自耕农的土地，统一分配和使用。毛泽东坚决反对了上述两种错误主张。在没收地主土地问题上，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我们必须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对于被没收土地的地主，须有适当的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同时强调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过程中，必须宣布废除反动政府盘剥农民的各种苛捐杂税，只收农业税。这就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制定了正确的方针，为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秋收起义作了重要的政治准备。
关于起义的军事问题。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伟大思想，分析了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关系。他认为秋收起义固然必须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但发动起义，必须有军事力量的帮助。我们党以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主要精力注意军事运动，用枪杆子夺取政权，保卫政权。这一论述有力地驳斥了忽视武装斗争的机会主义观点。
关于起义的区域问题。会议在第一天开始讨论的时候，有的人主张湘东以长沙为中心，湘南以衡阳为中心，湘西以常德为中心，在西南之间以宝庆（今邵阳）为中心，同时在全省发动暴动。当时党中央的意见也是如此。毛泽东对于这种不顾客观条件而分散使用力量的错误意见始终持反对态度。他耐心地说服大家缩小范围，集中力量，搞一个中心，即在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并保存有部分革命武装的湘东赣西发动秋收起义。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等地的湘赣边界组织秋收起义。
会议还讨论和解决了有关秋收起义的其他重要问题。关于政权问题，大家认为，这次起义应竭力宣传和建立工农政权，恢复农民协会，乡村政权归农协，县以上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政府。关于起义的领导机关，会议决定，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对于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省委也作了大略的部署，决定9月9日开始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11日各县起义，16日长沙暴动。
8月30日，省委会议结束。毛泽东肩负着在湘东赣西组织起义的重任，当晚从长沙出发，经株洲前往安源。
中国革命举什么旗帜，在当时是一个重要问题。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那时举的仍然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帜。在湖南省委会上，毛泽东坚决主张举起共产党的红旗，从此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陈毅，在1929年8月向上海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时，曾以称赞的口吻说：“秋收暴动最先挂了红旗。”
黄允升在《略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文中说：
毛泽东到长沙，经过实地调查，接触工农群众，觉得秋收起义举“左派国民党旗帜”是个大问题。8月18日，他向湖南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引导大家联系湖南实际讨论秋收暴动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也尔也参加会议，透露共产国际新电令：我们制造的国民党不是简单的政党，是一鸡蛋壳子，由此蛋壳造成苏维埃的儿子出来；制造此蛋壳不能，则实行苏维埃，“主张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大家讨论秋收暴动举什么旗问题，议论纷纷，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无力惩办制造马日事变的那些暴徒，表明那时的国民党已经死了；汪精卫等叛变革命，说明国民党不但死了，而且臭了，不但臭了，并且臭气闻于天下；从蒋介石到汪精卫、唐生智，甚至到张作霖，新、旧军阀无一不拿国民党这块招牌来作他们欺压民众、屠杀民众的工具，国民党已变成军阀的旗帜；而受压迫的工农民众，对国民党已普遍存在唾弃的心理。所以，湖南省委讨论决定，秋收暴动不举“左”派国民党旗帜，也不用任何国民党名义来组织政府，而是用共产党红旗来号召工农民众起来暴动。
8月20日，毛泽东以中共湖南省委名义向中共中央写报告说：到湖南来这几天，看到唐生智控制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已与工农群众对立，压迫工农群众，镇压工农运动，而工农群众对国民党则已另眼相看，认定“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于是，向中央建议：“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帜相对（立）。”应该“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至于小资产阶级，让他完全在红旗领导之下，客观上也必定在红旗领导之下”。报告还同意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立即实行工农兵苏维埃的新指示，认为“工农兵苏维埃完全与客观环境适合，我们此刻应有决心立即在粤、湘、鄂、赣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并建议先在湖南实行。
中央及时得到湖南省委口头和书面的报告，但未能采纳来自斗争第一线的正确建议，反而在8月23日的复函中批评说：“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民主政权……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这是不对的。”中央复函强调指出：中央从各方面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
