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自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基本信息】

作者：朱峻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3月

【内容简介】

本书原是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确定的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经作者在十八大胜利闭幕后不久，根据十八大报告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精神作精心修订并精简再版，成为学习十八大精神和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重要读物。

作者朱峻峰同志从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开始，对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等几代党的领导集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探索和实践逐个进行了深入细致而又系统的阐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旗帜、事业和制度的基本内容和相互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做了系统分析，还对需要坦诚直面和稳妥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躲不开、绕不过的三大难题——政治领域的权力腐败、经济领域的两级分化、思想领域的道德下滑做了富有建设性的探讨。

【作者简介】

朱峻峰，《求是》杂志社原副总编辑、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编审。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政治部理论研究室主任、大校、教授，总参谋部陆军参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正师）兼总参谋部理论研究室主任，中宣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1997年2月至2004年3月，任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副总编辑、编审。1998年起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

【目录】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一 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和成就

二 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三 加强全面建设，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渊源

一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性和适用性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通性和继承性

三 列宁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通性和继承性

四 党的十八大彰显马列主义的指导作用，体现马列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一 1956年毛泽东探索的开始及其历史轨迹

二 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要点

三 毛泽东从1957年起探索入迷途，停止和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

邓小平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确立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

二 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基本轮廓

三 从十三大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开辟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

一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 排除障碍，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

三 面对新环境新挑战，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

一 胡锦涛到西柏坡考察，预料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风险“还会很多”

二 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风险，引起胡锦涛对科学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三 科学发展观的规范表述，明确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四 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新一轮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五 胡锦涛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概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界定和框架结构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容界定和框架结构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容界定和框架结构解析

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容界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若干问题断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深化和丰富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二 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深化和丰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

三 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深化和丰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四 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深化和丰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及其内容提要

二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四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五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七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八 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相互关系及其世界意义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事业、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之间的关系

三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坦诚直面和稳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3+1道难题

一 坦诚直面权力腐败和道德下滑

二 坦诚直面两极分化

三 坦诚直面美国围堵

四 秉持公平正义，解决3+1道难题

五 结语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庄严使命，两个历史任务，三个发展阶段

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作保证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中国、复兴中华民族的唯一正确道路

四 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附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建党90周年“七一”讲话

参考文献

后记

【章节选读】

坦诚直面和稳妥解决发展起来以后的3+1道难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所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在这一道路指引下，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下，在这一制度保障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成绩。就拿经济方面来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到世界第二，人均GDP也提高到5400多美元，连续33年经济年均增长率约10%，平均增速比世界经济平均增速高出两倍多，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但我们必须正视发展中还存在诸多矛盾甚至诸多风险。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在讲到党的建设时，提醒全党，在新形势下，我们党“来自外部的风险前所未有”。这里所说的风险，既包括国内的风险，也包括国外的风险。笔者觉得，就国内来说，除别的风险外，政治领域的权力腐败、经济领域的两极分化、思想领域的道德下滑，这三条是绝不能小看和轻看的，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而从国外来说，最大的风险来自美国围堵。

正是这3+1道难题，成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绕不开、躲不过的四大难题，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路上的四大障碍。但是，这个关必须过，这些坎必须跨。笔者认为，这3+1道难题可以称为中国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这是我从邓小平晚年关注两极分化问题的重要思想中受到的启发。邓小平跟他的弟弟邓垦谈话中，着重谈了两极分化这个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但又不局限在这一个问题上，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分配问题是作为“比如”的一个问题。他还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因此，我认为，3+1道难题可以说都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而且前三个问题很明显都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在发展起来前，问题并不突出，人民群众的反感度也并不很大。至于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也是明摆着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发展，还处在发展前的落后状态，美国不会认为对它是个威胁。2012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我们“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因此，这3+1道难题，既像邓小平说的是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也像胡锦涛说的是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

有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它采取不承认主义，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熟视无睹，文过饰非。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成功开创者的邓小平，以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敏锐眼光和坦诚品格，对国内的三个问题，发现得最早，也讲得最多、最深刻，给我们留下了观察、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等珍贵遗产，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笔者在阐述中将更多以邓小平为范例。当然，美国围堵问题基本除外，因为邓小平生前美国还没有高调宣示和实际实施对中国的围堵战略。说基本除外，就是说，不是完全除外，因为邓小平虽然没有遇到“美国围堵”，但遇到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美国对中国实施制裁，因此邓小平尖锐指出中美关系处在“相当危险的地步”。

