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寻》

【章节选读】

工农兵的梦　

邓建华口述 田建川整理

如果你使用过中国第三版的10元人民币，你一定对票面上印制的“工农兵”昂首挺胸走出人民大会堂的图案印象深刻。岁数有点大了，就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也经常会从自己收藏的钱币中拿出来这样的10元人民币端详半天。

“工农兵”对于我，不是符号，而是我全部青春的缩影。即将步入花甲之年的我，每每回忆起当年的贫苦岁月总会黯然伤神。

我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姐弟四个，父母在20世纪60年代是广州纺织局的干部。用现在的话说，我可能算是当时的“富二代”了吧。虽然跟现在的生活条件没法比，但在当时来说家境还算殷实，因为我在10岁前，居然每年春节都会有新衣服穿，这在当时已经足以被相当多的人羡慕了。然而，也正是我们的“富裕”，我们的“小资产阶级”生活，给我们的小家庭带来了可以称之为灾难的变故。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二年，我的父亲被批斗，因为他是“走资派”，被红卫兵们打倒，扔进了牛棚。当时我们一家都傻了，母亲抱着我们姐弟四个大哭。我不知道父亲为什么被带走，只知道父亲被别人欺负了，我们见不到他了，我也不会再有新衣服穿了。那年我11岁。

所有的回忆就像老照片，是黑白的，没有色彩，甚至已经模糊。也许是当时我太小，也许是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回忆黑色的1967年。之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几乎再没看到父亲，我很想他。

偶尔，我能牵着母亲破烂的衣襟去关他的“牛棚”为他送饭。那时候，我躲在母亲的身后，怯生生地看着父亲，话极少。他不像是我父亲，我有点害怕。可是从那里回来，一到家我又很想看到那个蓬头垢面让我有点害怕的男人。

终于，1970年的春节，我们和父亲团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父亲回来了。

我们姐弟四个很高兴，家里响起了久违的笑声。一家人开心地吃完团圆饭，我们姐弟几个准备去玩，却被父亲叫住了。父亲说要开一个家庭会议，表情严肃。我心里突然有点怕，不知道是不是什么“走资派”的事。我们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前，姐弟几个你瞅我、我瞅你，然后低头不语等着父亲开口。

父亲喜欢抽烟，点了一支，默默地抽着。窗外，灰白色的晚云中时不时地传来鞭炮沉重的钝响。

父亲终于开口了，他说，今天是年三十，孩子们，你们想要点什么吗？我们都没说话，不知道爸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轻轻地笑了一下，说你们是想吃只鸡呢还是想每人要双袜子，袜子可是上海出产的尼龙袜子哟。到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家庭会议讨论的是如何过年，而不是什么“牛棚”、“走资派”。我们姐弟几个都乐了。父亲让我们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大会”一致通过每人买双袜子。

现在想起当年的这个春节，心中还有种酸酸的幸福。在中国，春节是一家团圆的最重要的时刻，而正是在那一年，我们和被关押三年的父亲第一次团聚了。而团聚之后第一个重要的家庭会议却是在讨论要不要买一双现在看来极为廉价的袜子，这对于今天的小孩子过年时让爸妈买ipad、买手机的需求来说，简直显得寒酸极了。然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一双袜子却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过节礼物。那个时候，一双袜子三块钱，一斤猪肉一块钱。

宁可饿肚子，也要穿新袜子。因为鸡可以解馋，但是下一顿没了还会饿；一双袜子却不同，可以穿上好多年都不破。事实证明了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那一年开学时，我特意把裤腿挽得高高的，很多同学都看到了我穿的新袜子，并纷纷投以羡慕的目光，这对于我来说，满足感要远远超过一顿鲜嫩可口的鸡肉。

1973年，我从广州三十九中高中毕业。按照上级的指示，我由父亲所工作的单位广州纺织局安排下乡，到广州东北方向的一个郊外农场当工人。我成为了一名“下乡插队”的知青，后来我知道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知青”大概有1500万人。毛主席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我那时是砖窑厂的一名工人，每个月的工资是18块钱。挖泥、打砖、上窑、烧砖，整个流水线上的工作我都要参与。夏天太热了，我在窑洞里烧窑时，空气的温度在70摄氏度以上，身上的汗像瀑布一样，哗哗啦啦地往下淌。空气闷得很，呼吸的每一口热气都会让你感觉自己将要在下一秒被热量蒸发。我和其他70名知青一起，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青春时光。

后来，我当兵了，空军工程兵，在云南的昆明。原以为是极其光彩照人、可以飞上蓝天的飞行员，结果是去修理汽车的。这着实让我心里大大失落了一把。后来我又被调到云南西双版纳，当然，去那里不是去欣赏醉人的美景，而是去养猪。那里是空军的一个农场，我和另外一个大兵一起养了几十头猪，还要参与料理十多亩的鱼塘、种植蔬菜和酿酒。在那里的几年，我过上了“农场主”的日子，当然，我只是一个大兵。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没有去前线，但是我在距离前线最近的机场为国家效力。我修汽车、整理跑道，还和其他的大兵一起工作，把一个乱石岗推成了一个新机场。我也由此获得了一枚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纪念章。

第二年，我退伍复员，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广州，并成为一家国有保险公司的业务员。

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已经拉起，我内心充满着对生活的希望。因为不用打仗了，不搞阶级斗争了，我这满身的力气要为自己的新生活打拼奋斗了，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

我努力工作，从保险业务员一直做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老总，到今天为止，我已经在保险行业工作了二十余年，鬓角都已泛起了白发。

30岁以前，我当工人、当农民、当军人，生活似乎一直在折腾。30岁以后，我安安稳稳地当一个普通人，生活平淡却踏实。

如果说30岁以前我的梦想有些模糊，那么30岁之后，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我的梦想开始沐浴着阳光雨露和春风茁壮成长。

曾经，香港的亲戚能送给我的一件穿过的白衬衣，我都会深深地记住他的好心，尽管衬衣已经由于汗渍泛黄；如今，我和老婆经常一起自由地去香港购物，去澳门游玩，感受着祖国繁荣昌盛，感受着新时代里生活的舒适。

不要折腾，让每一个普通人过上普通且富裕的生活，就是我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