毛泽东指导湖南省委讨论了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认为中国革命现在已经到了俄国的1917年10月，但在这中间，重要的过程是土地革命，其政权是工农的，不是纯粹无产阶级的。他们从革命实际需要出发，坚持打共产党红旗，号召广大工农兵参加秋收暴动。在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第1团、第2团、第3团举红旗起义。秋收暴动前夜，仅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就赶制了100面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就是举着共产党红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毛泽东当时写的《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就提到：“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秋收起义部队受挫转兵，把共产党红旗插到井冈山。
“霹雳一声暴动”
在8月30日的省委会议上，确定成立领导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这是毛泽东革命军事生涯的开端。
在此之前，毛泽东要杨开慧回到长沙东乡板仓，领导农民武装斗争。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夫妻的永诀。
会后，毛泽东乘着夜色离开长沙，前往安源。途中，他先在株洲下车。当时情况危急，毛泽东化装成司炉，坐在火车头的锅炉旁。
在株洲，他指示当地党组织策应秋收起义，炸断易家湾铁路桥，制止敌人从长沙增援，确保安源等地暴动。
据当时在株洲的陈永清回忆说：
关于毛泽东由长沙去安源途经株洲的时间，大约是1927年9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毛泽东到株洲，先找朱少连。朱当时是株洲镇委宣传委员，社会职业是株萍转运局局长，是一个有名望的人。我是湘潭县东一区区委书记。那天，朱少连找我去，我是在朱少连的办公室里见到毛泽东的。
毛泽东问我们：株洲对武装起义做了些什么准备工作？农民协会恢复得怎样？铁路上的工作做得如何？我向他汇报了：农民协会恢复才个把月，马日事变后影响比较大，原来的负责人汪其凤还没有回来；铁路上的工作刚恢复，车站餐宿处党支部也刚恢复；青年团的工作才开始做；没有武装，只有纠察队，人也是最近才慢慢回来的。
毛泽东听了汇报以后说：现在要搞秋收起义，搞武装暴动，敌人打我们，我们要还击。株洲是个重要地方，要把这个地方的工作抓紧恢复起来。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要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我说我调来不久，人还认得不多，又没有搞军事的，希望派个搞军事的人来。毛泽东答应了这一要求，离开株洲四五天后，从安源派来了涂正楚同志，他是搞武装的。
毛泽东又赶到安源。9月初，他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组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3个团。随后，他又赶往铜鼓，亲自率领第3团起义。
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说：
毛泽东到达安源后，在张家湾召集部分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召开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和湖南省委关于秋收起义的计划。在毛泽东充分地阐明了这次起义的意义之后，由潘心源（曾随平浏工农义勇队行动，刚来安源向省委请示工作的浏阳县委书记）详细报告湘东赣西革命武装情况。接着，毛泽东和大家充分讨论了如何组织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和平、浏、醴、安各地的暴动准备工作，并确定了秋收起义部队的编制，部署了进军路线。
参加这次起义的部队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第1、2、3团，统一由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指挥。
第1团由前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湘东平江以及鄂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警卫团的基础，是北伐时我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的一部分。后来招收了一批新兵，其中不少是安源工人和湖南、湖北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这个团的指战员中，很多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团长卢德铭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共产党员。这个团奉党的指示，8月初由武昌前往南昌。行抵南昌附近的奉新县城时，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追赶不及，卢德铭决定自己去党中央请示，部队则折向西进，到湘鄂赣边境的修水去休整。警卫团进驻修水，先后遇到平江和崇阳、通城转战到此的农民军，这时便和他们合编为第1团。
第2团以安源工人武装为骨干，加上聚集在这里的附近各县的农民武装组成。安源是毛泽东在建党初期所开拓的湘、赣两省工人运动的策源地。这里有一支我党直接培育起来的6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还有一支为我党所控制的矿警队。马日事变后，湖南醴陵农民自卫军一二百人、衡山农民军百余人，以及江西萍乡、安福、莲花的农民军先后来到这里，这时便和安源工人武装合编为第2团。
第3团以浏阳农民自卫军为基础，加上警卫团和平江农民自卫军各一部分组成。马日事变后，浏阳和平江的工农义勇队继续坚持战斗。南昌起义前夕，党中央将他们改编为独立团，归贺龙率领的20军管辖，开赴南昌参加起义。8月5日，行抵涂家埠，被敌堵截，无法通过。浏阳农民军撤至铜鼓待命。这时便和抽调前来的一部分平江农民自卫军以及警卫团的少数同志合编为第3团。