一 坦诚直面权力腐败和道德下滑

首先，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因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他首先能敏锐地觉察和坦诚直面并承认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那些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的权力腐败导致的经济腐败、思想道德领域的丑恶行为和让人十分反感又无可奈何的两极分化等问题。因此，他在全党不断敲起拒腐防变的警钟，并制定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方针。

邓小平同志把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称为“很恶劣的反人民作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敏锐地觉察到这种问题。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就提出，现在处在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他专门讲了社会风气问题，他说：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我们的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现在工作重点转移了，对外开放了，对外交往和联系多了，有些人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他提醒“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明确指出“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要求我们“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邓小平对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措施不力、心慈手软的现象多次进行批评，他说，“人民对我们很不满意”，因为“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反思这一教训时，总是指出我们反腐败和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错误，认为这一手软，他坦诚地指出：“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因此邓小平反复要求，要赢得民心，要使人民满意，就要纠正一手软的失误，抓紧惩治腐败。

其次，邓小平一直把党风和社会风气联在一起，把惩治腐败和治理道德败坏联在一起。道理很简单，一是我们党是执政党，中国问题的关键在党；二是政治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是紧密相连的。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要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就要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因此“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后来，邓小平在1985年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党的会议上，即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专门讲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指出：“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因此，邓小平经常把政治和经济上的腐败和思想领域的道德败坏捆在一起批，捆在一起反。他认为，严重危害社会风气本身就是腐败，因此他说：“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

最后，在消极腐败问题上，特别是在道德下滑问题上，邓小平鲜明的立场和态度是：对问题本身的存在，对问题产生的客观原因——直言不讳；对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对由问题暴露出的失误——直认不讳。

邓小平对道德下滑问题的直言不讳和直认不讳，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用“比较”的方法。因为他深知，只有比较才能鉴别。一是“国内横比”，即同经济发展比，同物质文明比，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比。邓小平一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济的发展，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上了一个台阶，而精神文明、思想道德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不足，我们是失误的，而且是个大失误，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据我阅读《邓小平文选》第3卷和《邓小平年谱》的不完全统计，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邓小平讲到思想道德方面的失误共六次，其中一次讲“失误”，一次讲“大的失误”，四次讲“最大的失误”。第二次讲最大失误时，说是对外国人讲的，这应该是另一次，但我未看到这次跟外国人讲失误的资料，这样一共就有七次，其中讲“最大的失误”就有五次。连对外国都讲我们的最大失误，可见小平同志对此直认不讳。除坦承这种失误是“最大失误”外，还坦承这是就全国来看和全党来讲的，他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二是国内纵比，即不同时期的比较。邓小平经常把改革开放以来思想道德的下滑与20世纪50年代的解放初期、60年代的困难时期的思想道德进步作比较、对照，他说：“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他又说，这几年思想教育、社会风气差，学生也在进行反思，这是可喜的，是个大教育，只要抓紧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他还说：“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三是国际横比，即同外国比，主要跟文明程度相当高的新加坡比，邓小平说：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亚洲“四小龙”，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

二 坦诚直面两极分化

权力腐败导致的经济腐败以及社会风气中的丑恶现象，与两极分化的情况有所不同。当然两极分化中的极富阶层，有的也跟腐败有关。邓小平在关于两极分化方面的思想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两极分化的出现有一个过程，邓小平对它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最后他坦承两极分化已经出现，而且是自然产生的。邓小平原来设想，通过一部分先富，而后带动后富，这完全合乎情理，但实践中有的先富者未能也未想带动后富。邓小平原来设想，我们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坚持按劳分配，这就是搞共同富裕，就不可能产生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他还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小平同志开始强调不可能产生两极分化，也强调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而到1992年他全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本质，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概括中，使用的是“消除两极分化”，说明在使用“避免两极分化”的同时，又使用了“消除两极分化”，而“消除”和“避免”两者略有区别，之所以说“消除”，意味着“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出现了才去“消除”它。虽然此时小平同志还没有明确说两极分化是否已出现，但蕴含着“已出现”。1992年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收尾篇，这时他已88岁高龄。情系人民、心系共同富裕的邓小平，还在继续关注着两极分化这个涉及民生的头号问题。1992年12月18日，邓小平在外地休息，看到当天《参考消息》上所刊两篇外媒文章《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国》和《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之后，他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听说他要求工作人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并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1993年9月16日，89岁高龄的邓小平同他的弟弟邓垦谈话，更是直言不讳：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具体他是这么说的：“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人能干，但是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比如刚才讲的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还说：“我算是比较活泼的人，不走死路的人，但毕竟年龄到这个时候了，没有精力搞了”，但还可以“观察社会问题，出点主意”。89岁高龄的邓小平，既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既有结论，也不固守他自己先前多次重申过的观点，而是以他特有的敏锐眼光，重新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不断产生的新现象、新情况和新问题，得出符合新的实际的新思想和新观点，对他过去的看法既有修正，也有丰富，更有发展。

