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章节选读】

坦诚直面和稳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3+1道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一道路指引下，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在这一制度保障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就拿经济方面来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也提高到5400多美元，连续33年经济年均增长率约10%，平均增速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速高出两倍多，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必须正视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矛盾甚至诸多风险。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党的建设时，提醒全党，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这里所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风险，也包括国外的风险。笔者觉得，就国内来说，除别的风险外，政治领域的权力腐败、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思想领域的道德下滑，这三条是绝不能小看和轻看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而从国外来说，最大的风险来自美国围堵。

正是这3+1道难题，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绕不开、躲不过的四大难题，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路上的四大障碍。但是，这个关必须过，这些坎必须跨。笔者认为，这3+1道难题可以称为中国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这是我从邓小平晚年关注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思想中受到的启发。邓小平跟他的弟弟邓垦谈话中，着重谈了两极分化这个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但又不局限在这一个问题上，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是作为“比如”的一个问题。他还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因此，我认为，3+1道难题可以说都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而且前三个问题很明显都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在发展起来前，问题并不突出，人民群众的反感度也并不很大。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发展，还处在发展前的落后状态，美国不会认为对它是个威胁。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因此，这3+1道难题，既像邓小平说的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也像胡锦涛说的是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

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采取不承认主义，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文过饰非。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开创者的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敏锐眼光和坦诚品格，对国内的三个问题，发现得最早，也讲得最多、最深刻，给我们留下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等珍贵遗产，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笔者在阐述中将更多以邓小平为范例。当然，美国围堵问题基本除外，因为邓小平生前美国还没有高调宣示和实际实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说基本除外，就是说，不是完全除外，因为邓小平虽然没有遇到“美国围堵”，但遇到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因此邓小平尖锐指出中美关系处在“相当危险的地步”。

一 坦诚直面权力腐败和道德下滑

首先，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他首先能敏锐地觉察和坦诚直面并承认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那些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权力腐败导致的经济腐败、思想道德领域的丑恶行为和让人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因此，他在全党不断敲起拒腐防变的警钟，并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方针。

邓小平同志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称为“很恶劣的反人民作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问题。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提出，现在处在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他专门讲了社会风气问题，他说：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现在工作重点转移了，对外开放了，对外交往和联系多了，有些人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他提醒“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明确指出“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要求我们“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邓小平对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措施不力、心慈手软的现象多次进行批评，他说，“人民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反思这一教训时，总是指出我们反腐败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错误，认为这一手软，他坦诚地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因此邓小平反复要求，要赢得民心，要使人民满意，就要纠正一手软的失误，抓紧惩治腐败。

其次，邓小平一直把党风和社会风气联在一起，把惩治腐败和治理道德败坏联在一起。道理很简单，一是我们党是执政党，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二是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就要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后来，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党的会议上，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因此，邓小平经常把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和思想领域的道德败坏捆在一起批，捆在一起反。他认为，严重危害社会风气本身就是腐败，因此他说：“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

最后，在消极腐败问题上，特别是在道德下滑问题上，邓小平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是：对问题本身的存在，对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直言不讳；对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对由问题暴露出的失误——直认不讳。

邓小平对道德下滑问题的直言不讳和直认不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因为他深知，只有比较才能鉴别。一是“国内横比”，即同经济发展比，同物质文明比，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邓小平一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上了一个台阶，而精神文明、思想道德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不足，我们是失误的，而且是个大失误，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据我阅读《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邓小平年谱》的不完全统计，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讲到思想道德方面的失误共六次，其中一次讲“失误”，一次讲“大的失误”，四次讲“最大的失误”。第二次讲最大失误时，说是对外国人讲的，这应该是另一次，但我未看到这次跟外国人讲失误的资料，这样一共就有七次，其中讲“最大的失误”就有五次。连对外国都讲我们的最大失误，可见小平同志对此直认不讳。除坦承这种失误是“最大失误”外，还坦承这是就全国来看和全党来讲的，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二是国内纵比，即不同时期的比较。邓小平经常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的下滑与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初期、60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思想道德进步作比较、对照，他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他又说，这几年思想教育、社会风气差，学生也在进行反思，这是可喜的，是个大教育，只要抓紧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他还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三是国际横比，即同外国比，主要跟文明程度相当高的新加坡比，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