这次会议决定，起义部队在各地工农武装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军，夺取长沙。进军路线是：第2团自安源进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向长沙取包围之势；第1团由修水出发，向平江进攻，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进击；第3团由铜鼓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在四乡暴动，直逼长沙。三路紧密配合，待各路得手后，再以长沙工农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毛泽东对于攻打长沙力持慎重态度。他针对省委中个别同志的左倾盲动情绪，于9月5日自安源写信给省委，强调指出：长沙不可轻举妄动，必须在起义部队攻克株洲后，方能举行暴动。同时写信给第3团，告以安源会议的决定，要他们准备起义，并要他们通知第1团。
安源会议后，各路工农革命军立即投入起义前的紧张准备工作。毛泽东决定与潘心源一起去铜鼓，直接指挥第3路的工作。毛泽东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地主武装团防逮捕，随即机智脱险，于9月10日到达铜鼓，当即向第3团的主要干部讲述了秋收起义的意义，宣布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和军事行动计划，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进军路线。接着，团部集合排以上干部，在肖家祠堂举行中秋节会餐。饭前，毛泽东讲话，十分亲切地慰问大家，赞许他们坚持革命、艰苦斗争的精神，接着向他们阐述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号召大家振奋革命精神，迎接秋收起义。饭后，各连分别向全体战士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泽东还亲自下到一个连队了解情况，向战士们问寒问暖。他特地拿过一个战士手中的枪进行检查，赞许这个战士的枪保护得好，指示大家要紧握手中枪。毛泽东的到来，以及他对部队的正确指示和亲切关怀，给全团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广大指战员积极地投入到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详细回忆了他在浏阳张家坊遇险的情形：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阳矿工和农民赤卫队之间的时候，被一些同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好几百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杀。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损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乡。我身上有7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新师成立以后，我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警卫团的一个指挥员余洒度，任第1军军长。余多少是因部下的态度而被迫就任的，不久他就逃到国民党那里去了。现在他在南京给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起义的小小队伍，穿过湖南向南转移。它得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进行多次战斗，经受多次挫折。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部队开小差的很多。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到达宁都时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剩下来大约一团兵力的部队的指挥员，后来他也“叛变”了。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第1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现任军长的杨立三。这支小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时候，人数总共只有1000左右。
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批准，又由于第1军遭受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观点来看，这个运动好像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中央委员会这时明确地批评我。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部队补充了新兵，这个师人员又充实了，我担任了师长。
毛泽东亲临第3团，使军心为之一振。许多战士还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幸存者已成长为党、政、军的高级领导干部后，回首往事，还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
当时在第3团任参谋的吴开瑞回忆说：
1927年9月，快要过中秋节时，毛泽东经过艰难险阻来到了铜鼓。毛委员来，首先要与全团干部见面，于是就布置了这样一个仪式：全团排级以上干部参加中秋节聚餐会，欢迎毛委员。筵席上摆了黄牛肉。在聚餐会上，毛委员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以及省委、安源市委有关秋收暴动的部署，并宣布我们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团长苏先俊，党代表潘心源，由于潘未到职，由徐麒代理，参谋长黄坚，参谋吴开瑞，团部党委书记徐麒，组织委员张启龙，宣传委员张子清。第1营营长张子清，第2营营长汤采芝，第3营营长伍中豪。全团共有1000人。
次日，部队出发前，集合在铜鼓大沙洲上，毛委员检阅部队，向全体指战员作了动员，号召秋收暴动。随后，我们第3团浩浩荡荡向浏阳进发。