第二，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确认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两极分化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

邓小平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困；社会主义原则，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条是公有制为主体，另一条是搞共同富裕，不是搞两极分化。邓小平还一再强调，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后来他又把共同富裕正式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中。邓小平对两极分化的出现和具体出现的时间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但对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这个问题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他一直要求：防止两极分化，避免两极分化，消除两极分化。

第三，邓小平揭示了两极分化的危害性，指出两极分化会加剧社会矛盾，冲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甚至会落到资本主义，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

邓小平指出：“如果中国只有一千万人富裕了，十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这样社会就稳定了。社会稳定，才能发展经济。”“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邓小平还指出：“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邓小平反复强调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有十一亿人口，如果十分之一富裕，就是一亿多人富裕，相应地有九亿多人摆脱不了贫困，就不能不革命啊！九亿多人就要革命。所以，中国只能搞社会主义，不能搞两极分化。”他说：“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他还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第四，邓小平要求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案来解决两极分化问题。

邓小平不仅指出了两极分化产生的可能性和自然性，又揭示了两极分化的危害性，还提出了要采取税收调节等手段、方法和方案来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1990年7月，邓小平提出要调节分配，实行税收调节，他说：“现在有些地区，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节税要管这个。”邓小平在与他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提出，“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

三 坦诚直面美国围堵

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崛起，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从国际方面来说，障碍和阻力，主要来自美国。

首先，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始终的战略目标就是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继续主导和称霸世界，竭尽全力遏制任何一个可能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谋求世界霸权，奥巴马也不例外。这届政府从总统奥巴马到国务卿希拉里，都一再高调宣示，美国要“领导世界”。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就强调，美国“通过榜样的力量，而不是武力的榜样，来领导世界”。他的目标就是“恢复美国在一个不再是单极的世界上的全球领导地位”。希拉里一再强调，美国“在全球的领导作用依然是不可少的”，美国要“保持持久的领导地位”。什么美国领导世界？就是美国要独霸世界，使世界上没有一国能挑战美国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美国日益担忧中国将成为其称霸世界、维持世界领导地位的主要威胁和主要障碍。

其次，中美两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和发展不同，一直对社会主义持敌视立场的美国，不可能容忍社会主义中国的崛起。正如希拉里所说：“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贸易、人权、宗教自由、劳工和西藏等问题上存有重大分歧。”因此她的结论是“中国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新的挑战”。（转引自《中国反对美国对轮胎特保案实施限制关税》，《北京周报》2009年10月。）《纽约时报》曾经刊文说：“在未来的几年里，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会使美中关系趋于紧张。美国，这一西半球的霸主，会极力阻止中国成为东半球的霸主，是这一时代不变的主题。”

最后，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围堵。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的战略重点是欧洲，20世纪90年代初，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解体之后，美国对战略关注的重点进行了全新评估和定位。经过多年分析，结论是：要更加关注亚太地区形势的变化和走向，主动适时地把战略重心转移到新的地区，亚太地区是重中之重，主要矛头指向中国。为此，美国政府调整了全球军事战略部署，重新部署军事基地和军力投放，把大部分航空母舰、核潜艇、宙斯盾驱逐舰和战略轰炸机部署在亚太地区，并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联合军演。美国加强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盟国关系，与印度建立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挑拨中国邻国与中国的关系，为这些国家撑腰打气，特别就南海等问题挑起事端，兴风作浪；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火上浇油，制造麻烦。美国还暗中支持“台独”、“藏独”、“疆独”分子的反华分裂活动，损害我国的核心利益；对中国的产品频繁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制造贸易摩擦和争端，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散布“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谬论，歪曲“中国模式”，诋毁中国制度，丑化中国形象；等等。

