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微回忆录——北纬三十八度线》

【章节选读】

前 言

朝鲜半岛的冲突标志着“美国堡垒”时代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再也无法仅仅通过避免外交摩擦来谋求和平了。在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刻，我们发现自己破天荒头一次，连一周的预警时间都没有就陷入了一场远在世界的另一端、我们的人民既无法理解也感知不到的战争中。

以往的每一次战争，包括造就美国的那场战争，我们都是做好充足准备，鼓足勇气，运筹帷幄以决胜千里。即便是1776年，虽然当时许多爱国志士是仓促离家直接奔赴战场，但因为“一连串滥用权力、强取豪夺的暴行”早已令我们的公民们义愤填膺，大家早就已经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而在其他冲突中，我们拥有天然的海洋屏障，远离战场，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争轨道，训练军队，生产武器弹药以及商讨兵力部署。

朝鲜战争则完全不同。

1950年6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朝鲜半岛就燃起了战火。

当时的美国正是一派繁荣景象，社会处于劳资和平显现的新时期，税收正逐步减少，战时的各种限制正在解除，宁静祥和的未来已经展现在眼前。朝鲜和韩国的突然交火使我们从和平状态中猛然惊醒，意识到一场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而且，朝鲜战争可能是最后一场只使用常规武器而不用担心热核灾难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我们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剧变。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我们遭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做出了决断，而我们的多数民众似乎对其中的某些问题理解得并不透彻。我们是应该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投入战争，还是该单独行动，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最终决定将国家安全置于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必须在文职政府和军方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突出了宪法赋予文职政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骤然面对是要抵抗侵略还是任由韩国被敌人占领的问题，我们选择了道义，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而且有史以来我们还头一次了解了“有限”战争的概念。

尽管如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被许多难题所困扰：没有预警就爆发了如此大的冲突，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是我们的决策者中有人太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机关不得力？蒋介石和李承晚，他们一个企图入侵中国大陆，另一个企图以武力重新统一朝鲜半岛，我们是不是成了这两个人阴谋的牺牲品？为什么战争的爆发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还有，仅仅靠一个无所畏惧的总统——这个唯一拥有决策权的人的当机立断，才得以在自由世界面前挽回我们正义的形象，我们怎么会落到如此境地？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对全面战争先入为主的心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所有的军事计划都是在设想打一场全世界范围的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距离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采取防御是徒劳无功的。但是朝鲜战争告诉我们，此后的战争都必定有所限制。问题已经不再是打不打有限战争，而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形式的战争。现在许多国家都拥有了热核武器，或者拥有制造技术，那就不再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了，因为那意味着同归于尽。朝鲜战争之后，我们除了和朋友打交道，也努力和潜在的敌人打交道，不得不承认，这是受到了对有限战争认识的影响。

发现我们在思想上的变化，一些有识之士就预见到了会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单靠武力再也无法解决我们此前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曾经遇到的那类问题了，我们必须要制定出让所有相关的人都能接受的、与之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并通过强势的领导力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变得非常明确，就是我们的政策再也不能只由白宫、国务院或国防部中的任何一家单独制定，军政双方各司其职，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决定美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我们也意识到军政双方的领导者平时必须紧密协作才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其中政府领导者负责提出所要达成的目标，而军方则要对使用军事手段能够获得多大成果进行分析判断，并确定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军事手段。

当然只有军政双方真正做到认真征求并考虑彼此的观点，才能使这种协作成为可能。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拥有最高权力，所以如果政府高官不假思索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的权威性建议，就无法做出明智的决断；如果根本不征求、听取和考虑资深军事顾问们的忠告，那就会大祸临头。

不过朝鲜战争带给我们国家这些改变的意义，许多公民似乎根本无暇顾及，他们一心一意地为了家庭安康和子女教育而奋斗，至今依然沉浸在那些轻率提出的诸如“全面战争”、“无条件投降”和“大获全胜”等等过时的口号中，而那些往往是为党派政治目的服务的东西，使得一提起外交政策，全国上下就众说纷纭，辩论激烈，思维混乱，情绪低落。

当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尽管可能对于朝鲜战争之后我们所陷入的众多变革的深度和力度并不完全了解，但还是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需要全新的思维和计划方式，这令我深感幸运。而那些介于从不思考和思维比较敏锐的人们之间的人，则因为两种思潮截然相反且言辞激烈而颇感困惑，到底该支持哪一方的观点是令他们感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的事。我无意在本书中为任何一种观点争辩，我更希望通过本书尽我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朝鲜战争——这场标志着我国历史重大转折但又存在太多误解的军事冲突。

我无意自诩本书是对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海空作战行动的权威评述。关于朝鲜战争中的作战行动，各个军种都已经在自己编写的书中做了详尽的阐述，本书范围内所提及的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地面部队的战术行动，所用术语也是他们采用的。至于地面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作用，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事实来评判：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97％。正是地面部队的战果，最终决定了联合国军所有努力的成败，进而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军的政策方向。当然在这里我也要强调，我们勇敢的空军飞行员和海军士兵为胜利作出的重大贡献，使他们赢得了参加地面作战的步兵和海军陆战队最由衷的敬意。必须承认，如果我们的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共产主义浪潮在最初的60到90天之内就会席卷对马海峡。还有，在1950年11月底和12月初的战争紧要关头，如果不是英勇的海空军竭尽所能支援地面部队，那我们的损失一定会更大，甚至我们的行动会彻底失败。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把着眼点放在了那些在阵地前沿度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身上，毕竟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主要是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他们的伤亡名单就可以作证。

除此之外，我就没有什么需要说明和争辩的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本书的目的只是想解释一下我们想在朝鲜干什么，并明晰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感谢陆军部军事历史办公室主任Hal C. Pattison准将和首席历史学家Stetson Conn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们，感谢你们对我无私地分享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我还获准自由使用了另一本珍贵史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 1950－53，军史处，G－3，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华盛顿特区，1962。（U. S. Marine Operations in Korea1950－53， Historical Branch，G－3，Headquarters U.S. MarineCorps，Washington，D. C. ，1962。）衷心感谢美国陆军前上尉、在朝鲜战场上曾任步兵排长和连长的Curt Anders给予我的宝贵帮助。Robert Smith为帮助我把手稿最终定稿出版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在此我表示由衷的谢意。

S. L. A. Marshall将军抽出宝贵的时间阅读了本书的校样，并就事实的订正和重点内容的处理提出了不少建议，在此表示万分感谢。

　　　　　　　　　　　　　　　　　　　　　　　　　　　M. B. Ridgway李奇微

　　　　　　　　　　　　　　　　　　　　　　　　　　 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196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