途中，经过浏阳县境的白沙镇、东门市。在东门市盘踞第8军的两个营，在白沙的是敌人一个连。由铜鼓到白沙有一天路程，由于大家精神振奋，不感到累，连摆子病也没发。到了距白沙镇8里的壕溪，就分三路前进，一举攻下白沙，歼敌一部分，残敌溃逃至东门市。在白沙，毛泽东住在学校里，住房是对山开的窗户，蛮优雅的。他表扬了第3团的全体指战员作战勇敢，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又据当时编在第3团的陈伯钧回忆说：
20军独立团，是由党领导的平江、浏阳等县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
我们独立团在铜鼓休整近一月。这期间，八一起义后从武汉赴九江途中在黄石港上岸的警卫团，转移到武宁、修水，和我们联系上了。
正在这个时候，部队中发生了一件激奋人心的大事情：毛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从安源来到了我们部队！毛委员的头发很长，上身穿白线褂子，下身穿白细布长裤，脚穿草鞋，手里还拿着一件短上衣。听说，毛委员在来铜鼓途中，曾经遇险，一度被敌人扣留，所幸身上带了几块钱，才设法得以脱身，来到部队。记得正是旧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团部召集排以上干部，在肖家祠堂举行会餐。饭前，毛委员和全体干部见了面，并且讲了话，说党很怀念大家，关心大家，他特地来看望大家。毛委员接着为我们阐述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号召我们举行秋收起义。
过了中秋节，我们就出发了。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4个团：原警卫团改编为第1团，安源的工人和萍乡、醴陵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第2团，我们独立团改编为第3团，第4团则是收编军阀夏斗寅的残部。部队的任务是总攻长沙，计划是：1、4团由修水出发，先打平江，再攻长沙；2团自萍乡、醴陵先打浏阳，再攻长沙；3团从铜鼓出发，与2团同时打浏阳，会攻长沙。
3团首战攻克白沙市。这时天刚拂晓，老百姓还没有起床，街旁商店门前的煤油灯仍然闪烁着暗淡的微光。毛委员从湖南来部队时，长途奔波，历尽艰险，脚被草鞋磨烂了，不能行走。我们临时找张椅子，绑上两根杠子抬着他走。这时已是9月中旬，天气渐凉，毛委员身上那件细布短褂自然抵不住仲秋的晨露，只好披上一条白布夹被御寒。3团顺利地占领了白沙市，毛委员非常高兴，称赞我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
在强大的训练有素的敌人面前，秋收起义部队先后失败。这说明，起义原定的攻打长沙的方针，明显地脱离了实际情况。毛泽东从中强烈地感到，中国革命必须要有一套特殊的办法。9月14日，他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命令部队迅速到文家市集中。9月19日，他又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重新审议原定的起义计划。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家，决定撤离湘东地区，向南转移。革命的有生力量因此得以保存下来。
关于这段情况，黄允升在《略论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文中写道：
工农革命军严重受挫，主要在于夺取长沙中心城市的首攻方向的错误。在当时革命低潮形势下，中心城市或交通要道的工农群众还没有恢复起来，军事运动与民众运动很难结合得好，经不起强大敌军的反扑、追击，不能不受挫。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有正确思想的领导，部队没有完全溃散，主攻方向错了也容易扭转；加上他早就提出武力“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在制定军事部署时还提出“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萍（乡）安（源），使敌人断绝我们的退路”。这一切，都成为他能够率领起义部队由进攻城市转到进军农村、山区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次严重挫折，9月19日在文家市主持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确定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师长余洒度等仍主张攻打中心城市，提出“取浏阳直攻长沙”。毛泽东认为，革命处于低潮，强敌占据中心城市，若再攻长沙恐无把握，主张放弃湖南省委原定以夺取长沙为中心的计划，把工农革命军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同农民群众相结合，开展革命斗争。总指挥卢德铭等各委员赞成毛泽东的主张。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经萍乡向南转移，到反动势力薄弱的农村、山区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继续革命斗争，这是符合列宁关于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的原则的。
毛泽东代表前委向全体工农革命军宣布前委决定，并作了动员。9月22日，同卢德铭率领部队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毛泽东从张家湾军事会议得到井冈山有支农民武装的信息（由王兴亚汇报提供），告诉总指挥卢德铭，而卢德铭在回答对部队行动疑问时，将此情况转告给了军事参谋。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料也详细记述了这一过程：