围堵中国典型案例一：美国把舰艇兵力部署成三条岛链，形成层层围堵中国之势。一是以夏威夷为中心的诸群岛至中途岛及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基地，作战领域可以覆盖太平洋和印度洋的40多个国家。二是以关岛为中心的诸岛屿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基地。三是在日本、韩国直至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基地。一旦有事，美国可以作出快速反应，并以“海空一体战”的方式实行快速有效打击。

围堵中国典型案例二：美国频繁进行联合军演，对中国进行威慑。2012年6月29日至8月3日，由美国主导、共22国参与的第23次环太平洋联合军演在夏威夷举行。这是40多年来环太平洋军演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历时36天，参演军力含2.5万名军人、42艘舰艇、6艘潜艇和200多架飞机。俄罗斯等多国首次参演，唯独把中国排除在外。22个国家恰好差不多都是三条岛链上的国家。

围堵中国典型案例三：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南海位于中国南部，是中国大陆濒临的四大边缘海之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所谓南海问题，指涉及中国、中国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五国六方对南海诸岛及附近海域主权归属和海洋权益划分的争端。南海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地区热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该海域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国际格局的变化，两极格局的解体，特别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得区域外大国，主要是美国、日本等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度日益上升，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特别是美国，要把南海诸岛和附近海域作为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企图把水搅浑，从而浑水摸鱼。本来，中国和该区域有关国家已经达成协议，关于南海岛礁主权分歧由直接相关国家通过双边友好协商方式和平解决，而美国却从外域介入其中，要把这个问题多边化、国际化，而且对一些国家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进行偏袒和纵容。周边相关国家借助美国这域外大国牵制中国，美国也拉拢周边国家遏制和围堵中国，制造事端，推波助澜，企图使南海问题复杂化、尖锐化。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这也是由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时代主题决定的。40年前，中美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用“跨越太平洋的握手”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肯定中美双方共同点的同时，如实列出存在的分歧，开始探索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文化、发展阶段大国的相处之道。今天，应该更有智慧，也更有能力，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经济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国关系的新路径。经过共同努力，中美之间现有60多个对话和磋商机制，包括从领导人到工作层等各个级别，涵盖政治、安全、防务、经济、贸易、科技、人文、能源、环境等广泛领域。胡锦涛主席在2012年5月初召开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强调：“我们这个星球有足够的空间，应能容得下中美两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开创了一条依靠中国人民勤劳智慧、通过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合作共赢实现发展的正确道路。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胡锦涛主席还提出了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原则，这就是平等互谅，相互尊重，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对存在的分歧，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以免影响中美关系大局”。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也已达成以下共识：共建相互尊重、互利互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关系，一路走来并不平坦，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今后的路还很长，继续走好也不容易，但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克服困难，排除干扰，消除风险，继续前行。

四 秉持公平正义，解决3+1道难题

笔者在前面已经就3+1道难题阐述了我们应持的立场、观点、方法，但不想也无法就不同领域的3+1道难题以有限的文字开出不同的药方或一张综合药方，只想探讨解决这3+1道难题应遵循的一个指导性原则。这个原则，不是别的，就是公平正义。秉持公平正义，遏制权力腐败；秉持公平正义，消除两极分化；秉持公平正义，制止道德下滑；秉持公平正义，应对美国围堵。

支撑我这一看法的，主要是胡锦涛同志的一个重要讲话和中央的一个重要决定。

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几点需要强调。一是《决定》明确规定“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这个重要论断，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二是这个《决定》把收入分配方面的问题、诚信缺失道德失范问题和腐败现象作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三是把公平正义纳入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即目标任务中具体包括：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四是在具体部署上重点强调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制度建设的落脚点又放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上，首先强调“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并具体提出了六条要求：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巩固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完善法律制度，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完善司法体制机制，加强社会和谐的司法保障；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2005年2月，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在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观点。一是从总的方面提出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并把公平正义纳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目标，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是第一次。胡锦涛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二是具体提出了五点要求：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协调处理好各种和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规定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接受教育，都能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生活，都能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从上述两个重要文献来看，对公平正义的论述，虽立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但又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出发的，因此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指导性，包括对于解决3+1道难题同样具有适用性和指导性。同时，这两个文献，主要还是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对解决分配不公和民生建设的问题有着更为直接的指导意义，甚至一些具体措施也都直接体现出公平正义的原则。因此，对于解决两极分化这道难题，笔者不需要再作探索和阐述，需要多说几句的倒是在其他三道难题上。