9月14日黄昏，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第3团自东门撤至上坪。当晚，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毛泽东根据各路起义军连续受挫的情况，认为当时敌强我弱，在城市已无取得胜利的可能，于是果断地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为了统一整个起义部队的思想和行动，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名义，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到文家市会师。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把工农革命军主力在平浏受挫，三路会攻长沙的计划已无法实现的情况，写信告诉湖南省委，要求省委相应地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省城暴动。上坪会议适时地改变了不切实际的攻打长沙的军事计划，在实践上开始扭转了只注意城市不重视农村的错误指导思想，为工农革命军向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决策作了准备。
9月15日，3团指战员在毛泽东率领下，向文家市进发。于19日中午，进抵文家市。1团于金坪失利后，余洒度不顾形势变化，将部队屯扎于平江龙门附近大山中，派人调3团前去并力反攻长寿，进取平江，拒不执行到文家市会师的命令。直到毛泽东去信，严厉批评，他才勉强接受命令，南下向3团靠拢，于19日到达文家市。2团在浏阳失败后，部队大部散失，仅有少数战士在一个连长的带领下参加了文家市会师。此外，由60名安源工人组成的2团炸弹队，由党代表兼队长杨明率领，奉命自安源直接赶到了文家市。
……
9月19日晚，由毛泽东主持，在里仁学校后栋的教室里，召开了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委会议。会议围绕着起义部队去向——这个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和道路的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当时，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当前政治形势，考虑到革命已经处于低潮时期，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是敌人重兵把守的地方，我们在城市暂时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但是，中国幅员辽阔，广大农村则是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据此，他提出了放弃继续攻打长沙的军事行动，转向湘、赣、粤三省交界的农村进军，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正确主张。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前委大多数同志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拒绝了余洒度不顾当时形势，顽固坚持“夺取浏阳，直攻长沙”的错误意见，确定了向湘、赣、粤边界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方针。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1、2、3团的指战员共1000多人，集合在里仁学校的操场上，急切地等待毛泽东的来临。当主持会议的人宣布请中央来的毛委员讲话时，大家的心情激动万分。毛泽东向大家亲切地挥手致意，请同志们坐下来，然后开始讲话。毛泽东首先指出，我们是工农革命军，是为工农打仗的，接着，精辟地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说，大革命已经失败，蒋介石、汪精卫正在疯狂地屠杀工农，革命处在低潮时期，但是，革命高潮肯定还会到来。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事情就好办多了。毛泽东号召大家，为了反对国民党的血腥屠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一定要紧握手中枪，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满怀信心地指出，这次秋收起义，虽然打了几个败仗，受了点挫折，这算不了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要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这次长沙虽没有打下来，但是我们打了土豪，分了谷子给穷人，这个事我们还要继续干下去。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事业受到湘、鄂、赣、粤四省广大工农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我们的力量是伟大的。反动派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团结得紧，继续勇敢地战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讲到这里，他打了个比喻，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一口大水缸。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的。中国有句古话：“万事开头难。”要革命嘛，就不能怕困难，只要我们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有出头的一天。最后，毛泽东向大家阐明了向农村进军的伟大战略决策。他说，秋收起义计划打长沙，同志们也想打进长沙去。但是，目前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还不是我们待的地方。我们必须改变方针，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然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的讲话刚一结束，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战士们都说毛委员的话句句说到了心坎里，都感到革命有了方向、有了奔头，决心紧跟毛委员革命到底。
9月20日早餐后，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亲自率领下，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战略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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