权力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可以权为民谋利，另一方面可以权为己谋利。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和制约，势必产生腐败，这已被中外无数事实所证明。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只有制度才能治本，才能做到预防。而制度的核心，就是健全和完善制约和监督权力的一整套制度、体制和法律规章，但这种制约和监督权力的制度、体制和法律规章，离开了公平正义原则的指导是不可能的，一是制定不出来，二是制定出来了也不可能得到有效贯彻。现在，防治腐败的各种法律法规已达一千几百件之多，已经形成了制度，但反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真正刚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制度机制没有形成。

具体说一个老话常谈的问题，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的“三公”消费，群众反映强烈，但解决上却行动迟缓，力度不足。原因何在？关键是触动了特权。近几年，“三公”消费居高不下，公款吃喝仍处上行。最新权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已达3000亿元，让人揪心。有些地方，搞车改，层层发放高额补贴，使本来非法的特权合法化。车改的指导思想不确定在反特权的基点上，是不可能有成效的。邓小平1980年那篇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纲领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心思想就是改变权力高度集中，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改变家长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文中特别批评我们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他还指出，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在邓小平看来，不反特权，不破既得利益，不加强权力监督，就无法做到反腐倡廉，也谈不上公平正义，改革也无法推进。因此，车改要像样，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赞成，要有成效，就必须端正指导思想，秉持公平正义，反对特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让权力由群众来监督。如果坚持这一指导思想并把它贯彻到行动中，这车改说难其实也不难。笔者在15年前就向有关部门建议，作为车改的第一步就从简单易行的做起，只要把车牌的颜色略作改变，以与私车相区别，寻常百姓只凭肉眼就轻易认出这是公车还是私车。这样一来，公车私用的概率将大大下降，公车不至于还会频繁出现于菜市场买菜和扎堆停靠在校门口接送孩子，或者“自由”出没于那些乌七八糟的场所。

公平正义既是一个民主法治建设的概念，也是一个思想道德建设的概念，渗透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时，公平正义与诚实守信也是连在一起的，没有诚实守信，也就谈不上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和诚实守信都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也都是社会和谐的深厚基础。公平正义的缺乏，会导致民众心理失衡，导致诚信缺失，也导致欺诈成风。只有伸张公平正义，才能遏制道德下滑。

这里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胡锦涛同志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时特别强调，我们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公平正义是我们反霸的旗帜，也是我们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旗帜，还是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旗帜。只有高举公平正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才能推动建立公正合理、民主平等的国际新关系和国际新秩序，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推动建立平等、互利、共赢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实现中国的发展与和平国际环境的良性互动。这里还要强调的是，高举公平正义的旗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来看看邓小平是如何处理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的。1989年春夏之交，邓小平跟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作了一个重要的谈话，谈话的主题和目的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即为了开辟中苏关系的未来，就要结束过去，既要结束过去，就得谈谈过去。这就是有一个交代。邓小平接着讲了两点，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包括沙俄的压迫下遭受的损害；二是近三十年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中苏关系恶化，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一个半月后，即1989年7月2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特使、美国国家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绝不含糊。”当前的中美关系，也可以说“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不管美国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否跟国内大选有关，我们要告诉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中国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是决不会含糊的！

五 结语

胡锦涛同志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已经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今后仍面临着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委、候补中委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两届中共中央总书记都要求我们在成就面前，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问题意识、困难意识、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在困难和风险面前，我们应该不被吓倒，不畏艰险，树立必胜信心，沉着应对，排除千难万险去争取胜利。我们上述3+1道难题，其实也是世界性、世纪性的难题，许多国家在它们的发展道路上，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遇到过，有的也长期困扰着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无非是成长中的烦恼、崛起中的障碍、发展后的问题。既然是世界性、世纪性的难题，对中国来说又前所未有，因此“速胜”不可能，而“放任”又不允许，唯一正确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回避而直面，不讳言而坦承，不急躁而稳妥，不懈怠而积极，未雨绸缪，迎接挑战，攻坚克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再前进！